卷四  内篇四 说林

类别:史部 作者:章学诚(清) 书名:文史通义

    道,公也;学,私也。君子学以致其道,将尽人以达于天也。人者何?

    聪明才力,分于形气之私者也。天者何?中正平直,本于自然之公者也。故曰道公而学私。

    道同而术异者,韩非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之书,《列子》有《杨朱》之篇,墨者述晏婴之事;作用不同,而理有相通者也。述同而趣异者,子张难子夏之交,荀卿非孟子之说,张仪破苏秦之从。宗旨不殊,而所主互异者也。

    渥洼之驹,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;合两渥洼之力,终不可致二千里。言乎绝学孤诣,性灵独至,纵有偏阙,非人所得而助也。两渥洼驹,不可致二千里;合两渥洼之力,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千里。言乎鸿裁绝业,各效所长,纵有牴牾,非人所得而私据也。

    文辞非古人所重,草刨讨论,修饰润色,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:朔于尽善,不期于矜私也。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,以谓“后世谁知定吾文者”,是有意于欺世也。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,是使后世读一人之文,而获两善之益焉,所补岂不大乎?

    司马迁袭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文。非好同也,理势之不得不然也。司马迁点窜《尚书》、《左》、《国》之文,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,非好异也,理势之不得不然也。有事于此,询人端末,岂必责其亲闻见哉?张甲述所闻于李乙,岂盗袭哉?人心不同,如其面也。张甲述李乙之言,而声容笑貌,不能尽为李乙,岂矫异哉?

    孔子学周公,周公监二代,二代本唐、虞,唐、虞法前。故曰“道之大原出于天。”盖尝观于山下出泉,沙石隐显,流注曲直,因微渐著,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;观于孩提呕哑,有声无言,形揣意求,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。

    有一代之史,有一国之史,有一家之史,有一人之史。整齐故事,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,详《释通》、《答客问》。而一代之史,鲜有知之者矣;州县方志,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,详《方志》篇。而一国之史,鲜有知之者矣;谱牒不受史官成法,详《家史》篇。而一家之史,鲜有知之者矣;诸子体例不明,文集各私撰著,而一人之史,鲜有知之者矣。

    展喜受命于展禽,则却齐之辞,谓出展禽可也,谓出展喜可也。弟子承师说而著书,友生因咨访而立解,后人援古义而敷言,不必讳其所出,亦自无愧于立言者也。

    子建好人讥诃其文,有不善者,应时改定;讥诃之言可存也,改定之文亦可存也。意卓而辞踬者,润丹青于妙笔;辞丰而学疏者,资卷轴于腹笥。

    要有不朽之实,取资无足讳也!

    陈琳为曹洪作书上魏太子,言破贼之利害,此意诚出曹洪,明取陈琳之辞,收入曹洪之集可也。今云:“欲令陈琳为书,琳顷多事,故竭老夫之恩。”

    又云:“怪乃轻其家丘,谓为倩人。”此掩著之丑也,不可入曹洪之集矣。

    譬彼禽鸟,志识其身,文辞其羽翼也。有大鹏千里之身,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。鷃雀假雕鹗之翼,势未举而先踬矣,况鹏翼乎?故修辞不忌夫暂假,而贵有载辞之志识,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。噫!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!

    诸子一家之宗旨,文体峻洁,而可参他人之辞。文集,杂撰之统汇,体制兼该,而不敢入他人之笔。其故何耶?盖非文采辞致,不如诸子;而志识卓然,有其离文字而自立于不朽者,不敢望诸子也。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,虽入他人之代言,何伤乎!

    庄周《让王》、《渔父》诸篇,辨其为真为赝;屈原《招魂》、《大招》之赋,争其为玉为鷃. 固矣夫!文士之见也!

    醴泉,水之似醴者也。天下莫不饮醴,而独恨不得饮醴泉。甚矣!世之贵夫似是而非者也!

    著作之体,援引古义,袭用成文,不标所出,非为掠美,体势有所不暇及也。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,而无所藉重于所引之言;且所引者,并悬天壤,而吾不病其重见焉,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。考证之体,一字片言,必标所出。所出之书,或不一二而足,则必标最初者。譬如马、班并有,用马而不用班。最初之书既亡,则必标所引者。譬如刘向《七略》既亡,而部次见于《汉。艺文志》;阮孝绪《七录》既亡,而■目见于《隋。经籍志》注。

    则引《七略》、《七录》之文,必云《汉志》、《隋注》。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。书有并见,而不数其初,陋矣;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,使人观其所引,一似逸书犹存。罔矣。以考证之体,而妄援著作之义,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,谬矣。

