己卯七月，余将去江户，三岛中洲先生出其旧所撰文数十篇见示，曰此皆二十年前少作也。当时犹袭封建古法，政归幕府，故所有议论与今日绝异，时势不同，文章亦因之而变。余谓文运之盛衰，固有时系乎国运之升降，平世之音多宽和，乱世之音多噍杀，若由一人之身以前后今昔而判然者，则境为之也。中洲所遇之境，夫岂止一身而已哉？东国于二十年间维新建治，政令一更，太阿倒持，群藩纳土，自昔已去之权，一旦收之自上，固可为国家庆复古也。独是泰西列邦接踵并至，通商变法，弛禁外交，创三千年来未有之局，见非所见，闻非所闻，于是一二志士仁人，嗟吁痛愤，或为江统之著论，或为辛有之兴嗟，兆征于野祭而机发于鸣鹃，盖早有感慨欷歔，而见之于篇章文字者。虽其间因时自奋，遇合非常，特达于功名，飞腾于际会，以乘风云而著竹白者，未常无人，要亦一代贤豪者流也。惟所志不同，则所趋亦异，守经与达权，分道而扬镳可也。中洲生当无事之秋，长值承平之会，海寓晏安，士女恬嬉，民于诵读耕作之外，了无所争，固所称世外桃源也，盖三代醇朴之风犹有存者。及一旦身逢变革，目击更张，强邻启侮于疆宇，乱党弄兵于潢池，历历记之于心而可言之于口，其文章之异于今也亦固其宜。然观中洲于西学盛行之际，而仍复抱残守缺，以区区著述自娱，则其志可知矣。曩于《明治集》中于中洲诗文略见一斑，要皆近作，顾其蹊径之所从，意旨之所在，亦与此数十篇无甚相远也。要之，中洲之文具有师承，有关于世道人心，而能与时消息，固非苟焉而作者。夫文章虽小技，然实载道之器也。识具于几先，意存于言外，能者无不如是。其有先时而见志，后时而兴怀，思古伤今，忠君念国，感怆身世，悲悯天人，往往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。中洲之文何独不然。惜余于时轮舶启行，仓卒就道，未得挑灯细读，重为加墨。回帆既久，人事稍闲，追忆中洲所语于余，而余之默有所感者，牵率书之，以应其请。中洲如以为可存则存之，不可存则拉杂摧烧之。若以此言为足序中洲之文，则我敢辞不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