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尉繚子》一書，歷來爭論很多，歸納起來不外三個問題。第一，今本《尉繚子》是雜家《尉繚》還是兵家《尉繚》？第二，《尉繚子》成書于什麼年代？第三，《尉繚子》的作者是梁惠王時的尉繚還是秦始皇時的尉繚？現將這三個問題的分歧點和我們的看法分述如下，作為《尉繚子》的簡介。
第一，今本《尉繚于》是雜家《尉繚》還是兵家《尉繚》？
《漢書•藝文志》著錄有雜家《尉繚》二十九篇，下注“六國時”三字；另有兵形勢家《尉繚》三十一篇。都與今本《尉繚子》二十四篇不符。因此引起了今本《尉繚》究竟是雜家《尉繚》還是兵家《尉繚》的詞題，迄今尚在爭論中。
我們認為︰《漢書•藝文志》著錄有兩種《尉繚》，但唐初魏征撰修的《隋書•經籍志》卻只著錄了雜家《尉繚》一種；魏征在另一著作《群書治要》中又收錄了《尉繚》四篇，其內容基本與今本相似。足見唐初只有一種《尉繚》(即今本《尉繚》)流傳下來，而魏征將其歸入雜家。五代時，後晉劉䐂撰修的《舊唐書•藝文志》以及北宋歐陽修撰修的《新唐書•藝文志》也都將此《尉繚》列入雜家，而無兵家《尉繚》。但是與歐陽修大約同時的王堯臣等，則在北宋景佑間(公元1034-1038年)編輯的《崇文總目》中，將《尉繚子》列入兵家。宋元豐年間(公元1078-1085年)，又把《尉繚子》列為《武經七書》之一。查歐陽修生于公元1007年，卒于1072年，不但與王堯臣基本同時代，而且與宋元豐年間也很接近。由此，可以斷定歐陽修、王堯臣所見到的《尉繚子》以及《武經七書》中的《尉繚子》應是相同的書，只是由于歐陽修與王堯臣等的觀點不同，歐把它按先例歸入雜家，而王等則把它歸入兵家罷了。本來《漢書•藝文志》早已注明，所有雜家都是可入兵家的。我們從今本《尉繚子》的內容看，它主要還是談的軍事問題。雖然其中也涉及到政治、經濟、法律等問題，但這些本來就是與軍事有關的東西。因而北宋以後，把《尉繚子》列入兵家，進而列入《武經七書》也是正確的。
第二，《尉繚子》成書于什麼年代？
關于《尉繚子》的成書年代，《漢書•藝文志》已注明“六國時”。1972年，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出土的一批竹簡中，發現若干《尉繚子》殘簡。經整理後，其內容與今本大體相符，銀雀山漢墓已被斷定為西漢武帝初年墓葬，其隨葬竹簡的書寫時間當然還要早些。從其書寫中不避諱漢初幾個皇帝的名字如“邦”、“恆”、“啟”、“徹”等來看，竹簡書寫時間應在漢以前。而竹簡書寫時間又必定在該書已經廣為流傳之後，那麼，成書年代自然還應更早。所以《漢書•藝文志》注明“六國時”是可信的。
第三，《尉繚子》的作者繚尉是梁惠王時的還是秦始皇時的？
本來，《尉繚子•天官第一》就有“梁惠王問尉繚子曰”句。因此一般都認為尉繚是梁惠王時人。但由于史書中，梁惠王時並無有關尉繚其人的記載，而《史記•秦始皇本紀》卻記載有秦始皇十年(公元前237年)有個大梁人尉繚，被秦始皇任為國尉。因此，有人就認為《尉繚子》可能是秦始皇時的尉繚所著。這個問題至今尚在爭論中，在沒有發現更多的證據前，一時尚難定論。但我們認為，梁惠王于公元前369-前319年在位，距秦始皇十年(公元前235年)約八十多年，兩個尉繚不可能是同一個人。既不是同一個人，那麼，如果是秦始皇時的尉繚寫的，為什麼他與素始皇的談話，偏要說成是與梁惠王的談話呢？是托古嗎？相隔只幾十年，也談不上“古”。托名嗎？秦始皇的威名比“東敗于齊”，“西喪地于秦，南辱于楚”的梁惠王顯赫得多，身為秦國國尉的尉繚又何必要去托一個史無記載的尉繚之名呢？而且書中所談的內容多是強調“務農戰”、“修號令”、“明刑賞”、“審法制”等思想，都反映了當時山東六國變法圖強的政治思想，這些主張，對梁惠王來說，無疑是力挽危局的有效辦法。而對于早經商鞅變法，已經強大起來，正力圖征服六國的秦始皇來說，則近于無的放矢的陳詞濫調了。特別是《史記•秦始皇本紀》中所載尉繚說秦王之詞︰“以秦王之疆，諸侯譬如郡縣之君，臣但恐諸侯合縱，翕而出不意，此乃知伯、夫差、⻆昏王之所以亡也。願大王勿愛財物，賂其豪臣，以亂其謀，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。”這些已為秦王所采用，並收到實效的謀略，卻不見有一點反映于《尉繚子》書中，可見秦尉繚與《尉繚子》是風馬牛不相及的。此外，書中提到吳起與秦戰而頌揚吳起，也說明《尉繚子》一書不可能是秦始皇時的尉繚所作，而是梁惠王時的尉繚所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