    文辞,犹三军也;志识,其将帅也。李广入程不识之军,而旌旗壁垒一新焉,固未尝物物而变,事事而更之也。知此意者,可以袭用成文,而不必己出者矣。

    文辞,犹舟车也;志识,其乘者也。轮欲其固,帆欲其捷,凡用舟车,莫不然也;东西南北,存乎其乘者矣。知此义者,可以以我用文,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。

    文辞,犹品物也;志识,其工师也。橙橘楂梅,庖人得之,选甘脆以供笾实也;医师取之,备药毒以疗疾疢也。知此义者,可以同文异取,同取异用,而不滞其迹者矣。古书断章取义,各有所用,拘儒不达,介介而争。

    文辞,犹金石也;志识,其炉锤也。神奇可化臭腐,臭腐可化神奇。知此义者,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。有所得者即神奇,无所得者即臭腐。

    文辞,犹财货也;志识,其良贾也。人弃我取,人取我与,则贾术通于神明。知此义者,可以斟酌风尚而立言矣。风尚偏趋,贵有识者持之。

    文辞,犹药毒也;志识,其医工也。疗寒以热,热过而厉甚于寒;疗热以寒,寒过而厉甚于热。良医当实甚,而已有反虚之忧,故治偏不激,而后无余患也。知此义者,可以拯弊而处中矣。

    转桔槔之机者,必周上下前后而运之。上推下挽,力所及也;正前正后,力不及也。倍其推,则前如坠;倍其挽,则后如跃;倍其力之所及,以为不及之地也。人之聪明知识,必有力所不及者,不可不知所倍以为之地也。

    五味之调,八音之奏,贵同用也。先后尝之,先后听之,不成味与声矣。

    邮传之达,刻漏之宜,贵接续也。并驰同止,并直同休,不成邮与漏矣。书有数人共成者,历先后之传而益精,获同时之助而愈疏也。先后无争心,而同时有胜气也;先后可授受,而同时难互喻也;先后有补救,而同时鲜整暇也。

    人之有能有不能者,无论凡庶圣贤,有所不免者也。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,则所求者,可以无弗得也。主义理者拙于辞章,能文辞者疏于征实,三者交讥而未见有已也。义理存乎识,辞章存乎才,征实存乎学,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。一人不能兼,而咨访以为功,未见古人绝业不可复绍也。

    私心据之,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,则三者不相为功,而且以相病矣。

    所谓好古者,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,正以今不殊古,而于因革异同,求其折衷也。古之糟魄,可以为今之精华。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,因糟魄之存,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。如类书本无深意,古类书尤不如后世类书之详备;然援引古书,为后世所不可得者,藉是以存,亦可贵宝矣。古之疵病,可以为后世之典型;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,因疵病之存,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。如《论衡》最为偏驳,然所称说,有后世失其传者,未尝不藉以存。是则学之贵于考征者,将以明其义理尔。

    出辞气,斯远鄙悖矣。悖者修辞之罪人,鄙则何以必远也?不文则不辞,辞不足以存,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。诸子百家,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,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。理不悖而鄙于辞,力不能胜;辞不鄙而悖于理,所谓五谷不熟,不如荑稗也。理重而辞轻,天下古今之通义也。然而鄙辞不能夺悖理,则妍媸好恶之公心,亦未尝不出于理故也。

    波者水之风,风者空之波,梦者心之华,文者道之私。止水无波,静空无风,至人无梦,至文无私。

    演口技者,能于一时并作人畜、水火、男妇、老稚千万声态,非真一口能作千万态也。千万声态,齐于人耳,势必有所止也。取其齐于耳者以为止,故操约而致声多也。工绘事者,能于尺幅并见远近、浅深、正侧、回互千万形状,非真尺幅可具千万状也。千万形状齐于人目,势亦有所止也。取其齐于目者以为止,故笔简而著形众也。夫声色齐于耳目,义理齐于人心,等也。

    诚得义理之所齐,而文辞以是为止焉,可以与言著作矣。

    天下有可为其半,而不可为其全者。偏枯之药,可以治偏枯;倍其偏枯之药,不可以起死人也。此说见《吕氏春秋》。天下有可为其全,而不可为其半者。樵夫担薪两钧,捷步以趋,去其半而不能行;非力不足,势不便也。

    风尚所趋,必有其弊,君子立言以救弊,归之中正而已矣。惧其不足夺时趋也,而矫之或过,则是倍用偏枯之药而思起死人也。仅取救弊,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,则是担薪去半,而欲恤樵夫之力也。

    十寸为尺,八尺曰寻。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寻,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寻者,积小易差也。一夫之力,可耕百亩,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亩者,集长易举也。学问之事,能集所长,而不泥小数,善矣。

