取蒲于董泽，承考于《长杨》，矜谒者之通，著卜肆之应，人谓其黠也；非黠也，陋也。名者实之宾，徇名而忘实，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，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。太上忘名，知有当务而已，不必人之谓我何也。其次顾名而思义。天下未有苟以为我树名之地者，因名之所在，而思其所以然，则知当务而可自勉矣。其次畏名而不妄为。尽其所知所能，而不强所不知不能。黠者视之，有似乎拙也；非拙也，交相为功也。最下徇名而忘实。
取蒲于董泽，何谓也？言文章者宗《左》、《史》。《左》、《史》之于文，犹六经之删述也。《左》因百国宝书，《史》因《尚书》、《国语》及《世本》、《国策》、《楚汉春秋》诸记载；己所为者十之一，删述所存十之九也，君子不以为非也。彼著书之旨，本以删述为能事，所以继《春秋》而成一家之言者，于是兢兢焉，事辞其次焉者也。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，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；且其所本者，并悬于天壤，观其入于删述之文辞，犹然各有其至焉。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。吾观近日乏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传记之文，古人自成一家之书，不以入集，后人散著以入集，文章之变也。既为集中之传记，即非删述专家之书矣；笔所闻见，以备后人之删述，庶几得当焉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窥见当世之学问文章，而不能无动矣，度己之才力，不足以致之；于是有见史家之因袭，而点次其文为传记，将以渊海其集焉，而不知其不然也。宣城梅氏之历算，家有其书矣；哀录历议，书盈二卷，以为传而入文集，何为乎？退而省其私，未闻其于律算有所解识也。丹溪朱氏之医理，人传其学矣；节钞医案，文累万言，以为传而入文集，何为乎？进而求其说，未闻其于方术有所辨别也。班固因《洪范》之传而述《五行》，因《七略》之书而叙《艺文》。班氏未尝深于灾祥，精于校雠也；而君子以谓班氏之删述，其功有补于马迁；又美班氏之删述，善于因人而不自用也。盖以《汉书》为庙堂，诸家学术，比于大镛■鼓之陈也。今为梅、朱作传者，似羡宗庙百官之美富，而窃取庭燎反坫，以为蓬户之饰也。虽然，亦可谓拙矣。经师授受，子术专家，古人毕生之业也；苟可猎取菁华，以为吾文之富有，则四库典籍，犹董泽之蒲也，又何沾沾于是乎？
承考于《长杨》，何谓也？善则称亲，过则归己，此孝子之行，亦文章之体也。《诗》、《书》之所称述，远矣。三代而后，史迁、班固俱世为史，而谈、彪之业，亦略见于迁、固之叙矣。后人乃谓固盗父书，而迁称亲善。
由今观之，何必然哉？谈之绪论，仅见六家宗旨，至于留滞周南，父子执手欷歔，以史相授，仅著空文，无有实迹。至若彪著《后传》，原委具存，而三纪论赞，明著彪说，见家学之有所接受；何得如人之所言，致启郑樵诬班氏以盗袭之嫌哉？第史迁之叙谈，既非有意为略；而班固之述彪，亦非好为其详；孝子甚爱其亲，取其亲之行业而笔之于书，必肖其亲之平日，而身之所际不与也。
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焉。其亲无所称述欤？阙之可也；其亲仅有小善欤？如其量而录之，不可略而为漏，溢而为诬可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侈陈已之功绩，累牍不能自休，而曲终奏雅，则曰吾先人之教也；甚至敷张己之荣遇，津津有味其言，而赋卒为乱，则曰吾先德之报也。夫自叙之文，过于扬厉，刘知几犹讥其言志不让，率尔见哂矣。况称述其亲，乃为自诩地乎？夫张汤有后，史臣为荐贤者劝也；出之安世之口，则悖矣。伯起世德，史臣为清忠者幸也，出之秉、赐之书，则舛矣。昔人谓《长杨》、《上林》诸赋，侈陈游观，而末寓箴规，以谓讽一而劝百。斯人之文，其殆自诩百，而称亲者一欤？
