陽明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，真可謂擴前聖所未發。蓋此良知，即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，即孟子所謂赤子之心，即佛氏所謂本來面目，即中庸所謂性，即佛氏所謂見性成佛。乃得于稟受之初，從胞胎中帶來，一毫不假于外，故其功夫最為切近。陽明既已拈出，學者只須就此處著力，使不失本然之初，便是作聖之功。其或雜以己私，則于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，而其虛靈不昧之天，必有赧然自愧者。因此漸漸克去，損之又損，而本體自無不具矣。又何必費許多辭說哉？夫講論愈多，則枝葉日繁，流派日廣。枝葉繁而本根萎，流派廣則源泉竭。岐路之多，楊朱之所以下泣也，其于理性何益哉？
今世談理性者，恥言文辭。工文辭者，厭談理性。斯二者皆非也。蓋文以紀記政事，詩以宣暢性情，此古之文詞也。後世專工靡曼，若春花艷發，但可以裝點景象，于世道元無所補。及其浮艷之極，或至于導欲宣淫。若夫談理性則玄虛要眇，間有能反觀內照，則澄汰之功，于身心不無所補。然其靜默之極，遂至于坐忘廢務。夫宣淫導欲，過止一身；坐忘廢務，禍及家國，而況乎理性未易窺測。苟有毫厘之差，乃所謂以學術殺天下者此也。則亦豈細故哉？故學者莫若留心于經術，夫經術所以經世務，而況乎成性存存之說。精一執中之傳，使後世最善談理性者，亦豈能有加于此哉？
岩下放言雲︰三代絕學之後，心性之說，唯老莊佛氏窺測一二。其言亦似有見。
昔呂申公當國，申公好禪學，一時縉紳大夫兢事談禪，當時謂之禪鑽。今之仕宦，有教士長民之責者，此皆士風民俗之所表率。苟一倡之于上，則天下之人群趨影附，如醉如狂。然此等之徒，豈皆實心向學，但不過假此以結在上之知，求以濟其私耳。澆兢之風，未知所屆，既入其笠，又從而招之。在上諸公，恐亦不得逃其責也。
晉人喜談玄虛，南宋諸公好言理性，卒之典午終于不兢。宋自理宗之後，國勢日蹙，而胡虜乘恤，得以肆其竊據之謀。故當時有識者雲，遂使神州陸沉，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咎。宋人亦言不講防秋講《春秋》，蓋深以為失計也。此非所謂游談妨務禍及家國者耶？或者晉宋當偏安之朝，人主無意恢復，而豪杰之士無以展其所抱，故退處里巷，講明學術以啟迪後進，固無不可。豈有當此盛朝，士地之廣，生聚之眾，政事之繁多，既委身于國受民社之寄，日勤職業，猶懼不逮，而乃坐糜廩祿，虛冒寵榮，終日空談，全廢政務，豈非聖世之所必誅者哉？
心性之學，吾輩亦當理，蓋本源之地，理會得明白，則應事方有分曉；然亦只是自家理會，間所有得，則�纎O之以貽同志可也。豈有創立門戶，招集無賴之徒，數百為群，亡棄本業，兢事空談？始于一方，則一方如狂；既而一國效之，則一國如狂；至于天下慕而效之，則天下如狂。正所謂處士橫議，惑世誣民，即孔子所誅少正卯。所謂言辨而偽、行僻而堅者，正此類也。其何以能容于聖世耶？
我朝薛文清、吳康齋、陳白沙諸人亦皆講學，然亦只是同志。薛文清所著《讀書錄》，康齋、白沙俱有語錄。正門人�纎O之以貽同志者，何嘗招集如許人？唯陽明先生從游者最眾。然陽明之學自足聳動人，況陽明不但無妨于職業，當桶罔橫水用兵之時，敵人偵知其講學，不甚設備，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。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，行政則講學兼施于政術。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，三代以後豈能多見？而後世中才，動輒欲效之。嗚呼！幾何其不貽譏于當世哉？陽陽同時如湛甘泉者，在南太學時講學，其門生甚多。後為南宗伯，揚州儀真大鹽商亦皆從學。甘泉呼為行窩中門生，此輩到處請托，至今南都人語及之，即以為談柄。甘泉且然，而況下此者乎？宜乎今之謗議紛紛也。
