周官太宰，以九赋敛财贿。注，财，泉【原注】古钱字。谷也。又曰，赋口率出泉也。【原注】方回古今考不然此说。荀子言，厚刀布之敛，以夺之财。而汉律有口算。【原注】孝惠纪注，汉律，人出一算，算百二十钱。此则以钱为赋，自古有之，而不出于田亩也。唐初，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缯布，未尝用钱。自两税法行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。【任氏曰】行钱之法，惟曰钱粮纳钱。自明季以来，尽数纳银，钱于是铸而不行。顺治中，有钱粮纳钱之议，又有银七钱三之令。而钱准存留，不准起运，则终不纳钱也。是故钱之行必自钱粮始，钱粮必自起运始。除金花外，可尽数纳钱，即或银三钱七，或中半银钱，皆以起运为率。则有司不得不纳钱。有司纳钱，则民自乐输钱。小民输钱，则民间钱价自平。
孟子有言，圣人治天下，使有菽粟如水火，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？由今之道，无变今之俗，虽使余粮栖亩，斗米三钱，而输将不办，妇子不宁，民财终不可得，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，何者？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，舍所有而责所无故也。夫田野之氓，不为商贾，不为官，不为盗贼，银奚自而来哉！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，而今又甚焉。非任土以成赋，重穑以帅民，而欲望教化之行，风俗之美，无是理矣。
白氏长庆集策曰，夫赋敛之本者，量桑地以出租，计夫家以出庸。租庸者，谷帛而已。今则谷帛之外，又责之以钱。钱者，桑地不生铜，私家不敢铸，业于农者何从得之？至乃吏胥追征，官限迫蹙，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。当丰岁则贱粜半价，不足以充缗钱。遇凶年则息利倍称，不足以偿逋债。丰凶既若此，为农者何所望焉？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，日以富豪。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，日以贫困。劳逸既悬，利病相诱，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，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。至使田卒污莱，室如悬罄。人力罕施，而地利多郁。天时虚运，而岁功不成。臣尝反复思之，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。夫籴甚贵，钱甚轻则伤人。籴甚贱，钱甚重则伤农。农伤则生业不专，人伤则财用不足。故王者平均其贵贱，调节其重轻，使百货通流，四人交利，然后上无乏用，而下亦阜安。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，或积于国府，或滞于私家。若复日月征取，岁时输纳，臣恐谷帛之价转贱，农桑之业转伤，十年以后，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。今若量夫家之桑地，计谷帛为租庸，以石斗登降为差，以匹丈多少为等，但书估价，并免税钱，则任土之利载兴，易货之弊自革。弊革则务本者致力，利兴则趋末者回心。游手于道涂市肆者，可易业于西成。托迹于军籍释流者，可返躬于东作。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，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。
赠友诗曰，私家无钱炉，平地无铜山，胡为秋夏税，岁岁输铜钱。钱力日已重，农力日已殚。贱粜粟与麦，贱贸丝与绵。岁暮衣食尽，焉得无饥寒。吾闻国之初，有制垂不刊。庸必算丁口，租必计桑田。不求土所无，不强人所难。量入以为出，上足下亦安。兵兴一变法，兵息遂不还。使我农桑人，憔悴畎亩间。谁能革此弊，待君秉利权。复彼租庸法，令如贞观年。
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，钱者，官司所铸。粟帛者，农之所出。今乃使农人贱卖粟帛，易钱入官，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？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，以逐轻重，故农人日困，末业日增。请一切不督见钱，皆纳布帛。
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，其入有常物，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，使其直轻重相当，谓之折变。【原注】景佑初，诏户在第九等免折变。熙宁中，张方平上疏言，比年公私上下，并苦乏钱。又缘青苗助役之法，农民皆变转谷帛，输纳见钱。钱既难得，谷帛益贱。人情窘迫，谓之钱荒。【原注】司马光亦言，江淮之南，民间乏钱，谓之钱荒。苏轼亦言，免役之害，聚敛民财于上，而下有钱荒之患。绍熙元年，臣僚言，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，不强其所无。今之为绢者，一倍折而为钱，再倍折而为银。银愈贵，钱愈难得，谷愈不可售。使民贱粜而贵折，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。愿诏州郡，凡多取而多折者，重置于罚。民有粜不售者，令常平就籴，异时岁歉，平价以粜。庶于民无伤，于国有补。从之。而真宗时，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岛二税，上曰，若是将尽废耕农矣。不许。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，自南渡后始也。
解缙太平十策言，及今丰岁，宜于天下要害之处，每岁积粮若干。民乐近输，而国受长久之利，计之善者也。【杨氏曰】凡积谷者皆富人，有谷而贱粜者皆贫人也。贱粜者必贵籴，富益富而贫益贫由此矣。顾氏之说，上操其柄，而出入之际，又不至低昂之悬绝，其法之良乎。【又曰】如此只须停一年解京之银，便得无穷之利。愚以为天下税粮，当一切尽征本色。除漕运京仓之外，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。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，量其岁之丰凶，稽其价之高下，粜银解京，以资国用。一年计之不足，十年计之有余。小民免称贷之苦，官府省敲扑之烦，郡国有凶荒之备，一举而三善随之矣。
