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谓备荒者吾知之矣：日常平，曰社仓，曰义仓。昔者晋侯伐楚，谋所以息民，魏绛请施舍，输积聚以贷，自公以下苟有积者尽出之。齐景公聚朽蠹而冻馁其三老，则晏婴讥之。然则富民之道在散而不在积也。汉之常平始积於官，然犹不取於民；宋之社仓始取於民，然又不积於官，是以其得犹多於失。今之义仓则取之於民而积之於官矣，其初犹存劝捐之名，其後遂为履亩之税，民纳其十而九入於吏橐，就其一之实於仓者，民亦未尝得食之也。古之利国者化积以为散，後之利国者敛散以为积；古之爱民者损上以益民，後之爱民者啬民以丰官：如是，而欲其民之不死於荒岁，有是理乎？无是理乎？
其少知治理者则曰：“积贮之法，当藏富於民，使民三年耕则有一年之蓄，九年耕则有三年之蓄；凡其粟布器畜财贿之数皆周知之而为之制。”夫藏富於民，诚是也；然一县之户至数万，一府之户至数十万，人人而察之，石石而量之，日亦不足。就令其能如是，其扰於民也必益甚。且夫积贮也者，岂必其名与形云尔哉，亦操乎其势所必然而已。贮其粟於仓而曰“此若干石”，家喻而户晓之曰：“畋尔田，积尔粟，以待凶岁。”──此积贮之形与名，庸人之所见而美，而其实皆不足恃也。昔者梁王移民移粟，而孟子以为无益，不若授之以五亩之宅，百亩之田而民自足也。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，而孟子曰不知为政，不若十一月成徒杠，十二月成舆粱而民自不病涉也。天下事固有斤斤焉求其如是而反不如是者，有不必斤斤焉求其如是而自能如是者，势为之而已矣。故粟处乎日增之势，则不待贮之於官、课之於民而其积者自多；粟处乎日减之势，则亦无赖于贮之於官，课之於民而其积者必少，此不可以不察者也。
今里巷之间，侈靡征逐日以益甚，优伶之戏街喧巷咽，母呼女，舅招甥，逾数十里而往观之；生子、娶妻、丧葬之事，中人之家常不减百馀筵；加以不肖之徒荡心淫博，废时失事，倾仓倒箧，盖十而六七矣；然後以其余力力田，地利安得而尽！以其馀粟养父母妻子，饔飧安得而给！是以禾未登而麦已尽，麦未至而粟已空。称贷而益犹且不足，而今乃欲课民积贮以备凶荒，呜乎，可谓不情之至者矣！欲民之多入则莫若务专其力；欲民之寡出则莫若务啬其用。且彼民者岂不知侈佚之能贫人而勤俭之可不匮乎哉，彼其习俗皆以此为荣，故强者耻不如人而弱者惧不齿於乡里耳。乡之人入城而见长衣，则相与长之，见短衣，则相与短之，彼岂有所驱迫而然哉！然则欲俗之变亦非难事也，诚能立之标准，树之风声，其不染於俗者，礼之以为民望，而惩其尤甚者，并及其容隐之里长，则弱者有所借口而强者无所竞，力专於田，用啬於家，一岁之粟十入而七出焉求其三之毋积不可得也。
抑其事更有要者焉。治国之智与治家异。入於仓则谓之有，出於仓则谓之无，此匹夫匹妇之所谓智也、治府县者必合一府一县而统计之：一岁之获粟几石，食粟几石，则民之贫富无遁情矣；一县之耕者几人，食者几人，则粟之多寡无隐数矣。大抵民之不耕而食者九，而富民、僧、道、盗、丐、游手之民不与焉；其可以减者六，曰官之亲从，曰吏，曰胥，曰工，曰商，曰驵侩；可以去者三，曰优，曰倡，曰博徒。今此九者其数常倍於农夫，并其父母妻子计之，是一人耕之常有数十人食之也，为农夫者安得不冻馁乎！夫河之广也百步，则其润也十里；官贪而护其下，而欲亲从吏胥之不多且富，不可得也。农夫博负百钱则终夜不能寐，以其得之难也。亲从吏胥博一夜之欢，缠头至数十金而不以介意，以其得之易也。亲从吏胥之攫财也易於拾芥，而欲其不起夏屋，罗珍羞，丰裘马，耽歌舞淫博之乐，以富天下之工商驵侩优倡博徒而多其数，不可得也。然则一府县之计可知已。
且夫人之不耕，非其生而不能耕也：不耕足以自食则不耕矣，不耕不足以自食则耕矣，使六者之数所获不能逾农，而三者无所得食，则人将不驱而自耕。耕者日增则食者日减：不必求积也，而粟自苦於无所往。
所谓“有水旱而无饥馑”者，此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