唯圣人能属万物於一而系之元也，终不及本所从来而承之，不能遂其功。是以《春秋》变一谓之元，元犹原也，其义以随天地终始也。故人唯有终始也，而生不必应四时之变，故元者为万物之本，而人之元在焉。安在乎？乃在乎天地之前。故人虽生天气及奉天气者，不得与天元本、天元命，而共违其所为也。故春正月者，承天地之所为也，继天之所为而终之也，其道相与共功持业，安容言乃天地之元。天地之元奚为於此，恶施於人，大其贯承意之理矣(1)。
能说鸟兽之类者，非圣人所欲说也。圣人所欲说，在於说仁义而理之，知其分科条别，贯所附，明其义之所审，勿使嫌疑，是乃圣人之所贵而已矣。不然，传(2)於众辞，观於众物，说不急之言(3)而以惑后进者，君子之所甚恶也。奚以为哉？圣人思虑不厌，昼日继之以夜，然后万物察者，仁义矣。由此言之，尚自为得之哉。故曰於乎！为人师者，可无慎邪！夫义出於经，经传，大本也。弃营劳心也，苦志尽情，头白齿落，尚不合自录(4)也哉？
人始生有大命(5)，是其体也。有变命(6)存其间者，其政也。政不齐则人有忿怒之志，若将施危难之中，而时有随遭(7)者，神明之所接，绝属(8)之符也。亦有变其间，使之不齐如此，不可不省之，省之则重政之本矣。
撮(9)以为一，进义诛恶绝之(10)本，而以其施，此与汤武同而有异。汤武用之治往故。《春秋》明得失，差贵贱，本之天。王之所失天下者，使诸侯得以大乱之，说而后引而反之。故曰博而明，而深切矣。
【注释】
(1) 理：分析。 (2) 传于众：疑为“傅于众”，附会众人之口。傅：附会。 (3) 不急之言：不切实际的琐碎的话。急：切合。 (4) 录：省录，清醒。 (5) 大命：即天命，上天之命。 (6) 变命：变化了的命运。天命为体，又因具体情况而生变，即变命。 (7) 随：随命，即通晓天命的。遭：遭命，即通晓人命的。《庄子•列御寇》：“达大命者随，达小命者遭”。小命：即人命。 (8) 绝属：断绝继承者。绝：断绝。属：续。 (9) 撮：归纳，概括。 (10) 之：同“其”．它的。
【译文】
只有圣人才能将万物归之于一并将一和元联系起来，到最终也不能追溯到将万物归为一的本源便这样接续下来，不能有什么结果。所以《春秋》将一改为元。元，就是本源，它的意思是随顺天地的产生而产生的。所以人生是有始有终的，而生、死不一定要与四季的变化相适应，所以元，就是万物的本源。而人的本源也在其中。本源在什么地方？是在天地产生之前。所以人虽生于天气和尊奉天气行事，却不能和上天同时以元为本，尊奉天命，而共同违背自己的本源。所以春天正月，是承顺上天的安排。也是按照这种上天的安排结束这一个月的，它的原则是和天地共同成就功业，怎么可以说人的本源就是天地的本源呢！天地的元又为什么影响到人类社会呢？大体上说是人顺承了上天的原理。
能说明鸟兽之间的道理，不是圣人所要说明的道理。圣人所要说明的，是在于说明仁义并分析它，知道仁义的条文差别，并贯彻到应该分别仁义的事物之上，表明仁义原理的周详，不让因事理相近而生疑，这就是圣人所看重的。不这样，附会众人之口，看到的只是普通事物，讲一些不切实际的话来迷惑后学的人，是君子特别厌恶的。怎样做合适呢？圣人思考问题从不厌烦，从白天继续到夜晚，之后在万物中能辨识明白的，只有仁义。由此看来，把自己深思所得到的道理看得最为高尚。因此说：唉！做别人老师的，可以不审慎吗？仁义出于经典《春秋》，《春秋》及其对它的注解，是它的本源，抛开经传的核心去劳心思虑，用尽辛苦的情思，甚至到发白齿落的时候，也还不能自我清醒吧？
人生开始就有“大命”，这是人的主体。有“变命”存在于人生之中，这就是政令。政令如不整齐一致人们就会有忿怒的思想，如果这种思想施于危难之中，就会有时有“随命”、“遭命”，这是精神感受得到，断绝继承者的标志。如果人生遇有变命，使政令不齐到这种程度，就不能不仔细分析，分析是注重政令的根本。
概括为一句话，提倡仁义、谴责丑恶断绝丑恶的来源，而用《春秋》的原则施教人们，这和汤武之治相同，又有不同。汤武用这一思想治人之既往，《春秋》用这一思想阐明得失，分别贵贱，是最大的根本。君王所以失去天下权力，而让诸侯能够扰乱天下，在《春秋》讲解之后才可援引此理反归正路。所以说《春秋》之理是广博而明确，深刻而切中要害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