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人之道，謂道之風化，陳示所以也。故經雲︰“陳之以德義而民與行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。”日月之明，眾不仰之，乾坤之廣，萬物順之。是以堯、舜之君，遠夷貢獻，桀、紂之君，諸夏背叛，非天移動其人，是乃上化使然也。故治人猶如養苗，先去其穢。故國之將興，而伐于國，國之將衰，而伐于山。明君之治，務知人之所患皂服之使，小國之臣。故曰，皂服無所不克，莫知其極，克食于民，而人有饑乏之變，則生亂逆。唯勸農業，無奪其時，唯薄賦斂，無盡民財。如此，富國安家，不亦宜乎？夫有國有家者，不患貧而患不安。故唐、虞之政，利人相逢，用天之時，分地之利，以豫凶年，秋用余糧，以給不足，天下通則.路不拾遺，民無去就。故五霸之世，不足者奉于有余。故今謀侯好利，利興民爭，災害並起，強弱相侵，躬耕者少，末作者多，民如浮雲，手足不安。經雲︰“不貴難得之貨，使民不為盜；不責無用之物，使民心不亂。”各理其職，是以聖人之政治者。古者齊景公之時，病民下奢侈，不遂禮制。周、秦之宜，去文就質，而勸民之有利也。夫作無用之器，聚無益之貨，金銀壁玉，珠璣悲翠，奇珍異寶，遠方所出，此非庶人之所用也。錦繡纂組，綺羅綾毅，玄黃衣帛，此非庶人之所服也。雕文刻鏤，伎作之巧，難成之功，妨害農事，輜 出入，袍裘索澤，此非庶人之所飾也。宮室堂殿，重門畫獸，蕭牆數仞，篆墓過度，竭財高尚，此非庶人之所居也。經雲︰“庶人之所好者，唯躬耕勤苦，謹身節用，以養父母。”
制之以財，用之以禮，豐年不奢，凶年不儉，素有蓄積，以儲其後，此治人之道，不亦合于四時之氣乎？
【譯文】
國君治理管教臣民的方法、原則是︰用正確的道德規範進行引導，向老百姓說明活動的準則，範圍。《經》說︰“向老百姓灌輸仁、義的品德，老百姓就把它貫徹在行動中，向老百姓講明善惡的區別，老百姓就知道了應該禁絕的事情。”太陽、月亮有著耀眼的光亮，老百姓對日月有無限的景仰，天地廣闊無垠，萬事萬物都順服于天地。所以有了堯，舜這樣的明君，遠近各方的百姓都來貢獻禮物表示自己的臣服之心，而桀、紂這樣的暴君，則被天下各路諸侯背叛，這不是上天的意志造成的結果，只是國君教化的結果。
因此，教化百姓就好像種植幼苗，應該首先剪除可能的歪枝，除掉人的缺點。
國家的興盛，寄希望于各地官吏能治理得法，國家的衰敗，則根源于平民百姓。明君治理天下，一定要清楚地了解最下級的奴隸階層，黎民百姓，這個階層的破壞力極大，假如不從這個前提出發，對他們苛刻無度，老百姓就會饑乏貧困，行為失常，因而必生禍端，直致亂逆犯上。只有獎勸農業，不要耽誤百姓的農時，輕徭薄賦，不取盡百姓的所有資財。做到了這一些，國家富強、百姓生活安定不就可以實現了嗎？大到國家，小到一家一戶，不憂患貧困而擔心生活的不安定。所以唐、虞執政，以揖讓有天下，給百姓以最大利益好處，能最大限度地利用天時、地利以預防災荒年景，在秋收時儲存余糧，賑濟不足，天下貨物暢通八達，百姓也就做到了路不拾遺，社會風氣極其良善，老百姓沒有去留進退的憂愁，更沒有背叛的舉動。春秋五霸時期，讓貧窮之入向富裕的人供奉，所以，今日的各路諸侯，追逐利益，天下紛爭，給社會造成巨大的災難，強弱相凌，真正從事農業耕種的人越來越少，不勞而獲的人越來越多，百姓象浮雲一樣游移四方，民心慌亂不定，生活動蕩不安。《經》說，“不抬高稀有難得的貨物的物價，便百姓不成為盜賊，不使對百姓無用的東西出現高物價，使人心不會大亂。”讓各個部門盡心盡責，這就是聖明君主的政治。春秋戰國時期，齊景公在世之時，社會風氣異常奢侈，不依禮、法行事。而周秦則刪煩就簡，推崇樸實無華，勸獎百姓勤于工作，作對百姓有利的事。那些制作出來沒有任何作用的器物，聚斂的沒有任何益處的財貨，象金銀壁玉，珠璣翡翠等奇珍異寶，都是遠方的產品，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夠使用的東西，象那些錦繡纂組、褲羅綾轂等彩色的衣服，也不是老百姓日常能夠穿用的衣物，象那些淫巧之器，雕文刻鏤出來的物品都會妨礙農時，出入時用有彩色障蔽的馬車，身著袍裘索澤，都不是老百姓的生活裝飾品，象那些講究的住宅，重門畫獸，數仞蕭牆，連墳冢也裝飾豪華，竭盡財力以求顯貴、闊氣，也不是者百姓能居住的地方。《經》說︰“黎民百姓的愛好，只應是勤苦耕作，生活節儉，謹慎小心，來贍養自己的父母。”
國君治理百姓，以自身的才能為依據，使百姓通曉禮儀，豐收年景時不奢侈，災荒年景時不欠收，平時進行必要的保蓄，預備未來可能發生的事情，這種管教臣民的道理下也是適合于四時之氣嗎？
【解析】
這篇文章論述了治理民眾的問題，文章表述了不少可貴的觀點，提出了種種有益的主張，不但對當時，即使在當今治理國家，管理各項事業，其意義也非同一般。
文章首先提出了“道之風化，陳示所以也”，也就是教育百姓的問題，文章主張“導”，也就是導引百姓往正確的方向發展，在百姓中樹立良好的道德規範，用禮義道德規範人的言行，教育百姓知善惡，守禁制，講道德。
這是我國古代講求的“禮儀”之邦，作者提出的榜樣是堯、舜之君。這種主張雖然和當今講求法治不完全一致，但竊以為仍應以“禮義之邦”的思想來輔佐法治，才能收到治本的效果。在當前我國處于大轉折時期，教育人民，進一步樹立良好的社會風尚，實屬必要而迫切。
文章接著提出了“民本”思想，指出國家興衰，取決于平民百姓，主張愛惜百姓，珍惜民力，在當時來說就是“勸農業，薄賦斂”，讓百姓富足了，國家自然興盛。百姓能夠安居樂業，當然國家政權也就穩定了。為了說明自己的主張正確，作者還舉唐虞之政和五霸之世作了比較，並進而指責當時的諸候好利，與民爭利，造成百姓不能安生的惡果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