矜谒者之通，何谓也？国史叙《诗》，申明六义。盖诗无达言，作者之旨，非有序说，则其所赋，不辨何谓也？今之《诗序》，以谓传授失其义，则可也；谓无待于序，不可也。《书》之有序，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，当有篇目欤！今之《书序》，意亦经师授受之言，仿《诗序》而为者欤！读《书》终篇，则事理自见；故《书》虽无序，而书义未尝有妨也。且《书》故有序矣，训诰之文终篇记言，则必书事首简，以见训诰所由作。是记事之《书》无需序，而记言之《书》本有序也。由是观之，序之有无，本于文之明晦，亦可见矣。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树义之文，或出前人所已言也，或其是非本易见也，其人未尝不知之，而必为之论著者，其中或亦有微意焉，或有所托而讽焉，或有所感而发焉。既不明言其故矣，必当序其著论之时世，与其所见所闻之大略，乃使后人得以参互考质，而见所以著论之旨焉。是亦《书》序训诰之遗也。乃观论著之文，论所不必论者，十常居七矣，其中岂无一二出于有为之言乎？然如风《诗》之无序，何由知其微旨也！且使议论而有序，则无实之言类于经生帖括者，亦可稍汰焉，而人多习而不察也。至于序事之文，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。乃观后世文集，应人请而为传志，则多序其请之之人，且详述其请之之语。偶然为之，固无伤也；相习成风，则是序外之序矣。虽然，犹之可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序人请乞之辞，故为敷张扬厉以谀己也。一则曰：吾子道德高深，言为世楷，不得吾子为文，死者目不瞑焉；再则曰：吾子文章学问，当代宗师，苟得吾子一言，后世所征信焉。己则多方辞让，人又搏颡固求。凡斯等类，皆入文辞，于事毫无补益，而借人炫己，何其厚颜之甚邪？且文章不足当此，是诬死也；请者本无是言，是诬生也。若谓事之缘起，不可不详，则来请者当由门者通谒，刺揭先投，入座寒温，包苴后馈，亦缘起也，易亦详而志之乎？而谓一时请文称誉之辞，有异于是乎？
著卜肆之应，何谓也？著作降而为文集，有天运焉，有人事焉。道德不修，学问无以自立，根本蹶而枝叶萎，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。世事殊而文质变，人世酬酢，礼法制度，古无今有者，皆见于文章。故惟深山不出则已矣，苟涉乎人世，则应求取给，文章之用多而文体分，分则不能不出于文集。其有道德高深，学问精粹者，即以文集为著作，所谓因事立言也；然已不能不杂酬酢之事，与给求之用也，若不得为子史专家，语无泛涉也。其误以酬酢给求之文为自立而纷纷称集者，盖又不知其几矣。此则运会有然，不尽关于人事也。
吾观近日之文集，而不能无惑也。史学衰，而传记多杂出，若东京以降，《先贤》、《耆旧》诸传，《拾遗》、《搜神》诸记，皆是也；史学废，而文集入传记，若唐、宋以还，韩、柳志铭，欧、曾序述，皆是也。负史才者不得身当史任，以尽其能事，亦当搜罗闻见，核其是非，自著一书，以附传记之专家；至不得已，而因人所请，撰为碑、铭、序、述诸体，即不得不为酬酢应给之辞，以杂其文指，韩、柳、欧、曾之所谓无可如何也。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，度其文采不足以动人，学问不足以自立，于是思有所托以附不朽之业也，则见当世之人物事功，群相夸诩，遂谓可得而藉矣。藉之，亦似也；不知传记专门之撰述，其所识解又不起于韩、欧文集也，以谓是非碑志不可也。