方漢宣帝時，大司農耿壽昌奏立常平法。糴三輔近郡粟以給京師。歲省關東漕六十三萬人。又曰︰“令邊郡皆築倉，以谷賤時增價而糴，貴則減價而糶。”當時民皆便之。壽昌至爵為通侯。而蕭望之乃非之。元帝時，在位諸儒又非之，並與鹽鐵願罷，以為毋與民爭利。元帝亦听用其說。終漢之世，不行一常平也。壽昌既以便民，而望之諸儒乃以為與民爭利。愚于此未嘗不竊疑之。及為之反復其故，而參之以當世之變，然後始知望之諸儒之議，果非迂闊而不切事功者。
蓋君子之于天下，法必慮其所終，行必稽其所弊。事固有利在一時而害在萬世者。彼常平之法，大抵利于豐稔而不便于荒歉之歲。而神爵、五鳳間，谷石五錢，縣官常增價而糴之，豈不便于民？及元帝即位，谷石乃至三百余。豐凶之不常，如此而官吏奉行，所謂增價損價，安保其必如壽昌乎？《禹貢》之法，在禹行之則善。其後也，莫不善于貢矣。蓋禹雖立為九等，然有所謂錯出者，故能無害。後世執之以為常，不復知所除，則其病民為始甚。今使縣官與民為市，倘非賢官吏，大率皆知責其所入之多。所給之直，未暇問也。就使增價而糴，亦有其名耳。給直不時，使民訴而得之，往往費一而得二。所增何補？望之之說曰︰“築倉治船，費直二萬萬余，有動眾之功，恐生旱氣，民被其災。”望之之非壽昌不在是也。曰︰“壽昌習于商功分銖之事，其深計遠慮，誠未足任。”愚獨謂此語最為得之。側聞國朝熙寧中，司馬溫公論青苗之弊，因曰︰“太宗皇帝平河東，立和糴法。是時斗米十余錢，草束八錢。民樂與官為市。後物貴而和糴不解，遂為河東之患。臣恐異日之青苗，猶河東之和糴也。”望之之意，得無與溫公類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