《莊子》比舜為卷婁。卷婁，羊肉也，以為舜有 行，故群蟻聚之。今若在外之兩司與郡縣守令，凡士子之升沉，人家之盛衰，胥此焉系，則又豈但如卷婁而已哉？故今兩司郡縣諸公，尤不宜講學，蓋以其聲勢之足以動人，而依倚聲勢之人進也。夫依倚聲勢之人進，則持身守正之士遠矣。尚何怪乎今世士君子之恥言講學哉？
今之講學者，皆以孔子言“有教無類”，又以為佛家言“下下人有上上智”。故雲︰人人皆可入道講學，不當擇人。是不然，蓋孔子亦嘗言之矣︰“民可使由之，不可使知之”，故記曰︰道非明民，將以愚之。夫所謂無類雲者，蓋指專心求道者而言也。然今世豈有專心求道之人？夫求道者，惟愚魯之人。其心最專，故最易入道。若曾子竟以魯得之者是也。今之所當辨者，正懼其智巧過人耳。佛氏謂“下下人者”，亦指混沌未鑿者而言，六祖蓋混沌未鑿者。今之初地人，其能道“菩提本無樹，明鏡亦非台。本來無一物，何處惹塵埃”之語耶？正以今世無不鑿之人故也。是惡可以不擇哉？
朱子作《傳注》，其嘉惠後學之功甚大，但只是分頭路太多，其學便覺支離。《論語》首篇“學而時習之”一章，便說差了。蓋因有三個“乎”字，遂把三章分作三段看，以“不亦君子乎”屬“在人不知而不慍”一句上，非惟失了夫子之意，亦且不知夫子作文之法矣。此學字說得甚大，蓋即是學為聖人之學。即復其初，就是除此外別無學。夫學而至于時時習之，則功夫無有間斷矣。夫顏子不能無違于三月之後。今時時習之無有間斷，至于中心喜悅，則完全是一個聖人體段。故程子曰︰義理浹洽于中則說。此言甚好，然功夫全在此一句。後面兩節只輕輕說過去，以見聖人之全體。夫學已到至處，由是人知之則樂，人不知亦不慍，豈不為君子乎？蓋君子即聖人，悅樂不慍三字是對待說，而君子一句總說到學而時習之。今朱子以為人知之而樂者，順而易；不知而不慍者，逆而難。則是以為到不慍方才成得君子，是豈聖人之意哉？且學以為己，人之知與不知，于我何與？何不知而遂以為逆，以此分別難易淺深，終是未安。
大凡讀書須要通前徹後看，故得聖人之意。始《論語》一書，乃孔子平日所以教人者，其第三章即曰︰“巧言令色，鮮矣仁。”後又曰︰“巧言令色，足恭。左丘明恥之，丘亦恥之。”又曰︰是故惡夫佞者。又曰︰不有祝笏之佞，而有宋朝之美。難乎免于今之世矣。蓋佞，是巧言，美，是令色。及聖人之所取者，則曰剛毅木訥近仁。蓋剛毅則非令色，木訥則無巧言，正是相反處。又曰︰恭近于體，遠恥辱也。夫巧言令色足恭，皆是忘己以媚悅人者。想周末衰世，多有此等人，故夫子深惡而痛絕之。至許仲弓以南面，則取其居敬而行簡之一言。他日又稱之曰︰“雍也仁而不佞。”孔門最重者仁，未嘗輕以許人。想仲弓亦是個剛毅木訥恭而有體的人，故孔子以仁與南面許之。今世大率以柔顏媚語者為仁，以直言厲色者為不仁，其去聖人之意遠矣。
門人之記孔子曰︰“子溫而厲，威而不猛，恭而安。”蓋溫近于令色，厲則非令色矣。恭近于足恭，安則非足恭矣。威非作威，只是君子不重，則不威之威。故夫子所稱五美，其一曰︰“君子正其衣冠，尊其瞻視。”儼然人望而畏之，斯不亦威而不猛乎？威亦近于剛毅，實則何嘗猛？合此數處而觀之，可以見聖人之意矣。
《六經》之言，含蓄深遠，如莊子《逍遙游》，其言理性最活潑處，然反覆數百言，只做得鳶飛戾天魚躍于淵的注腳。
