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卷 第十三章 携手赴国难

类别:集部 作者:刘凤舞 书名:民国春秋

    1916年春,李大钊乘海轮返回上海,参加国内的革命活动。

    林伯渠早李大钊两个多月回国,他们两人分别后保持书信往来,建立了革命友情。

    林伯渠,名祖涵,湖南临澧凉水井村人,1886年生。父亲林鸿仪是前清副贡生,但终生未曾入宦,一直赋闲乡里。尽管家中尚有祖上留下的几石薄产,也常常是入不敷出。于是只得像当时多数落第文人一样,很早便开始了教书生涯。他先是在本地乡塾教书,后被聘至澧州城中执教,不久便颇有名声,于是被召回本县县城道水书院任山长。

    林伯渠的母亲李氏,是邻县一位私塾先生的女儿,略通文墨。林伯渠童年体弱,在10岁之前,一直没有正式入学,由母亲教他识字,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,他都背得滚瓜烂熟。

    林伯渠有一位比他大6岁的隔壁堂兄林修梅,后来成为著名的革命党人,1921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。这小兄弟俩很要好。林修梅从小爱读书,并酷爱习武,林伯渠常向他问这问那。一天,兄弟俩走进村口乐二庵,将菩萨推翻,闯了大祸。

    父亲得到消息,急忙赶回家来,将儿子责打一顿,向村中父老陪情,并和林修梅家立即请人塑了一个观音金身。

    父亲决定让他上学,先是送到邻近的家馆寄读。林伯渠生性颖异,学习进步特快,不到两年,四书五经,便已授完。父亲把他带到身边,亲手编成一套《励志文选》、《励志诗选》、《励志词选》、《励志曲选》,严加教授。他要求林伯渠非礼勿视,非礼勿听,非礼勿言,非礼勿动,不得有半点差池。

    林鸿仪治学,素以严谨著称。对儿子更是毫不放松。每每夜阑人静,他总是秉烛临案,反复讲授“三统”、“三世”的理论。

    1902年,16岁的林伯渠以优异成绩考取常德西路师范。林伯渠在常德读书期间,结识了常德府中学堂学生覃振。由于覃振从事革命宣传活动,被学校开除。覃振被开除后,写了一篇颇具煽动性的文章《死里求生》,同学们争相传抄,并且张贴在大街小巷,吸引了不少读者,覃振在常德名声为之大振。林伯渠支持覃振的活动。俩人友谊日趋加深,后来覃振成了林伯渠加入同盟会的介绍人之一。

    林伯渠还支持同学蒋翊武的革命活动。后来蒋翊武被开除学籍,并遭到通缉。林伯渠暗中邀集同学,秘密捐资,帮助蒋翊武潜往上海。

    父亲不幸早逝,母亲为了家中有个帮手,要林伯渠提前结婚。

    林伯渠的这桩婚事,本是指腹为婚。父亲林鸿仪在澧州城教书的时候,城里人有个名叫司马瀚的同窗学友,两人一向友善。司马瀚新近中了举人,被朝廷选了四川浦江县令。司马瀚比林鸿仪稍长,而两人几乎是同时婚娶。一日,司马瀚邀林鸿仪饮酒,席间,司马夫人一旁作陪。酒过三巡,林鸿仪看了一眼身怀有孕的嫂夫人,笑着对司马瀚说:

    “辛砚兄今年真的是双喜临门,又是黄金甲第,又要新添贵子,可喜可贺!”

    司马夫人嗔笑着瞪他一眼,回敬道:

    “小仙兄过奖了,尊夫人不也是有了么?”司司马瀚接过话头:“当真?”

    林鸿仪不语,表示默认。

    于是,司说来,直是上苍有眼。小仙兄若不嫌弃,倒不如咱们兄弟两个结个亲家,亲上加亲。贱内如果生个女儿,将来就是你林家的;尊夫人如果生下个女儿,那就是我司马家的人!如何?”