先生钱粮论略曰，古天下之所为富者，菽粟而已。为其交易也，不得已而以钱权之。然自三代以至于唐，所取于民者，粟帛而已。自杨炎两税之法行，始改而征钱，而未有银也。汉志言秦币二等，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，不为币。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。宋仁宗景佑二年，始诏诸路岁收缗钱，福建二广易以银，江东以帛。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，以坑冶多，而海舶利也。至金章宗，始铸银，名之曰承安宝货，公私同见钱用。哀宗正大间，民但以银市易，而不用铸。至于今日，上下通行，而忘其所自。然而考之元史，岁课之数为银至少。然则国赋之用银，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。今之言赋，必曰钱粮。夫钱，钱也。粮，粮也。亦乌有所谓银哉？且天地间银不益增，而赋则加倍，此必不供之数也。昔者唐穆宗时，物轻钱重，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，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，而民便之。【原注】旧唐穆宗纪，元和十五年八月辛未，兵部尚书杨于陵，总百寮钱货轻重之议，取天下两税、榷酒、盐利等，悉以布帛，任土所产物充税，并不征见钱。则物渐重，钱渐轻，农人见免贱卖匹段。请中书门下、御史台诸司官长重议施行。从之。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，以为钱非耕桑所得，使民输钱，是教之弃本逐末也，于是诸税悉收谷帛、紬绢。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，且以钱为难得也，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，而况于银乎？若度土地之宜，权岁入之数，酌转般之法，而通融乎其间，凡州县之不通商者，令尽纳本色，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。钱自下而上，则滥恶无所容，而钱价贵，是一举而两利焉。无蠲赋之亏，而有活民之实。无督责之难，而有完逋之渐。今日之计莫便乎此。夫树谷而征银，是畜羊而求马也。倚银而富国，是倚酒而充饥也。以此自愚，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，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。
又曰，自古以来，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，然不闻有火耗之说。火耗之所由名，其起于征银之代乎？原夫耗之所生，以一州县之赋繁矣，户户而收之，铢铢而纳之，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，是不得不资于火。有火则必有耗，所谓耗者，特百之一二而已。有贱丈夫焉，以为额外之征，不免干于吏议。择人而食，未足厌其贪惏，于是藉火耗之名，为巧取之术。【汝成案】贵州提督杨天纵疏，正杂钱粮，每两明加火耗二钱，实有加至四五钱不等。且市政司衙门，每兑收银百两，加轻平银五两。若收钱则无羡余，是以不行收纳。盖不知起于何年，而此法相传，代增一代，官重一官，以至于今。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，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。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。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，其征收之数，两者，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。铢者，必其穷下户也。虽多取之，不敢言也。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，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。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，正赋耳目之所先也，杂赋其所后也。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，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。解之藩司，谓之羡余。贡诸节使，谓之常例。责之以不得不为，护之以不可破，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。愚尝久于山东，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，而诉火耗之为虐者。独德州则不然，问其故，则曰，州之赋二万九千，二为银，八为钱也。钱则无火耗之加，故民力纾于他邑也。非德州之官皆贤，里胥皆善人也，势使之然也。又闻长者言，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，所以然者，钱重而难运，银轻而易赍，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，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。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，势使之然也。然则银之通，钱之滞。吏之宝，民之贼也！在有明之初，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，犯者准奸恶论。夫用金银，何奸之有？有重为之禁者，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。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，而制钱则偶一铸造，以助其不足耳。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，市道穷而伪物作，国币夺于上，民力殚于下。使陆贽、白居易、李翱之流而生今日，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。【原注】陆贽上均节财赋六事，其二言，凡国之赋税，必量人之力，任上之宜，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。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，而人之交易难准，又定泉布之法，以节轻重之宜。敛散弛张，必由于是。盖御财之大柄，为国之利权，守之在官，不以任下。然则谷帛者，人之所为也。钱货者，官之所为也。是以国朝着令，租出谷，庸出绢，调出缯纩布，曷尝有以钱为赋者哉！今之两税独异旧章，但估资产为差，使以钱谷定税，唯计求得之利宜，靡论供办之难易。所征非所业，所业非所征，遂成增价以买其所无，减价以卖其所有。一增一减，耗损已多。【汝成案】先生自注尚有李氏翱疏改税法、白氏居易赠友诗二条，已见前，故未录。又前注引旧唐书穆宗纪云云，考新旧唐书杨于陵传，穆宗即位，迁户部尚书。旧纪作兵部者，误也。先生论中作户部，注承未改云。曰，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，使改而征粟米，其无淋尖踢斛，巧取于民之术乎？曰，吾未见罢任之仓官，宁家之斗级，负米而行者也，必鬻银而后去。有两车行于道，前为钱，后为银，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。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。河朔之间所名为响马者，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。【汝成案】先生之时，每银一两值钱一千，今则每银一两值钱一千三百。先生与蓟门当事书云，凤翔之民，举值于权要，每银一两偿米四石。今则岁偶不登，每米一石值银四两。漕米折收，每本米一石，纳钱五千数百文。以银核之，则每石得银四两以外也。昔时银贵而谷贱，则农民困，而资用幸饶。今且银谷俱贵，则贫民无以为生，而资用亦绌矣。附识之，以权赢缩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