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人未為訓傳。子思、孟軻欲發明《論語》，皆別自為書，《中庸》與七篇是也。《道德經》之有《列》、《莊》，亦猶是也。《易》之《彖象》、《系辭》，本不與經文相附，至王弼乃以合之，非其初矣。《爾雅》之于《詩》，匯聚而校釋之，則真傳矣。至毛公傳《詩》，孔安國傳《書》，而傳注遂有定體名矣。然是時意見各出，不嫌矛盾，專以明經為主。如注疏家所稱“先鄭”者，鄭眾也，“後鄭”者，鄭玄也，觀《周禮》之注，則先鄭與後鄭十異其五。劉向注《春秋》主《公羊》，劉歆主《左氏》，故有父子異同之論。由是觀之，漢人說經，雖天親父子不苟同也。孔子以“一貫”傳道，而曾子以忠恕說一貫，曾子作《大學》，而子思受業曾子，作《中庸》。由是觀之，聖賢師弟子亦不苟同也。今之學者吾惑焉，摭拾宋人之緒言，不究古昔之妙論，盡掃百家而歸之宋人，又盡掃宋人而歸之朱子，無惑乎其日趨于陋也![大抵注書之法，妙在隱隱躍躍、若明若昧之間，如詹尹之卜，取意不取象，行人之官，受命不受辭。龍不掛鉤，龜不食墨，懸解幽微，斯之謂也。故古之解經者，訓其字不解其意，使人深思而自得之。漢儒尚然。至于後世，解者益明，讀者益略，粗心浮氣，不務沉思，譬之遇人于涂，見其肥瘠短長，而不知其心術行業也。]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