    林鸿仪推说不敢高攀,后见司马夫妇如此诚意,也便欣然应允下来。

    不巧,司马家生了个女儿,林家也生了个女儿,但林家的女儿不到周年就夭折了。司马家的女儿细凤5岁时,林家伯渠出生了。那时当地有句俗话:“女大两,黄金日日长,女大三,黄金堆成山。”女比男年长5岁的婚姻也是有的。于是,司马和林家这桩婚事也就这样铁定了。

    细凤和林伯渠结婚,司马家备上一份十分体面的嫁妆。林家六口,全靠几石薄产过活,常是入不敷出,细凤日夜操劳,家境也难改善。

    林伯渠在校刻苦学习,报考官费留学,名列第一。校长熊希龄见林伯渠不仅学识渊博、谈吐不凡,而且有爱国之心,竭力推荐,林伯渠才得以东渡日本留学。

    1904年,林伯渠进东京弘文师范学院学习。

    覃振亡命日本,林伯渠同他异国相逢,格外高兴。覃振与黄兴、宋教仁等关系密切,经覃振介绍,林伯渠很快同黄、宋熟识起来。

    1905年8月,林渠伯应黄兴邀请,参加同盟会成立大会。会后,他请求黄兴和宋教仁带他去见孙中山,要求参加同盟会。

    孙中山当即表示:“我代表同盟会总部,接纳林君入会。”

    林伯渠填写了同盟会盟书,黄兴主盟,宋教仁、覃振介绍,林伯渠加入了同盟会。

    1906年初,林伯渠和刘道一、秋瑾、姚鸿业等人一起回国。林伯渠抵达上海后,受同盟会总部派遣,回湖南长沙,负责同盟会秘密刊物《民报》的发行工作。

    为了掩护身份,林伯渠一回到长沙,便开办了一所振楚学堂。学堂主要用来掩护革命党人的活动,规模不大。

    这年秋天,刘道一、蔡绍南策划萍醴浏起义,以失败而告终。孙中山、黄兴认为在长江流域发动革命暂时面临困难,转而南图两广和云南。林伯渠被派往东三省调查边疆,联络绿林。

    林伯渠通过一位亲戚介绍,担任吉林省劝学总所会办。他在东北发展了关显庭、陈仙舟、林武等10多人为同盟会会员。

    1909年,同盟会派廖仲恺和林伯渠同东北“马贼”建立联系。这支“马贼”拥有四五千支枪,在延吉和桦甸县间的南山沟子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自治政权,其势力范围南北约百里,东西约300里,引起同盟会注目,认为这支“马贼”可以作为革命的盟友。最初由宋教仁带领几名同志前往,不料立足未稳,被清军发觉,使命受挫,只好撤回东京。在林伯渠、廖仲恺的争取下,东北“马贼”终于成为同盟会的盟友。

    林伯渠的妻子在湖南家乡去世。林伯渠在精神上蒙此巨大不幸,使他悲痛欲绝。

    林伯渠担任劝学总所会办,积极兴办新学,名声大振。因为常到各处查学,1909年,他认识了吉林女子小学新来的年轻女教员伍崇贤,俩人一见钟情,又有提学使吴鲁说媒,便于1910年春结婚。

    1911年8月,林伯渠应中部同盟会之召,从吉林赶赴上海。宋教仁、谭人凤、陈其美派他到湖南运动新军和巡防营的策反工作。

    林伯渠带着妻子伍崇贤和不到半岁的小女儿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。他把妻子、女儿安顿好,便前往常德。

    同盟会湖南分会焦达峰派林伯渠在常德新军和巡防营中活动,林伯渠原来在常德西路师范的同学,多在新军25混成协50标三营中任职,因此,他便把活动的重心放在三营上。

    在武昌首义前,营中反正工作已基本酝酿成熟。

    10月23日,即长沙光复的第二天,焦达峰便委任杨任为两路招抚使、余昭常为总参谋长,前往常德招抚。杨任、余昭常等抵常德时,由于林伯渠等人预先布置,商民们皆悬白旗以示欢迎,并献牛酒,常德遂告光复。三天后澧水流域各县也全部反正。

    焦达峰被杀,谭延任都督,潭密令西路巡防营统领陈斌生捕杀杨任等人。在湘西一带活动的林伯渠,惊闻两路招抚使杨任等人被杀惨案,异常愤慨,决定偕数位同志立即离湘,前往南京、上海。