碑志必出子孙之所求，而入之子孙未尝求之也，则虚为碑志以入集，似乎子孙之求之，自谓庶几韩、欧也。夫韩、欧应人之求而为之，出于不得已；故欧阳自命在五代之史，而韩氏欲诛奸谀于既死，发潜德之幽光，作唐之一经，尚恨托之空言也。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，仰窥有余羡，乃至优孟以摩之，则是词科之拟诰，非出于丝纶，七林之答问，不必有是言也，将何以征金石，昭来许乎？夫舍传记之直达，而效碑志之旁通，取其似韩、欧耶？则是矉里也；取其应人之求为文望邪？则是卜肆也。昔者西施病心而矉，里之丑妇，美丽效之；富者闭门不出，贫者挈妻子而去之。贱工卖卜于都市，无有过而问者，则曰：某王孙厚我，某贵卿神我术矣。
【 译文】
从董泽取用蒲柳，祖述仿效《 长杨赋》 ，夸耀请求人的赞誉之词，显示卖卦铺子的灵验，人们称赞他很聪明；那不是聪明，而是浅陋。名称是服从实质的，追求名称而忘记了实质，那么连他所追求的名称也将一起丢失，因为实质丢失了文采也不能独自存在。最高的是忘记名，只知道有当前应做的事就行了，不必管别人说我是什么。其次是顾名而思义。天下没有可随便给我立名的地方，是因为根据名称的所在而考虑为什么这样称呼它，便能知道当前应做的事而进行自勉了。再其次是敬畏其名而不妄为，尽自己所知道、所能做的去做，而不要强行去做自己所不知不能做的事。在聪明人看来，这有似笨拙；这不是笨拙，是互相补益而显示功效。最下等的是追求名声而忘记了实质。
取用董泽的蒲柳，意思是说什么？谈论文章的人尊崇《左传》 与《 史记》 ，《 左传》 、《 史记》 对于文字，犹如六经为编删而成一样。《 左传》 采用诸侯各国的史书，《 史记》 根据《 尚书》 、《 国语》 及《 世本》 、《 战国策》 、《 楚汉春秋》 等记载，自己所写的仅占十分之一，删削继承前人的地方有十分之九，君子不认为有什么不对。他们著书的宗旨，本来就以删修编纂为擅长之事，所以继《 春秋》 之后而成一家之言的人，在这方面都兢兢业业，对叙事、文辞还在其次。古人不以文辞互相夸耀、归为己有，史书的文字又不可以凭空另外虚构，而且他们所依据的文献都高悬于天地之间，考察那些删削后保存下来的文字，仍然各有其独到之处。这也是人工陶冶如同天工造化了。我看近日的文集，却不能没有疑惑。传记一类的文字，古人自成一家之书，不归人集部；后人把零散的单篇传记收人文集，这是文章的一种变化。既然为文集中的传记，那就不是删修编纂而成的自为一家的著作了．记录下作者的所见所闻，以便后人著述时采用，差不多还是适宜的。追求名声很聪明而理解真意很肤浅的人，看见当代的学问与文章不能不心有所动；揣测自己的才力不能够做到，于是有的人看见史家的因袭，因而将他人的文字略作修改编次便作为自己撰写的传记，以便扩大他文集的卷秩，却不知道这是不对的。宣城梅氏的历法，家家都有他的书。汇集梅氏有关历法的奏议，编成二卷，作为梅氏之传而收人自己的文集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退一步考察一下他的情况，没听说他对音律历法有何见识。丹溪朱氏的医疗理论，人们已经继承了他的学说。节抄治疗处方，文字累计上万言，把它作为朱氏之传而收入文集，这是为了什么呢？进一步探求他的学说，没听说他对医药能作什么辨别。班固根据《 洪范五行传》 而纂成《 五行志》 ，根据《 七略》一书而纂成《 艺文志》 ，班氏未曾精通吉凶变异的征兆，精通校摊之学，但君子认为班氏的删修编纂，对司马迁的《 史记》 有所补益，又称赞班氏的删修编纂，善于继承前人而不妄用自己的意见。大概是把《 汉书》 比作庙堂，诸家学说则比作陈列其中的大钟大鼓。现在为梅、朱作传的人，似乎很羡慕宗庙、百官的富丽堂皇，而窃取庙堂所用的大烛与放置酒具的平台作为贫穷之家的装饰。茧然如此，也可说是很笨拙的。经学先生传授经学，诸子学术自成一家，这都是古人毕生所从事的学业。如果可以把猎取精华作为我文章半富的手段，那么经、史、子、集各类典籍，犹如董泽的蒲柳取不胜取，又何必对此要沽沾自喜呢？