    风会所趋,庸人亦能勉赴;风会所去,豪杰有所不能振也。汉廷重经术,卒史亦能通六书,吏民上书,讹误辄举劾。后世文学之士,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。义之俗书,见讥韩氏。韩氏又云:“为文宜略识字。”岂后世文学之士,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之良哉?风会使然也。越人相矜以燕语,能为燕语者,必其熟游都会,长于阅历,而口舌又自调利过人者也。及至燕,则庸奴贱婢,稚女髫童,皆燕语矣。以是矜越语之丈夫,岂通论哉?仲尼之门,五尺童子羞称五霸。必谓五尺童子,其才识过于管仲、狐、赵诸贤焉,夫子之所不许也。五谷之与稊稗,其贵贱之品,有一定矣。然而不熟之五谷,犹逊有秋之稊稗焉。而托一时风会所趋者,诩然自矜其途辙,以谓吾得寸木,实胜彼之岑楼焉,其亦可谓不达而已矣。尊汉学,尚郑、许,今之风尚如此;此乃学古,非即古学也。居然唾弃一切,若隐有所恃。

    王公之仆圉,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。而是仆圉也,出入朱门甲第,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:“吾门大。”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,以请治于王公,王公亦必挞而楚之,以谢闲家之不饬也。学问不求有得,而矜所托以为高,王公仆圉之类也。

    “丧欲速贫,死欲速朽”,有子以谓非君子之言。然则有为之言,不同正义,圣人有所不能免也。今之泥文辞者,不察立言之所谓,而遽断其是非,是欲责人才过孔子也。

    《春秋》讥佞人。《公羊传》。夫子尝曰:“恶佞口之覆邦家者。”是佞为邪僻之名矣。或人以为“雍也仁而不佞”。或人虽甚愚,何至惜仁人以不能为邪僻?且古人自谦称不佞,岂以不能邪僻为谦哉?是则佞又聪明才辨之通称也。荀子著《性恶》,以谓圣人为之“化性而起伪”。伪于六书,人为之正名也。荀卿之意,盖言天质不可恃,而学问必藉于人为,非谓虚诳欺罔之伪也。而世之罪荀卿者,以谓诬圣为欺诳,是不察古人之所谓,而遽断其是非也。

    古者文字无多,转注通用,义每相兼。诸子著书,承用文字,各有主义,如军中之令,官司之式,自为律例;其所立之解,不必彼此相通也。屈平之灵修,庄周之因是,韩非之参伍,鬼谷之捭阖,苏张之纵衡,皆移置他人之书而莫知其所谓者也。佛家之根、尘、法、相,法律家之以、准、皆、各、及、其、即、若,皆是也。

    冯煖问孟尝君,收责反命,何市而归?则曰:“视吾家所寡有者。”学问经世,文章垂训,如医师之药石偏枯,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。以学问文章,徇世之所尚,是犹既饱而进粱肉,既暖而增狐貉也。非其所长,而强以徇焉,是犹方饱粱肉,而进以糠秕;方拥狐貉,而进以裋褐也。其有暑资裘而寒资葛者,吾见亦罕矣。

    宝明珠者,必集鱼目;尚美玉者,必竞碔砆. 是以身有一影,而罔两居二三也。罔两乃影旁微影,见《庄子》注。然而鱼碔砆之易售,较之明珠美玉为倍捷也。珠玉无心,而碔砆有意,有意易投也。珠玉难变,而碔砆能随,能随易合也。珠玉自用,而碔砆听用,听用易惬也。珠玉操三难之势而无一定之价,碔砆乘三易之资而求价也廉,碔砆安得不售,而珠玉安得不弃乎?

    鸩之毒也,犀可解之;瘴之厉也,槟榔苏之。有鸩之地,必有犀焉;瘴厉之乡,必有槟榔。天地生物之仁,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。汉儒传经贵专门,专门则渊源不紊也。其弊专己守残,而失之陋。刘歆《七略》,论次诸家流别,而推《官礼》之遗焉,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。唐世修书置馆局,馆局则各效所长也。其弊则漫无统纪,而失之乱。刘知几《史通》,扬榷古今利病,而立法度之准焉,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。学问文章,随其风尚所趋,而瘴厉时作者,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。

    所虑夫药者,为其偏于治病,病者服之可愈,常人服之,或反致于病也。

    夫天下无全功,圣人无全用。五谷至良贵矣,食之过乎其节,未尝不可以杀人也。是故知养生者,百物皆可服。知体道者,诸家皆可存。六经三史,学术之渊源也。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。