    林伯渠来到上海,恰逢孙中山也从欧洲回国。他和中部同盟会的同志们一起,热烈欢迎孙中山归来,并参加同盟会的活动。

    国民党发动“二次革命”,林伯渠奉命回到湖南。湖南宣布独立,林伯渠出任岳州要塞司令部参议,要塞司令是他的堂兄林修梅。

    二次革命失败,林伯渠、林修梅被通缉,不得不离开祖国,亡命日本。

    林伯渠入东京中央大学,攻读财政、经济和法律。他以自强不息的精神,不断去追求新的知识,除了在中央大学上课外,还常到日华、国英、东亚等学校听讲。他坚信“过人者,学力之过人耳”,一刻不肯虚度时光。

    林伯渠在读书期间,不忘革命,他在一首诗中说:

    沉沉心事向谁说,袖手层楼看雪霏。

    远水如云欲断续,寒鸦几点迷归依。

    欺人发鬓垂垂白,列眼河山故故非。

    独抱古欢深不语,明朝有意弄晴晖。

    1914年7月8日,孙中山在东京驻地精养轩召开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,林伯渠和林修梅准时来到会场。会上革命党内部发生意见分歧,林伯渠坚决拥护孙中山,他站起身来说道:

    “诸位,我来讲几句!”

    众人见是素来不太喜欢在公众场合出头露面的林伯渠,微微吃了一惊,都静听着他用湘西北口音说话:

    “当然,打手印不见得是什么高明的办法,但作为革命党,我们面前明摆着两条路:要么是志同道合,团结一致地去和袁世凯斗争;要么就是无组织、无纪律,成为投机取巧的官僚政客的一时结合。不也有那么一些曾经是同盟会的发起者的人,后来竟说‘革命军起,革命党消’,主张解散同盟会,竟和立宪党人流瀣一气,反对孙先生,支持袁世凯。我觉得,既然没有更好的办法,总不能群龙无首吧!打手印宣誓,总比乌合之众好。我愿跟孙先生革命!”

    说罢,在誓约上签名,打手印。

    林修梅紧接着说:“我宣誓服从孙总理,共图拯救中华大业!”

    同样在誓约上签字、打手印。

    孙中山对人说:“林氏兄弟,一文一武,将来必定大有作为。”

    1916年2月28日,林伯渠受中华革命党总部派遣,回国参加孙中山发动的讨袁斗争。他赶回上海,被派到汉口、长沙等地活动。

    孙中山对形势始终抱乐观态度,他认为有志竟成。他说:“惟我辈既以担当中国改革发展为己任,虽石烂海枯,而此身尚存,此心不死,既不可以失败而灰心,亦不能以困难而缩步。精神贯注,猛力向前,应乎世界进步潮流,合乎善长恶消之天理,则终有最后成功之一日。即使及身而不能成,四亿万苍生当亦有闻风而兴起者,毋怯也!”他还说二次革命“失败以后,自表面观之,已觉势力全归乌有,而实则内地各处,其革命分子较之湖北革命以前,不啻万倍。而袁氏之种种政策,尚能力为民国制造革命党。”

    孙中山东渡以来,日夕共谋,非欲雪癸丑之耻,实欲竟辛亥之功。

    黄兴、李烈钧、张继、陈炯明等人在新败之后,认为袁世凯镇压一次革命得逞,其势力如日中天,须缓待时日,待机而动,被称为缓进派。其对孙中山等积极组织新党亟谋在国内迅举义帜、以推翻袁世凯专制统治,是抱反对态度的。

    孙中山为了争取李烈钧、陈炯明等人,曾指令邓泽如、郑螺生、李源水、区慎刚等南洋同志,向李烈钧、陈炯明等进行规劝,但李烈钧仍发出布告各埠同志书,陈炯明则亲往南洋各埠联络,进行分裂活动。他们为了贯彻反袁缓进主张,抵制和破坏中华革命党在南洋的筹款活动,以救济广东水灾为名,于1914年创办了水利公司,派员赴各埠筹款,声言办邮船,并派学生赴欧美留学、习飞机,所至辄阻挠中华革命党之筹饷,反对孙中山。

