元祐初，温公入相，诸贤议革新法，不能须臾。然既曰罢青苗钱、复行常平仓法矣，未几而复有再给散出息之令，而其建请乃出于范忠宣。虽曰温公在告不预知，然公其时有奏乞禁抑配，奏中且明及四月二十六日敕令给钱斛之说，则非全不预知也。后以台谏交章论列，舍人苏轼不肯书黄，始悟而不复行耳。至于役法，则诸贤之是熙宁而主雇募者，居其半，故差、雇二者之法杂然并行，免役六色之钱仍复征取。然则诸贤徒知欲革新法，而青苗、助役之是非可否，胸中全未有灼见在，宜熙丰之党后来得以为辞也。然熙宁之行青苗也，既有三分之息，提举司复以多散为功，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弊。其行助役也，既取二分之宽剩，而复征头子钱，民间输钱日多，而雇人给直日损，遂至宽剩积压，此其极弊也。至绍圣国论一变，群奸唾掌而起，于绍述故事，宜不遗余力。然考其施行之条画，则青苗取息止于一分，且不立定额，抑配入户。助役钱宽剩亦不得过一分，而蠲减先于下五等人户，则聚敛之意，反不如熙丰之甚矣。观元祐之再行青苗，复征六色役钱，宽剩皆止于一分，则知言利之名，虽小人亦欲少避之。要之，以常平之储贵发贱，敛以赈凶饥、广蓄储，其出入以粟而不以金，且不取息，亦可以惩常平积滞不散、侵移他用之弊，则青苗未尝不可行。以坊场扑买之利，及量征六色助役之钱，以贡顾役，所征不及下户，不取宽剩，亦可以免当役者费用破家之苦，则助役未尝不可行。介甫狠愎，不能熟议缓行，而当时诸贤又以决不可行之说激之，群憸因得以行其附会媒进之计，推波助澜，无所不至。故其征利毒民，反出后来章、蔡诸人之上矣，惜哉!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