論秦政、王莽曰︰秦焚《詩》、《書》以立私議，莽誦六藝以文奸言，殊途同歸，俱用滅亡。蓋謂書不適用讀書與不讀書也。魏鶴山嘗嘆孔孟著書未及行，盡其轍轅歷聘，熟諳世故，又洞識前古，使其獲用，弛張必當。至秦大肆暴，經皆出于漢儒，掇拾先王制度，雜以秦漢，漢舛謬甚則胡制，即王賈馬箋注多是以後王儀文臆說三代令典。故經著義理綱常，萬古不易，其建置縴悉，隨時之宜可也。夏禮而杞不足征，殷禮而宋不足征，孔子時二王之後猶存而皆雲然，後乎孔子者文獻又可知矣。韓魏公規荊公新法曰︰古今異制，貴于便時，《周禮》所載， 有不可施于今者非一（程子曰︰經焚，禮書多出，漢儒不可一一追復），後世眩于太平六典之名，執于周公制禮之說，一用于王莽，再用于後周，三用于熙寧，而治卒不可致，不知三五制作皆出聖人，而唐虞禪，夏後殷周繼，忠質文異尚，子丑寅建立已各不侔，何嘗殷必循夏之跡，周必襲殷之制，況事久必弊，弊久則更，豈有執而不通之理？漢崔《政論》曰︰濟世拯時之術，豈必體蹈堯舜乃理哉？期于補疑闕壤、支柱傾邪、隨形裁割、措斯世于安定之域而已。孔子對葉公、景公、哀公問政各不同，所急異務也。俗人奇偉所聞，簡忽所見，焉可與論國家大體哉（後世言三代永固以封建，不知禹之天下非無封建，不三世而太康失國，幸而再集者，少康之賢明也。幽王之天下非無封建，一無道而四夷交侵，幸而復國者，宣王之修攘也。春秋諸侯之弊極矣，周以微弱乃載柞數百，豈諸侯于周真有一日之力哉？徒以各爭強大，不能相質，周幸而傳爾。秦變以郡縣，而弊以苛暴。漢易以寬仁，而制于權臣。晉弊于權臣，隋弊于盜賊，唐弊于藩鎮，往往國之亡皆有弊，善治者亦惟救偏補弊而已，無拘說也）！又曰︰昔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褒齊桓，懿晉文，嘆管仲之功矣，豈不美文武之道哉？誠達權知弊也。此論足以盡美三代之蔽矣。余嘗謂唐虞治道，萬古冠冕，究其設官，惟內有百揆、四岳，外有州牧、侯伯，職之可紀。昔禹平水土，稷教播種，契敷五教，皋陶為士，與夫垂工、夔樂、伯夷秩宗而已，何嘗瑣屑如《周禮》哉？矧治道貴安靜，設官既冗則巧拙雜進，天下始病矣。司馬溫公曰︰叔向有言，國將亡必多制。明王之治謹擇忠賢而任之，法制不繁而天下治，及其衰也，百官之仕不能擇人，而禁令益多，防閑益密，上下勞擾而天下亂。漢唐而下，君道雖不盡純，而漢文景以恭儉致太平，唐太宗以仁義致太平，有宋以儒道致太平，則亦惟其人而已，不在盡循古制也。《酌》頌成王曰，言能酌先祖之道以安天下。漢吏稱其職，民安其業，而宣帝曰︰漢家自有制度。甦子曰︰事若可行，不必皆有故事。若俗所不安，人 所不悅，縱有禮典明文，無補于怨。故履不必同要之適足，治不必同要之通時。又曰︰通其變，天下無弊法，執其方，天下無善教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