    他们甚至想把南洋地区的中华革命党员也拉过去,声言:他们只是不赞成以中华革命党来取代国民党。现在惟有各行其是,尽力办去,务达到倒袁之目的而后已。目的达到,然后请中山先生出来共同维持。他们还说:他们和中华革命党形式上不同,其实精神如一,将来得以倾袁,仍欲辅助孙先生施展救民政策,却非为个人而生私心。

    李烈钧、陈炯明、柏文蔚、林虎、熊克武等人还在南洋组织“欧事研究会”,假借世运,掩饰内讧,另树一帜,与中华革命党对抗。1915年1月,林虎、熊克武等欧事研究会部分成员通电,为袁世凯政府与日本政府正式谈判二十一条辟谣。2月,黄兴、陈炯明领衔通电,再次辟谣,该电以停止讨袁、一致对外为基调,而对二次革命深自引咎,表示:“癸丑7月之役,固自弃于国人,然尚有他途,国政于以修明,兴等虽被万死,又何足惜?”二次革命失败后,“即复戢兵,诚不欲以骤难克敌之师,重生灵涂炭之祸。兴等虽以此受同志之责,居怯之名,质之天良,尚无所歉。”他们声明:“国人既惩兴等癸丑之非,自后非有社会真切之要求,决不轻言国事。”

    二十一条签订后,对黄兴等人起震惊作用,黄兴等17人联名通电,指斥袁世凯“外交失败,丧权蹙国”,“其所以然,则一国政权集结一人之身。”

    此后,欧事研究会的骨干分子李烈钧、覃振、周震麟等人,相继以个人名义加入中华革命党。孙、黄趋于一致。

    孙中山于1915年2月委任陈其美、居正、许崇清、胡汉民、张静江分别担任中华革命党本部总务、党务、军务、政治、财政等各部部长,廖仲恺、邓铿、杨庶堪分别为财政、军务、政治部副部长。中华革命党机关报为《民国杂志》,胡汉民任总编辑,居正为发行人,主要撰稿人有戴季陶、朱执信、苏曼殊、邹鲁等人。

    陈其美、戴季陶向孙中山建议:“辛亥、癸丑两役失败原因固然多,而以东北各省根基薄弱,不能直捣北京关系最大,今后我党仍偏重南方,勿视北方,覆辙孙中山听从了他孙中山听从了他建议,便派他们到东北大连,进行“培养根基”的工作,他们的直接任务是负责建立革命机关,策动东北三省的革命运动。

    大连本是革命党人集中的地方,因受反动势力的压迫,革命党人的机关、团体几乎被破坏殆尽,革命党人逃往海外者甚多,余者寥若晨星,或操业以自给,或任教授以糊口,或为谋生活计,于国事竟不闻问。

    陈其美、戴季陶到大连后,便分头去联络旧日党人,向他们介绍孙中山在日本坚持斗争的情况,鼓起他们的勇气。在这些党人的支持下,很快恢复了旧时的机关、团体。随后,又继续发展,在东北三省内建立了近30个革命团体。

    孙中山委任何天炯主持中华革命党广东支部,委任邓铿为中华革命军广东司令长官。其时,朱执信虽尚未履行入党手续,但他自动回粤,与邓铿通力合作,共策讨伐龙济光的军事行动。他们分东北和西南两方面,东北方面包括惠州、韶州、增城、龙门四路,加上江门、香山,由邓铿负责;西南方面,分为南海、顺德、番禺、花县、清远、新会、高州、思平、开平、阳江、阳春五路,由朱执信负责。在朱执信、邓铿的周密策划下,广东反龙力量呈迅速聚合之势,为大规模的反袁讨龙的高潮到来准备了条件。

    1915年复,孙中山召开军事会议,决定组织中华革命军,命令陈其美、居正、胡汉民、于右任等分别为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军总司令,在上海、青岛、广州、陕西三原建立东南、东北、西南、西北军司令部。孙中山还陆续委派了各省的司令长官。大批革命党人根据孙中山的指示,陆续回国。

    居正在回国之前,孙中山找他秘密面谈,孙中山建议东北军总司令部设在青岛八幡町的一座坚固的大楼内,那里原是德国驻青岛总督的住宅,现在是日本人的战利品。萱野长知通过他的军队内的朋友,把这座大楼让给中华革命党使用。

    孙中山说:

    “我们必须火速将革命军组织好,发展壮大起来。中华革命军讨袁,你们东北军应做讨袁先锋。东北军现在实力较为雄厚,基础不错,如果再进一步发展壮大,虽有困难,也可取胜。你到山东后,一定要设法会见刘廷汉,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,如果他能率团起义,那对敌人将是一个沉重打击!”