    学问文章,聪明才辨,不足以持世;所以持世者,存乎识也。所贵乎识者,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,知其所偏之中,亦有不得而废者焉。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,知己所擅之长,亦有不足以该者焉。不得而废者,严于去伪,风尚所趋,不过一偏,惟伪托者,并其偏得亦为所害。而慎于治偏,真有得者,但治其偏足矣。则可以无弊矣。不足以该者,阙所不知,而善推能者;无有其人,则自明所短,而悬以待之,人各有能有不能,充类至尽,圣人有所不能,庸何伤乎?今之伪趋逐势者,无足责矣。其间有所得者,遇非己之所长,则强不知为知,否则大言欺人,以谓此外皆不足道。夫道大如天,彼不几天者,曾何足论。己处门内,偶然见天,而谓门外之天皆不足道,有是理乎?曾见其人,未暇数责。亦可以无欺于世矣。夫道公而我独私之,不仁也;风尚所趋,循环往复,不可力胜,乃我不能持道之平,亦入循环往复之中,而思以力胜,不智也。不仁不智,不足以言学也。不足言学,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。

    【 译文】

    大道,是公有的;学习,是个人的事。君子通过学习来认识掌握大道,将彻底发挥人的能力而达到与天合一的境界。人指的是什么?指聪明才力,这是人在秉受元气之时所得到的,为个人所有;天指的是什么?指中正平直,这是本于天道而自然形成的,为天下共有。所以说大道为公而学习为私。

    大道相同而学术流派可以不同,如韩非撰有《 解老》 、《 喻老》 这样的文章,列子撰有《 杨朱》 这样的文章,墨家叙述晏婴的事迹而编成《 晏子春秋》 ,可见各家作用不同,但道理上有相通之处。学术流派相同而个人的主张见解可以不同,如子张批评子夏关于交友的言论,荀卿非难孟子的主张,张仪攻破苏秦的合纵,宗旨没有什么差别,但他们的具体观点各有不同。

    渥洼产的神马,可以载重三千斤而跑一千里,汇合两匹神马的力量,终究还是不能跑两千里。用来说明造诣独到之学,取决于他特有的聪明才智,其学问纵使有所偏网,也不是他人所能帮上忙的。两匹神马,不能跑二千里路,汇合两匹神马的力量,未尝不可载重六千斤而各跑一千里。用来说明鸿篇巨著的非凡学业,各自施展自己的特长,即使有互相矛盾之处,也不是某个人所能独自占有的。

    文辞不是古人所看重的,起草讨论,修改润色,自然已经汇合了众人的力量来熔铸文辞。希望达到尽善尽美,不求用来自我夸粗。丁敬礼让曹子建为他的文章润色,说后世有谁知道改定我文章的人是谁,这是有意在欺编世人。保存那篇文章而同时又保存对它进行修改的好坏情况,这样可使后人读一个人的文章而从中获得两方面的益处,所带来的补益难道不大吗?

    司马迁沿用《 尚书》 、《 左传》 、《 国语》 的文字,不是喜欢与前人一样,是因为情势上不得不这样。司马迁删改《 尚书》 、《 左传》 、《 国语》 的文字,班固删改司马迁的文字,不是喜欢与前人不同,也是因为情势上不得不这样。如同这里发生一件事,向人询问事情的原委经过,难道一定要他亲自看见听到吗?张某叙述从李某那里听到的事情,难道就是盗用偷袭吗?人心不同就像人的面孔一样,张某叙述李某的话,但音容笑貌不能完全都像李某,难道这是故意与他不同吗?

    孔子向周公学习,周公借鉴夏、商二代,二代本于唐尧、虞舜,唐尧、虞舜又效法前代,所以说:“大道的根源出于上天。”大概曾经观察了山下流出的泉水,在沙石中时隐时现,流动的曲折与笔直,从细微的源头逐渐变成巨大的水流,因而知道江河船只的初始状况;观察小孩子的申呀学语,有声音而没有言词,从表情动作上去揣求,因而知道文章著述最初的状况。

    有某一朝代的史书,有某一国的史书,有某一家的史书,有某一人的史书。整理编排前朝旧事与自成一家之说这两种史书的含义隐晦不明,详见《 释通》 、《 答客问》 两篇。那么就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一代之史的含义了;州县方志与诸侯国史书的含义隐晦不明,详见《 方志》 篇。那么就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一国之史的含义了;谱谍不采取史官修史的惯用规则,详见《 家史》 篇,那么就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一家之史的含义了;诸子书的体例隐晦不明,文集撰著各逞私意,那么就很少有人真正懂得一人之史的含义了。

    展喜接受展禽的命令,那么展喜使齐军撤退回国的一番辞令,说出自展禽是可以的,说出于展喜也是可以的。弟子继承老师的学说而撰成著作,朋友根据咨询请教的内容而确立自己的见解,后人采用古人的意思而敷演成文,不必隐瞒它们的出处,这对于著书立说来言自然也没有任何愧色。

    曹子建喜欢别人指责批评他的文章,一有不好的地方,随时改正。指责的言辞可以保存下来,改定的文字也可以保存下来。文意高超而文辞不通顺的,则通过他人的妙笔来增添文彩;文辞丰富而学问疏浅的,则借助他人腹中的书籍来弥补。总归须有不朽的实质内容,取来借鉴的东西是不必隐瞒的。

