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文 越绝外传计倪第十一

类别:史部 作者:不详 书名:越绝书

    昔者,越王句践近侵于疆吴,远媿于诸侯,兵革散空,国且灭亡,乃胁诸臣而与之盟:“吾欲伐吴,奈何有功?”群臣默然而无对。王曰:“夫主忧臣辱,主辱臣死,何大夫易见而难使也?”计倪官卑年少,其居在后,举首而起,曰:“殆哉!非大夫易见难使,是大王不能使臣也。”王曰:“何谓也?”计倪对曰:“夫官位财币,王之所轻,死者,是士之所重也。王爱所轻,责士所重,岂不艰哉?”王自揖,进计倪而问焉。

    计倪对曰:“夫仁义者,治之门,士民者,君之根本也。闿门固根,莫如正身。正身之道,谨选左右。左右选,则孔主日益上,不选,则孔主日益下。二者贵质浸之渐也。愿君王公选于众,精炼左右,非君子至诚之士,无与居家。使邪僻之气无渐以生,仁义之行有阶,人知其能,官知其治。爵赏刑罚,一由君出,则臣下不敢毁誉以言,无功者不敢干治。故明主用人,不由所从,不问其先,说取一焉。是故周文、齐桓,躬于任贤,太公、管仲,明于知人。今则不然,臣故曰殆哉。” 越王勃然曰:“孤闻齐威淫泆,九合诸侯,一匡天下,盖管仲之力也。寡人虽愚,唯在大夫。”计倪对曰:“ 齐威除管仲罪,大责任之,至易。此故南阳苍句。太公九十而不伐,磻溪之饿人也。圣主不计其辱,以为贤者。一乎仲,二乎仲,斯可致王,但霸何足道。桓称仲父,文称太公,计此二人,曾无跬步之劳、大呼之功,乃忘弓矢之怨,授以上卿。传曰:直能三公。今置臣而不尊,使贤而不用,譬如门户像设,倚而相欺,盖智士所耻,贤者所羞。君王察之。”越王曰:“诚者不能匿其辞,大夫既在,何须言哉!”计倪对曰:“

    臣闻智者不妄言,以成其劳,贤者始于难动,终于有成。传曰:‘易之谦逊对过问,抑威权势,利器不可示人。’言赏罚由君,此之谓也。故贤君用臣,略责于绝,施之职而成其功,远使,以效其诚。内告以匿,以知其信。与之讲事,以观其智。饮之以酒,以观其态。选士以备,不肖者无所置。”

    越王大媿,乃坏池填堑,开仓谷,贷贫乏,乃使群臣身问疾病,躬视死丧,不厄穷僻,尊有德;与民同苦乐,激河泉井,示不独食。行之六年,士民一心,不谋同辞,不呼自来,皆欲伐吴。遂有大功而霸诸侯。孔子曰:“宽则得众。”此之谓也。

    夫有勇见于外,必有仁于内。子胥战于就李,阖庐伤焉,军败而还。是时死伤者不可称数,所以然者,罢顿不得已。子胥内忧:“为人臣,上不能令主,下令百姓被兵刃之咎。”自责内伤,莫能知者。故身操死持伤及被兵者,莫不悉于子胥之手,垂涕啼哭,欲伐而死。三年自咎,不亲妻子,饥不饱食,寒不重彩,结心于越,欲复其仇。师事越公,录其述。印天之兆,牵牛南斗。赫赫斯怒,与天俱起。发令告民,归如父母。当胥之言,唯恐为后。师众同心,得天之中。

    越乃兴师,与战西江。二国争疆,未知存亡。子胥知时变,为诈兵,为两翼,夜火相应。句践大恐,振旅服降。进兵围越会稽填山。子胥微策可谓神,守战数年,句践行成。子胥争谏,以是不容。宰嚭许之,引兵而还。夫差听嚭,不杀仇人。兴师十万,与不敌同。圣人讥之,是以春秋不差其文。故传曰:“子胥贤者,尚有就李之耻。”此之谓也。

    哀哉!夫差不信伍子胥,而任太宰嚭,乃此祸晋之骊姬、亡周之褒姒,尽妖妍于图画,极凶悖于人理。倾城倾国,思昭示于后王,丽质冶容,宜求监于前史。古人云:“苦药利病,苦言利行。”伏念居安思危,日谨一日。易曰:“知进而不知退,知存而不知亡,知得而不知丧。”又曰:“进退存亡不失其正者,唯圣人乎!”由此而言,进有退之义,存有亡之几,得有丧之理。爱之如父母,仰之如日月,敬之如神明,畏之如雷霆,此其可以卜祚遐长,而祸乱不作也。