祖述仿效《 长杨赋》 ，是说什么呢？有善行便称说是父母做的，有过错则归为自己，这是孝子的行为，也是文章的一种体式。《 诗经》 、《 尚书》 所称赞叙述的，相隔已经很远了。三代之后，司马迁、班固，都是世代为史官，而司马谈、班彪的学术情况，也略见于司马迁、班固的自叙中。后人竟说班固盗窃父亲的著作，而司马迁则称赞父亲的德行。从今天来看，哪里一定是这样的呢？司马谈遗留下来的学说，仅见六家宗旨的论述，至于停留在周南，父子手握手哭泣着，把史书传给司马迁，仅有几句空话记载，没有具体事迹。至于班彪所著的《 后传》 ，原委经过都有详细记载，而三个本纪的论赞，明确标出为班彪之说，可以看见家传史学是有所传授的，哪里如后人所说的那样，以至使得郑樵诬称班固有盗窃抄袭的嫌疑。只是司马迁叙述司马谈，既不是有意简略；而班固叙述班彪，也不是喜欢详细。孝子很爱戴自己的父亲，采录父亲的德行功业而载人书中，一定要像他父亲生前的做法，而自己的际遇则不掺杂进去。我看近日的文集，却不能没有疑惑。他的父亲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嘛，空着不写也可以；他的父亲只有一点善行嘛，按照他的实际情况进行记载，不可省略而变成疏漏，也不要添加而变成欺骗就行了。追求名声很聪明而理解真意很肤浅的人，大谈自己的功绩，连篇累犊也不能罢休，而到了文章末尾唱个高调，说道：这是我先人教育的。甚至铺张笔墨大写自己荣耀的经历，对那些话津津乐道，到了文章最后加个总结，说道：这是我先人之德的回报。自序的文字过于矜夸，刘知擞仍要讥讽他们自言志向毫不谦让，轻率而被见笑。况且称赞叙述自己的父亲，竟变成了自我吹嘘的地方？称张汤有后，这是史官为了鼓励推荐贤士而说的，若出于张安世之口就荒谬了；称伯起世代有德，这是史官为清廉忠贞之士而庆幸，若出于杨秉、杨赐笔下则错了。过去人们说《 长杨》 、《 上林》 等赋，夸张地铺陈游览所见，而末尾寄托规劝，认为这是讽刺一分而鼓动百倍。这类人的文章，差不多是百倍地自我吹嘘而称赞先人的文字却只有百分之一吧！
夸耀请求人的赞誉之词，是指什么呢？朝廷的史官为《 诗经》 作序，申明六义，大概是因为诗没有贯通全书而不变的训释，作者的旨意，如果没有诗序解说，那么诗人所赋的诗就分辨不清它说什么了。现在的《 诗序》 ，说它的讲解有失诗的原义那是可以的，认为没有必要依赖《 诗序》 就不对了。《 尚书》 有序，或者外史负责三皇五帝时的典籍，应当有篇目吧了现在的《 书序》 ，猜测也应是经师传授的话，是仿照《 诗序》 而作的吗？读书从头读到尾，那么事物的道理自然可显现出来，所以《 尚书》 即使没有序，书中之义也未曾会有何妨碍。只是《 尚书》 毕竞有序了，训、浩一类的文章通篇记言，那么一定会把事情记在最前面的简册上，以便说明作训、浩的缘由。这么说是记事的《 尚书》 不需要序，记言的《 尚书》 本来就有序。由此观之，有没有序，关键在于文章的明白与隐晦，这也是可以看出来的。我看近日的文集，却不能没有疑惑。论说道理的文章，有的出于前人所已经说过的，有的其是非本来显而易见，那人也不是不知道，却一定要对此撰文论述，其中或许也有一些隐含的意思。或者有所寄托讽劝，或者有所感触发而为文，既然不明说其中的缘故，必当要作序说明撰写论著的时代与大略的所见所闻，从而使后人能够互相参考比较，看出之所以要撰文论述的旨意。这也是《 尚书》 为训、浩作序遗留下来的方法。然而考察那些论说文章，论述不必要论述的问题，常常有十分之七。其中难道没有一二篇是出于有所针对而写的吗？但就像《 诗经》 中的《 国风》 没有序那样，哪里能了解到它那隐微的旨意。况且议论如果有序，那就如同考生所用的贴括中的那些不切实际的言论，也可以稍作删汰，但人们大多习以为常而没有觉察。至于为叙事之文所作的序，古人按照实际情况写出来。