    陈琳为曹洪写信给魏太子,谈击破盗贼在地形上的便利与险要,这番意思自然出于曹洪,公开地把陈琳的文辞拿过来,收人曹洪的集子中也可以。但现在曹洪说:“我想叫陈琳代写,但陈琳最近有很多事,所以还是我自己动手,费尽了我老头子的心思。”又说:“奇怪你竟然轻视东家丘,说是请人代笔。”这是掩饰别人代著的丑行,‘所以不可收人曹洪的文集。

    以禽鸟来打比方,思想见解是禽鸟的躯体,文辞则是禽鸟的翅膀。有大鹏那样千里之长的躯体,然后才能挥动遮天蔽日的翅膀。鹊雀借用雕鹰的翅膀,还未摆好起飞的架势就先跌倒了,何况是大鹏的翅膀呢?所以修辞不忌讳暂时借用,贵在具有能装载文辞的思想见解,与自己的力量是否能够胜任而已。唉!这些话是很难对沉迷于文辞的肤浅之辈说的。

    诸子有自为一家的宗旨,文体刚劲凝练,却可以参用他人的文辞;文集是各种杂撰的汇总,体裁齐备,却不敢借用他人的文笔。这是什么道理呢?一般来说不是文采和言辞的情致不如诸子,而是思想见解的高超,有它离开了文辞而能够自立于不朽之地的东西,这方面不敢与诸子相比。果真有卓然不凡自成一家的文集,虽然收人了他人代笔的文章,那又有什么关系!

    庄周的《 让王》 、《 渔父》 等几篇文章,后人辩论它们是真是假;屈原的《 招魂》 、《 大招》 这两篇辞赋,后人争论它们是否出于宋玉、景磋之手。多么固执浅陋啊,这些文人的见解!

    醴泉,就是像醴酒一样甘甜的泉水;天下人没有谁不喝醛酒,却唯独对不能喝到甘甜如醴的泉水而感到遗憾。太严重了,世人看重那些似是而非的东西!

    著作这种体裁,援引古书的义理,袭用现成的文字,不标明出处,不算掠人之美,因为在情势上有些无暇顾及。当然也一定要看著作的思想见解是否足以自立,没有什么需要借重于所引用的言辞,而且所引的文字均在世上流传,但我并不认为在我的著作中重复出现是个弊病,这样才可以与他谈论著作的事情。考证这种体裁,片言只字,也必须标明出处。所出之书,有的不止一二种,那一定要标最早的;譬如司马迁、班固的书中都有,便用《 史记》 而不用《 汉书》 。最早的书如果已经亡佚,则一定要标明所引用的书,譬如刘向的《 七略》 已经亡仗,但其分类尚见于塔汉书• 艺文志》 ;阮孝绪的《 七录》 已经亡佼,但其所载亡阁书目还见于《 隋书• 经籍志》 自注中,那么引《 七略》 、《 七录》 的文字,便一定要标出《 汉志》 、《 隋注》 。这就是“对残剩的内容出言谨慎”的成规定法。书有相同的内容而不引用最初的,这是浅陋的;引用亡佚的书而不标明出处,使人看了他所引用的书,简直就像逸书还存在似的。这是蒙骗人;以考证这种方式的书来援引著作的义例,以便自我掩饰剿窃的私货,这是荒 谬的。

    文辞,犹如军队;思想见解,就像它的将帅。李广来到程不识的军队中,族旗营垒为之一新,不过并未每样东西都更换它,每件事情都改变它。知道这个意思的人,可以袭用现成的文字,而不一定非要出于自己所作。

    文辞,犹如车船;思想见解,就像驾驶车船的人。车轮希望它牢固,船帆希望它迅捷,凡是使用车船的人,个个都是这样的。而驶向东西南北,则由驾驶人员来决定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,可以任凭我使用文字,而不致于受到文字的驭使。

    文辞,犹如物品;思想见解,就像使用它的工匠、医师。橙子、橘子、山植、梅子,厨师得到它,选择又甜又脆的来供作祭祀、宴会用的果品;医师拿过来,备作药物以便治疗疾病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,相同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取用方法,取用相同的文字可以有不同的用途,而不留下它原来的痕迹。古书引文的断章取义,各有自己的用意,固执守旧的儒生不明白这个道理,因此耿耿于怀而争论不休。

    文辞,犹如金属和石头;思想见解,就像熔炉与铁锤。神奇可以化为腐臭,腐臭也可化为神奇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,可以不拘守过去的定论。有自己的心得就是神奇,没有自己的心得就是腐哭。

    文辞,犹如财货;思想见解,就像善于经营的商人。别人抛弃的我拿过来,别人需求的我拿出去,那么这样的经商之术便与神灵相通了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,可以思量风尚而著书立说。风尚的偏正趋向,贵在有识之士来把握它。