    译文:

    从前,越王勾践侵犯强大的吴国失利,又愧对诸侯各国,远近交困,军备耗尽,国家面临灭亡的危险。

    于是,勾践召集大臣们,与他们商议誓约:“我想讨伐吴国报仇雪恨,怎样才能成功?”大臣们默不出声。

    越王就说:“君主的忧虑跫茬子的耻辱,君主的耻辱就需要臣子效死命去洗雪,为什么你们能轻视君主的忧虑和耻辱,却难以听从君主的使遣呢?”计倪官小位卑,年纪又轻,居于后列,他抬头起身说道:“危险啊!并不是大夫们能轻易容忍而难以使遣,这是君王不能正确地使遣他们。”越王说:“这话怎么说?”计倪回答说:“官位、财货,是君王所应轻视的东西;为国君效死命,则是官吏们所重视的事情。

    君王爱惜宫位财货,却责斥官吏们,要他们去为国效命,这难道不是很困难了吗?”越王向计倪拱手行礼,请他上前来,询问他。

    计倪回答说:“仁义是治国的关键,官吏百姓是当国君的根本。

    抓住关键、稳固根本,没有比先端正自己更重要的了。

    端正自己的方法,就是要谨慎地选择好辅佐之臣。

    辅佐之臣选得好,那末君主就蒸蒸日上;辅佐之臣选得不好,那末君主便每况愈下。

    这两者最重要的是注意相互间的逐渐变化。

    因此,希望君王公正地选拔人才,精当地选择好辅佐之臣,不是有才德的最真诚的人,就不能拔举他到朝廷上做官。

    要使邪僻不正之气无法滋生,而仁义有道之衍日益得到提倡,每个人都了解自己能力所适合的工作,官吏们则熟悉自己所管理的事务。

    封爵行赏和判刑处罚这些事,…律都由国君决定,那末,臣子就不敢出言进行评论毁誉,没有功勋的人也不敢干预国事了。

    所以,英明的君主在用人时,不问他从哪里来的,也不考虑先来后到,喜欢、择取的标准是统一的。

    因此,周文王、齐桓公就能亲自任用贤人,太公望、管仲也能清楚地辨识别人的贤愚善恶。

    现在,我们越国却不是这样的,所以我说危险了。”越王听后勃然大怒,说道:“我听说齐桓公纵欲放荡,多次会合诸侯,将天下的秩序纳入正规,完全是依靠管仲的力量。

    我这个人就是愚笨,也只有依赖你们大夫。”计倪回答说:“齐桓公免除了管仲的罪行,把治理国家的重任委托给他,一切都极为容易。

    这就是原先的南阳苍句。

    太公望九十岁还不见有功,仍然是稻溪边一个吃不饱的穷人。

    但圣明的君主并不计较他们的屈辱受抑,依然认为他们是贤人。

    这件事请教仲父,那件事也请教仲父,这就能够实现王道,称霸又算得了什么呢!齐桓公尊称管仲为仲父,周文王尊称吕尚为太公望,想一下这两位臣子,原先他们对于君主根本就没有一点辛劳、半点功绩,但君主却能够忘却被射的怨恨,任命他们为上卿。

    书传上说:“有担任三公的能力就授予三公之位。”现在,越国虽然也设置官吏,但并不尊重他们;虽然也使遣贤人,但却不重用他们,就好像在门口虚设画像,让画像倚靠在门上欺骗人。

    这正是有智谋的人和有才德的人感到耻辱的做法。

    请君王仔细审察。”越王说:“真诚的人就不应该有话不说,大夫们既然都在这里,你不妨把话全部说出来!”计倪回答说:“我听说聪明的人不胡言乱语,是为了成就自己的功业;有才德的人在事情开始时往往很慎重,因而最终能够取得成功。

