書之名，無慮數十百種，而究其實，不過經與史二者而已。經所以載道，史所以紀事者也。六經開其源，後人踵增焉。訓戒論議考辨之屬，皆經之屬也；鑒記紀傳敘志之屬，皆史之屬也。顧六經者，聖人之書也。言體必有用，言用必有體。《易》與《禮》、《樂》，經中之經也，而事亦顯焉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，經中之史也，而道亦彰焉。後人才識淺短，遂不得不歧而貳之，斯不能不有所戾。故高譚名理者，常絀于博識之士，而自矜該洽者，其是非或謬于聖人。顧理無二致，故言道之書，雖世不乏著，究其精者，亦不過恢張余蘊，僅可作佐翼注疏；其卑者，糟粕唾余而已。若稍肆焉，則穿鑿傅會，破碎支離之弊出矣。至于事，則不然，日異月新，千態萬狀，非聖人已然之書所能盡也。故經不能以有所益，而史則日以多。夫史固盛衰成敗、廢興存亡之跡也。已然者事，而所以然者理也。理不可見，依事而彰，而事莫備于史。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報施，智愚忠佞賢奸之辨，皆于是乎取之，則史者可以翊經以為用，亦可謂兼經以立體者也。
自制舉藝出，而經學遂湮，然帖括家以場屋功令故，猶知誦其章句。至于史學，其書既浩瀚，文復簡奧，又無與于進取之途，故專門名家者，代不數人。
學士大夫則多廢焉置之，偶一展卷，率為睡魔作引耳。至于後進初學之士，若強以讀史，則不免頭涔涔，目森森，直苦海視之矣。《春秋》三傳，左氏最為明備，專經者猶或不能舉其辭，況其他乎？顧人多不能讀史，而無人不能讀稗官。稗官固亦史之支流，特更演繹其詞耳。善讀稗官者，亦可進于讀史，故古人不廢。
《東周列國》一書，稗官之近正者也。周自平轍東移，下迄呂政，上下五百有余年，列國數十，事物紛龐，較他史為難讀。迨變為稗官，則童稚無不能讀。
夫至童稚皆得讀史，豈非快事耶？然世之讀稗官者頗眾，而卒不獲讀史之益者何哉？蓋稗官不過紀事而已，其于智愚忠佞賢奸之行事，與國家之廢興存亡、盛衰成敗，雖皆臚列其跡，而與天道之感召，人事之報施，智愚忠佞賢奸計言行事之得失，及其所以盛衰成敗、廢興存亡之故，固皆未能有所發明，則讀者于事之初終原委，方且懵然，又安望其有益于學問哉？夫既無與于學問，則讀猶不讀，是為無益之書，安用災梨禍棗為！坊友周君，深慮于此，囑余者屢矣。寅卯之歲，予家居多暇，稍為評騭，條其得失而抉其隱微。雖未必盡合于當日之指，而依理論斷，是非既頗不謬于聖人，而亦不致貽嗤于博識之士。
聊以豁讀者之心目，于史學或亦不無小裨焉。故既為評之，而復序之如此。
乾隆壬申二月七都夢夫蔡元放題于綠淨山房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