    文辞,犹如药品;思想见解,就像医生。用性热的药物治疗寒症,但热性过了头其结果则比原来的寒症更利害;用性寒的药物治疗热症,但寒性过了头其结果却比原来的热症更利害。高明的医生当病人寒、热之性过盛的时候,就己经有了由过盛而反变为亏缺的忧虑,所以治疗寒热之症不采用过激的手段,因而不会留下后患。知道这个道理的人,可以拯救弊病而不会矫枉过正。

    使用桔棒这种级水工具,如果要上下前后环绕着来运转,朝上举往下拉,这是力量所能用得上的;正前方与正后方,则是力量所够不到的。加倍用力一举,那么前头便如忽然坠落,加倍用力一拉,那么后头便如凌空跃起,在力所能及的方面加倍用力,以代替力所不及之处。人的聪明知识,一定有力所不能及的地方,不可不知道在力所能及的方面应当加倍努力。

    五味的调和,八音的演奏,贵在同时并用。先后去品尝,先后去聆听,便不成味道与音乐了。骤站的传递,漏壶计时的值班,贵在延续不断。所有的释马一起停下来,所有的值班人员同时都休息,便不成邮递与计时了。书有数人共同完成的,经历先后相传便越来越精密,获得同时人相助的则越来越粗疏。因为先后相隔便没有竞争的念头,而同时代人便有好胜的意气;有先有后便可以传授,而同时之人则难以互相理解;先后相继便有补救,而同时之人则很少有从容不迫的时候。

    人有能做到的也有不能做到的地方,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圣人贤士,都不免有这种情况。如果互相取长补短以他人所能来代替己所不能,那么他所追求的就没有什么不能达到。注重儒家义理之学的人拙于写作诗文,擅长文章的人在征引事典上又有欠缺,兰者互相讥刺而无休无止。义理之学在于见识,诗文创作在于才华,征引事典在于学间,因而刘子玄有才、学、识三长难兼一身的言论。一人不能兼有众长,因而向人咨询访问来以长补短,未曾见古人中断的学间不能被继承下来。被私心控制,唯恐不是由我来独占其名,那么三者就不能互相补益,而且还互相损害呢。

    所谓爱好古代的文化,不是说古代的一定胜过今天的,正因为今天与古代没有什么截然不同,而想在沿革的同异上寻求折衷的方法。古伏的糟粕,可以变为今天的精华,不是看重糟粕而把它径直作为精华,而是根据糟粕的存在可以想见精华所产生的地方;如类书本来没有深意,古代的类书尤其不如后世的类书那样详备,但是它援引古代的书籍,为后世所无法看到的典籍借此书得以保存,也值得当作宝贝珍惜了。古代的毛病,可以作为后世的法则,不是把毛病拿过来直接作为法则,而是根据毛病之所在可以想见法则之所在。知《 论衡》 最为驳杂不纯,但它所称引的,有的后代已经失传了,未尝不是凭借它而得以保存下来。这么说,治学上重视考证的原因,不过是为了用它来阐明儒家的义理罢了。

    “说话时多考虑言辞声调,这样就可以远离粗鄙与错误。”错误是修辞的罪人,粗鄙却又为何一定要远远避开?没有文采便不成言辞,言辞不足以流传,那么连同用言辞来表达的思想内容也将一起消亡。诸子百家,违背道理而流传下来的是有的,却没有言辞粗鄙而流传下来的。道理上没有违背而言辞上很粗鄙,只是力量上不能胜任;言辞不粗鄙却违背道理,这就是所谓的五谷不熟,还不如稗子。道理重要而言辞轻微,这是天下古今共通的道理。但粗鄙的言辞敌不过错误的道理,这是因为喜欢美丽厌恶丑陋的共同心理,也未尝不是出于一定的道理。

    波是水上的风,风是天空的波,梦是心中的花,文章是道义的私心。静止的水没有波,宁静的天空没有风,超凡脱俗的人没有梦,最完美的文章没有私心。

    表演口技的人,能在一时之间同时表演出人畜、水火、男女、老幼的千万种声音情态,并非真的能用一张口发出千万种声音情态。千万种声音情态汇集于人的耳朵,势必要有所限制,只选取那些能汇集到人耳的声音就可以了,所以用简单的道具而能造成声音众多的效果。善于绘画的人,能在一尺见方的范围内同时表现远近、浅深、正面侧面、回环交错的千万种形状,并非真的在尺幅之内可以具备千万种形状。千万种形状一起展现在人的眼前,势必也要有所限制,只选取那些能展现于眼前的形状就行了,所以用笔简略而表现的形状很多。声音色彩汇集于人的耳目,儒家经义道理汇集于人的心中,这是一样的。如果义理已得到充分地表现,那么文辞的使用就到此为止,这样便可以与他谈论著作了。