但考察后世的文集，应他人之请而为之作传作志，大多要将请托之人写人序中，而且洋细叙述他请求的话语。偶然这样做，固然没有什么伤害；互相学习形成风气，那就成了序外之序了。尽管如此，也还可以。追求名声很聪明而理解真意很肤浅的人，在序中写人请求的语言，故意进行铺张渲染来夸耀自己。有一种说：您道德崇高，言语为世人楷模，得不到您为他撰写的文章，死者是不会瞩目的。再一种说：您的文章学问，是当代的泰斗；如果能得到您的一句话，就有了取信于后世的凭证。自己则千方百计地进行辞谢推让，别人又叩头坚决请求。凡此之类，都载人文中，对事情毫无补益，而借他人来炫耀自己，怎么那样厚颜无耻呀J 况且文章如果不足以承当这种称誉，便是欺骗死者；如果请求的人本来没有说这些话，便是欺骗活着的人。如果说交待事情的缘起不可不详细，那么来请求的人应当是由看门人通报的，名片先投递上去，人座以后寒喧一会，然后再送上馈赠的礼品，这也是事情的缘起，为什么不详细地记载下来呢？还是认为当时请求作传的赞誉之辞与这些有所不同呢？
显示卖卦铺子的灵验，是指什么呢？著作后来变为文集，有自然的气数，也有人为的因素。不进行道德修养，学问无法自立，根底动摇枝叶便会枯萎，这就是人为造成的不得不下降的缘故。世事不同而尚文尚质产生了变化，人世的宴请应酬，礼法制度，古代没有而今天有的，都见于文章。所以说不出深山则罢了，如果涉足到人世，就会有应酬请求、索取给予，文章的用途多了文体便产生了区分，文体有了区分则不能不超越文集的范围。有道德高深、学问精粹的人，即以文集作为著作，所谓根据具体事情来著书立说；但已经不能不夹杂应酬之事与供求的作用，似乎不能算作像子书、史书那样能自成一家的著作，语言不杂涉其他。那些误把交往应酬的文字作为自己的建树，而纷纷称作文集的，又不知有多少了。这些则是时运际会所决定的，不完全关系到人为之事。我看近日的文集，却不能没有疑惑。史学衰落以后传记大多比较芜杂，如东汉以来，《 先贤传》 、《 首旧传》 等之类的传，《 拾遗记》 、《 搜神记》 等之类的记都是的。史学废弃之后文集便收人传记，如唐宋以来，韩愈、柳宗元集中的墓志与碑铭，欧阳修、曾巩的序论，都属此类。身负史学才能的人，不能亲自担任史官以便彻底发挥自己修史的才一于，也应当搜罗见闻，考核是非，私自撰成一书，把它归人到传记属于专门之家的名下。在不得已时根据他人的请求，撰写的碑、铭、序、述等文体，便不得不写些应酬的文字而使文章的旨意变得杂乱，这就是韩、柳、欧、曾所谓的无可奈何。追求名声很聪明而理解真意很肤浅的人，估量自己的文采不足以打动人，学问不足以自成一家，于是想能有所依托以便挤进不朽的事业的行列，那么看见当代人物的事业功绩，都在互相夸耀吹捧，便认为可以有所依托了。依托它，也相似；但不知道传记属于专门的著述，他的见解又没有超出韩、欧文集的范围，认为非碑志不可。碑志必定出于子孙的请求，而别人的子孙并不曾有何请求，那么便假托为人撰写碑志而收入文集，似乎是子孙向他清求的，白认为与韩、欧也差不多。韩、欧为应付别人的请求而撰写碑志，是出孟于不得已，所以欧阳修以《 五代史》 自许，而韩愈想讨伐死了的奸诈、奉承之人，使隐而未显的美德发出潜隐的光辉，为唐代撰写一种经书，不过遗憾还只是一种空想。现在对前人不得已而撰写的东西，仰头观望而有无限的仰慕之情，以至于像优孟那样来摹拟它，那就如同科举考试中草拟的浩命，并不是出于帝王的诏书，如同《 七林》 一书中的答问，不一定真有这些话，如此将怎样来验证于金石，昭示于后人？舍弃传记的正大通达，而仿效碑志的旁通，是求取与韩、欧之文相似吗？那就成了东施效鳖了；是求取满足别人请求撰文的愿望吗？那就成了卖卦的铺子。从前，西施因胸口疼痛而皱起眉头，乡中的丑妇以为这样很美便仿效起来，因此富人见了她便闭门不出，穷人见了她便携带妻子儿女逃离而去。卑微的卖卦先生在都市里算卦占卜，没有人过来求神问卜，便说某某王孙公子非常看重我，某某贵人夸赞我的卜术很神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