    居正提出:“东北军在武器补充方面,还有困难。”

    孙中山说:“我与萱野长知研究过,他同意担任东北军顾问。他答应在日本给你们买几门大炮和一些炮弹。萱野长知还有一个好办法解决武器问题:在山东有一批会制造武器的日本人,那是1897年日本为了和德国争夺胶东半岛的控制权,有计划地组织了许多日本浪人改换姓名,留起辫子,化装成中国老百姓,潜伏在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,以便待机乘隙而出。这些浪人都是军工人员,萱野长知准备去动员这帮人为革命军制造武器。”

    孙中山还派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几十名留学生随居正回国,参加组建中华革命军。又命许崇清为东北军参谋长兼前敌总指挥。居正、许崇清等人回国后,在胶东半岛建立了革命军东北军2师1旅的正规军,是革命军中力量较强的一支武装队伍,占据墨县、寿光、高密、潍县、青岛等地,司令部设在潍县。孙中山命令东北军攻占济南。

    孙中山把一批革命党人派回国之后,他和廖仲恺等人在东京为革命军筹集资金,购买军械、药品,并参加社会政治活动。他们多次购置大批枪械子弹等物资,运回国内。

    黄兴在美国也积极发动讨袁斗争,他派儿子黄一欧到东京与孙中山联络。

    孙中山见到黄一欧,喜出望外。黄一欧向孙中山交出一封父亲的亲笔信和一些礼物。孙中山双手捧着信,慢慢地念着,那苍劲有力的字,流露出真挚炽烈的感情,孙中山顿时觉得全身热血沸腾,热泪涌出眼眶。

    黄兴的信,向孙中山报告了他在美国的生活,表示了他反对丧权辱国之祸首袁世凯的决心:“袁将帝制自为,发难机会已到,如有所命,亟愿效力。”他告诉孙中山,他与云南蔡锷有密电往来,并已派李烈钧、熊克武、方声涛等潜抵云南,协助蔡锷组织讨袁护国军;另外,他在美国正继续为讨袁之“三次革命”募集经费。

    1915年9月,陈炯明由消极反袁转到积极倒袁,派马育航等人到香港与邹鲁密商,在香港成立了工作机构,随后又亲自前往香港,召开会议。陈决定返回广东,发动讨袁战争,根据与会者各自的籍贯和地位,作了分工:陈炯明负责东江地区,苏慎初负责高、廉、雷、钦地区,姚雨平负责广惠地区,邹鲁负责潮梅地区。

    部署既定,陈炯明于1915年冬潜回惠阳、博罗一带招集旧部,组织讨逆共和军,计划10路同时起兵。

    1916年1月6日,陈炯明在惠州淡水誓师讨袁,并以“广东都督兼讨逆共和军总司令”的名义,发布讨袁檄文。宣称要“征讨逆贼,传檄中原,饮马沅湘,会师吴楚,直捣燕蓟,擒治元凶,事定之日,与我国人共同建设联邦政府,公选元首,代表国家,巩固共和之基础,发扬民国之光辉。”

    朱执信、陆领等领导南海、顺德的绿林揭竿而起,向佛山进军,迎头痛击前来的龙军。

    湖北革命党人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马队起义;湖南革命党人杨玉鹏等率讨袁军在长沙袭击将军署;陈其美等人率革命军进攻制造局。

    1916年4月27日,孙中山、宋庆龄、廖仲恺、戴季陶等人秘密离开东京,“直挂云帆济苍海”,返回上海,指导全国各地的反袁斗争。

    孙中山约黄兴在沪相见。黄兴于4月22日由旧金山启程,5月9日到达东京,7月8日由日本启程回国。他和孙中山在上海战友重逢,悲喜交集,从此和好如初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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