    天下有的事物只能局部起作用,而不能对整体有作用。救治偏瘫的药可以治疗好偏瘫,把偏瘫药量加大一倍却不能够将死人救活。此说见《 吕氏春秋》 。天下有的事物从整体上可以做好,却无法分开做。打柴的人挑着六十斤重的柴火,快步朝前,拿掉它一头却不能行走,不是力量不够,而是情势上不方便。风尚的趋向变化,必定有它的弊病,君子著书立说来纠正弊端,使它回到不偏不倚的中正之道上就行了。害怕不足以压倒时尚或许矫枉过正,这便是加倍使用偏瘫之药而想把死人救活;只管纠正弊端而不阐明这个道理的全部,这便如挑柴火拿掉一头而想照顾打柴人的体力一样。

    十寸为一尺,八尺为一寻。量八十尺可以得到十寻,量八百寸却不能够得到十寻,因为小的积累起来容易产生误差。一个男人的力量可以耕种一百亩,汇合八个男人的力量却可以耕种九百亩,因为聚集了他们的长处而容易配合劳作。学问这种事,能汇集众人之所长而不拘泥小的差别,那就好了。

    风气所向,庸人也能勉强投人其中,风气一过,豪杰也有不能重振的地方。汉朝重视经学,小官吏也能通晓六书,官吏百姓上书如果文字有讹误便会受到弹幼。后代的文人学者,不熟悉六书的人太多了。匡羲之的那种通俗流行的书体,受到了韩愈的讥讯。韩氏又说。“凡是写诗作文的人应该略微懂点文字。难道后代的文人学士,聪明智力比不上汉朝的小官吏吗?这是风气造成的。越国人以能说燕国的语言互相夸耀,能懂燕国语言的人,他一定周游了各大都会,阅历丰富,而口舌又自然伶俐过人。等到了燕国,连平庸的奴隶、卑贱的脾女以及幼小的儿童,都能说燕国话。以此向讲越国语言的大丈夫来夸耀,难道是通达的观点吗?孔子门下,五尺高的儿童,也羞于称扬五霸。一定要说五尺高的儿童,他们的才能见识超过了管仲、狐堰、赵衰诸位贤士,孔夫子也不会同意的。五谷与稗子,它们的贵践品位是有规定的,但是没有成熟的五谷,仍然比不上秋天丰收的稗子。依托于一时的风气所向的人,很神气地自我夸耀起他所开辟的道路,认为我所得到的寸木,实际上胜过了别人的高楼,这也可称作不明达事理呀!零索汉学,崇尚郑玄、许懊,今天的风尚如此。这是学古,并非就是古学,竟然唾弃一切,似乎私下有所倚仗。

    王公家驾车养马的人,其地位未必比士大夫的亲信和引见人更高。但是这些驾车养马的人,出入朱门大院,很神气地自认为不同凡响,骄傲地对士大夫说:“我的门大。”不知道士大夫固然可以大声斥责并把他绑起来,以便请王公治罪;王公也一定会用鞭子抽打得他们痛苦不堪,以表示治家不够谨慎的歉意。学问不求有自己的心得,而夸耀所依托的靠山以为很高明,这与王公家赶车养马的人是同一类的。

    “丧失了禄位就希望赶快变得贫困,人死了就希望赶快腐朽掉”,有子认为这不像仁爱的君子说的话。这么说,针对某些特定的事情而讲的话,与通常的含义不同,这在圣人孔夫子身上也有所难免。现在沉迷于文辞的人,不考察别人发表这番言论所针对的具体情况,而匆忙给它定下是非结论,这是想要求人才能必须胜过孔子。

    《 春秋》 讥刺侯人。见《 公羊传》 。孔夫子曾经说过:“憎恨位人之口颠覆国家。”这么说“按”是一个邪恶不正的名称。有人以为“冉雍有仁德却没有俊才”,那人即使很愚蠢,却何至于可惜仁人而不能做邪恶不正的事情?而且古人自己谦称“不按”,难道是把不能邪恶不正作为谦逊吗?这么说“候”又是聪明才智机辩的通称。荀子撰写《 性恶》 篇,以为圣人为了“改变人的恶劣本性而兴起了人为的做法”。“伪”字从六书上讲,就是人为它正名。荀卿的意思,大概是说天生的资质不可依赖,而学问一定要借助于人为,不是指欺骗虚伪的“伪”。但世上指责荀卿的人,认为他诬蔑圣人为欺骗,这是未明察古人所说的意思,便匆忙判断他的对错。

