甦文忠公厲法禁之說，曰︰“聖人之制刑，知天下之畏乎刑也。是故施其所畏者。自上而下，公卿大臣有毫發之罪，不終朝而罷隨之。是以下之為不善者，知其無有不罰也。”至哉斯言！“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，此乃自古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。舜誅四凶而天下服，何也？此四族者，天下之大族也。夫惟聖人能擊天下之大族，以服小民之心。故其刑至于措而不用。周之衰也，商鞅、韓非刑酷法以督責天下。然其所為得者，用法始于貴戚大臣，而且及于疏賤。故能以其國霸。由此觀之，商鞅、韓非之刑，非舜之刑；而所以用刑者，亦舜之術也。”
商鞅欲變法，而不赦公孫賈之貴幸。趙武靈王欲行胡服，而不恤公子成之異議。趙奢欲收租稅，雖平原君之貴，殺其用事者九人。
方今馭吏之難，莫難于贓吏。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，而未嘗得所以禁之之方。寬以養其廉，則嘗狃上之寬而不知畏。繩之以法，則慮其怨而不服。抑將何以處也？愚以為用寬不如用度，用法不若先服其心。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，贓可盡禁也。夫何故？天下之所以服者，常生于不偏；而其不服也，常起于不平。
《孟子》曰︰“夫子教我以正，夫子未出于正也。”己不正而正諸人，父不能以行其子，況正天下而不出于正者，誰也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？大吏而不正，不正而法不行矣。至于舉法以禁小吏，宜其怨而不服矣。昔陸宣公之秉政，至于蕃鎮之靴鞭亦確不受。雖德宗喻之而不奉詔。以為靴鞭之一弊，必至于金玉。則今之大吏省卒徒自給者，恬不知禁；而箱篚之大于靴鞭者，亦熟視而不問。此何理哉！大吏不正而責小吏，法略于上而詳于下，天下之不服，固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