    书传上说:‘《易经》中的谦卦就是说,要谦恭地去应付错误的提问,要抑制、变通自己的权势,国家的权力是不能让别人看的。

    ’说赏赐处罚应该由国君决定,正是这个意思。

    所以,贤君任用臣子,只是稍加斥责以引起臣子的警戒,而给他们职权,让他们去成就功业。

    派遣他出使远方,来验证他的诚心;进入内室才把别人的恶言告诉他,让他了解对他的信任;跟他一起谈论事情,来观测他的智慧;赐酒给他喝,来考察他的态度。

    选拔人才一定要求全责备,不合格的就不安摊职位。”越王勾践听后感到非常惭愧,于是毁坏、填平战壕,打开谷仓,把谷物借给缺粮的百姓。

    他又派大臣们去慰问国内生病的人,自己则去探望有丧事的人家;他设法不让居于穷乡僻壤的百姓继续受困遭难,尊重有德之人;他与百姓同甘共苦,筑堤拦河、引泉掘井,决不独占享用。

    这样做了六年,官吏百姓都同心一意,不谋同辞,不呼自来,都要求讨伐吴国,于是,越王才成就了巨大的功业,越国也称霸于诸侯。

    孔子说:“宽爱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护。”说的就是这样的事。

    一个人能在外表上显现出勇敢来,那末他的内心一定是仁爱的。

    伍子胥在就李作战时,吴王阖庐受了伤,吴军败退回国。

    当时,死伤的人不计其数,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,是吴军疲弊困顿到了极点,实在是迫不得已。

    伍子胥内心在担忧:“作为臣子,对上不能让君主逞志快意,对下使百姓身受战争之害。”他责备自己,内心非常悲伤,但没有人能够知道这一点。

    吴国那些曾拚死作战、受到创伤和兵害的人,全部都汇聚到伍子胥的手下,他们流泪痛哭,要求讨伐越国,决一死战。

    伍子胥经过了三年的自责自咎,不与妻子儿女亲近,肚子饿了不肯吃饱,身上冷了也不肯加衣服,专心一意考虑向越国复仇这件事。

    他拜越公为师,把越公讲授的办洼都记录下来仔细研究。

    他观察、印证上天牛、斗两宿所显示的兆象,他那显赫盛大的愤怒与上天之兆一起兴发。

    于是,他发布命令遍告百姓,而百姓也像亲近父母一样地归附而来,他们都听从伍子胥的命令,唯恐落在别人的后面。

    吴国士兵众多,同心齐力,顺应上天的意愿,于是向越国发动攻击。

    越国也就起兵应战,与吴军在西江交锋。

    吴、越两国争强,谁存谁亡难以预料。

    但伍子胥懂得时机的变化,他布设诈兵,分为两翼,又在夜间点火以互相呼应。

    结果使越王勾践非常恐慌,越军人心动摇,纷纷向吴军顺服投降。

    吴国进兵包围了越国会稽填山。

    伍子胥的精妙计谋真称得上神了。

    勾践在会稽坚守了几年后,终于向吴国求和。

    伍子胥极力谏劝,因此不为吴王所容纳。

    太宰饵答应了越王的求和,于是,吴王就率兵回国了。

    夫差听信太宰豁的话,没有杀掉仇人勾践;吴国劳师动众,调动了十万军队,结果却与不打仗一样。

    圣人批评这样的做法,因此《春秋》,中没有记录这节文字。

    所以,书传上也说:“伍子胥是个有才德的人,尚且要蒙受就李之战的耻辱。”讲的就是这件事。

    可悲啊!夫差竟然不信从伍子胥,而听任太宰韶,这正像祸乱晋国的骊姬、灭亡周代的褒姒,她们尽管比图画上的美女还要艳丽妩媚,但所做的事情却极其凶恶,大大违背人理。

    倾国倾城、丽质冶容的美女,往往只知道向后代的君王显示自己的艳丽,却忘了应该从前代的历史上获取借鉴。

    古人说:“苦药利病,苦言利行。”俯伏考虑这些居安思危的道理,就可以一天比一天地谨慎从事。

    《易经》上说:“知道前进却不知道后退,知道生存却不知道灭亡,知道获取却不知道丧失。”又说:“进退存亡,不忘记正道的,大概只有圣人吧!”由此看来,前进中包含有后退的意义,生存中包含有死亡的迹兆,获取中包含有丧失的道理。

    国君对待贤人,爱他们如同爱父母,敬仰他们如同敬仰日月,尊重他们如同尊重神祗,畏惧他们如同畏惧迅雷,—那末,大概也就能够求福长远、祸乱不兴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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