    古时候文字不多,辗转训释互相通用,字义上常常互相兼备。诸子著书,沿用前人的文字,各有自己确定的含义,就像军中的命令,官府的制度,自己制定法律条例。他们所确立的解释,不一定要彼此相通。屈原所称的“灵修”,庄子所用的“因是”,韩非所用的“参伍”,鬼谷子所用的“摔阖”,苏秦、张仪所说的“纵横”,都是改用在他人文章中而不知道它所说的意思的词。佛教中的“根尘”、“法相”等,法律上的“以准”、“曹各”、私及其”、“即若”等词,都是这样的。

    冯媛问孟尝君,收取完债息回来复命,买什么东西带回家?孟尝君便回答说:“根据我们家所缺少的东西决定吧。”学问治理国事,文章垂示教训,如同医生用药物治疗偏瘫一样,也要根据世上所缺少的东西而决定。以学间、文章来追循世人所崇尚的东西,这就像已经吃饱了还给他送上精美的膳食,已经很暖和了还给他增添皮衣;不是他所擅长的而勉强去追循它,这就像正好吃饱了精美的饭食却给他送来糠皮和瘪谷,正穿着狐皮大衣却给他送来粗布衣服。对于在暑天里供给人皮衣而在冬天里资助人葛布衣服的事情,我所见到的也太稀少了。

    珍视明珠的人,必定会收集来鱼目;崇尚美玉的人,一定会竞购斌砍。因此身上有一个影子,而阁两却有二三个。阁两就是影子旁边隐微的淡影,见《 庄子》 注。但是鱼目、斌砍出售很容易,.与明珠美玉比较要快出一倍。珠玉无心但斌砍有意,有意便容易投机;珠玉难变但斌砍能随意而变,能随意便容易相合;珠玉自用但斌砍却任人使用,任人使用便容易让人满足。珠玉身处这三种艰难的形势下而又没有一定的价钱,斌砍利用这三种容易的条件而要求的价格又很低廉,斌砍哪能卖不出去,而珠玉又怎么能不被抛弃呢?

    鹤羽的毒,犀牛的角可以消解它;瘴气引起的疾病,槟榔可以治好它。有鸡鸟的地方,必定有犀牛;流行瘴病之处,一定有槟榔。天地生育万物的仁德,也是滋生消亡相生相克的道理中所本来就有的。汉代的儒生讲解经文注重专门传授,专门受授则渊源关系不会混乱,其弊端在于个人独断、抱残守缺,而失之于狭隘孤陋。刘欲的《 七略》 ,论定各家流派而推阐官府礼法的遗蕴,就是用来救治孤陋这种瘴病的。唐代修史设置馆局,在史馆里史官可以各自施展自己的长处,其弊端则在漫无纲纪,而失之于散乱。刘知攒的《 史通》 ,评论古今利弊而确立法度准则,就是用来治疗散乱这种瘴病的,学问文章,如果追随风尚所向而瘴病不时地发作起来,不可不知道槟榔、犀角的作用。

    为药所忧虑的缘故,是它偏于治病,病人服用它可以治好病,正常人服用它,或许反而招来病。天下没有什么具有齐全的功效,圣人也不是万能的。五谷是最宝贵的,但食用超过了限度,未尝不可以杀死人。因此懂得养生的人,万物都可以服用;知道躬行正道的人,各家学说都可以并存。六经三史,是学术的渊源,从这里我看见了不善于治学的人所患的瘴病。

    学问文章,聪明才智,不足以维持世道,能够用来维持世道的,在于见识。之所以重视见识,不只是能够把握风尚的偏向而已,还知道风尚的偏差之中也有不可废弃的东西;不只是能够使用独自擅长的东西而已,还知道自己所擅长的也有不足以包罗全部的地方。对于不能废弃的,要严格地去除虚假的东西,风尚所向,不过有些偏差,唯有伪托者,连同风尚偏差中的独自心得也被它所损害。慎重治理其偏差,对真正有心得的,只治理其偏差就可以了。那么就可以没有弊端了。不足以包罗全部,便把不懂的暂时保留着,而善于去寻找高明的人;没有那样的人,便自己说明不懂的地方而留待后人来解决,人各有所能也有所不能,推类到极.点,圣人也有所不能,有什么关系呢?现今假胃追逐时尚的人,是不值得去责怪的。其中有.氛创见的人,遇到不是自己所挂长的,却强不知以为知,要不然便说些大话欺骗人,认为除他所言之外都不值得谈论。道大如天,那些没看见过天的.人,又哪里值得去谈论呢。自己身处门内,偶然见到一片蓝天,却说门外的天空都不值得谈论,有这种道理呜?我曾经见过这种人,还没有空闲来一一指责他。这样也可以无欺于世了。大道属于公有而我独自据为己物,这是不仁义的。风尚的发展变化,循环往复,不可用人力战胜它,而我不能坚持大道的平正,也卷人到风尚的循环往复之中,却想用人力来战胜它,这是不明智的。不仁不智,是不足以与他谈论学间的。不足以谈论学问,但七嘴八舌谈论学问的人却到处都是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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