《易》曰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，嘉會足以合禮，利物足以和義，貞固足以干事。孟子所謂四端，蓋本于此，孔子但雜出之，未嘗並論。其所雅言者，只一仁字。如曰︰“君子去仁惡乎成名”，“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”，“人而不仁如體何”，“人而不仁如樂何”，又曰︰“好仁者無以尚之。”蓋人能全體得一個仁。此心純是天理，則四德皆並包其中，蓋自有不期合而合者。
孔子只說仁。乾卦文言曰︰元者善之長也。此是人心之生意，萬善皆從此出，生生不窮。今人以果子核中之物謂之曰仁，最好。如言桃仁、杏仁、瓜仁之類是也。蓋造化之妙，包于此中，而發生長養皆從此出，以此言仁，親切有味。有子曰“君子務本，本立而道生。孝弟也者，其為仁之本歟。正有若之言似孔子處，蓋仁必自孝弟始。人能孝弟則仁根焉，而道自此生矣。至孟子以仁為事親，義為從兄，便覺又生一個枝節。及其說到智之實，知斯二者弗去。禮之實，節文斯二者。樂之實，樂斯二者。樂則生矣，生則惡可已。惡可已，則可不知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。此是孟子自得之最深處。學者體認此章，須到有不知手舞足蹈處，方是有得。
孔子答群弟子問仁，皆因病而藥。獨顏淵問為仁，則真有切實力行之意。故孔子亦以切實力行告之曰︰“克己復禮為仁”，繼之曰︰“非禮不視，非禮不听，非禮不言，非禮不動。”此是為仁最切要的功夫。《心經》言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其原蓋出于此。雖佛家亦以為第一義諦，然謂之曰“無”，便覺有著。
夫子許仲弓以南面。仲弓以子桑、伯子為問，蓋二人皆簡者也。其氣質相類，因遂及之。夫子對以可也，簡則未深許之也。夫簡者多失之誕傲，故夫子他日又曰︰“歸歟歸歟，吾黨之小子狂簡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”及仲弓問仁，夫子告以出門如見大賓，使民如承大祭，正欲裁之以敬也。則居敬行簡之對，其在問仁之後歟。
孟子深造之以道章曰︰“欲其自得之，自得之則居之安；居之安則資之深；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。”皆是實際的說話。苟非身到其地，安能為此言？孔門諸子皆所不逮。
《中庸》尊德性章，此是聖人全體工夫。蓋德性乃吾所受于天之正理，尊者，所以體而全之也。若欲全此德性，必待問學以充之。問學而非廣大，則規模狹隘，將泥而不通，故必致廣大。廣大者，易至于闊略，故必盡精微。非高明，則志意沉滯，將郁而不暢，故必極高明。高明者，常失于亢厲，故必道中庸。涵養尋繹，此溫故也。然于舊知之中，又能引伸觸類，潛滋暗長，故曰知新。淳龐磅礡，此敦厚也。然于混淪之中，又能節目周詳，文理密察，故曰崇禮。工夫大約有此數者，然于數者之中初無差別，亦無漸次，必欲會其全功，又須打做一片，方是聖人之學。如何分做存心、致知兩截？又雲，蓋非存心無以致知，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。此解支離破碎，全失立言之意。況曰日知日謹，加一日字，便有漸次之意在。
楊升庵雲︰騖于高遠，則有躐等憑虛之憂。專于考索，則有遺本溺心之患。故曰君子以尊德性而道問學，蓋高遠之蔽，其究也以六經為注腳，以空索為一貫，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余，視听言動非性命之理。所謂其高過于大學而無實，世之禪學以之。考索之蔽，其究也涉獵記誦，以雜博相高；割裂裝綴，以華靡相勝。如華藻之繪明星，伎兒之舞迓鼓，所謂其功倍于小學而無用，世之俗學以之。
《論語》先進于禮樂章，子曰︰“先進于禮樂，野人也。後進于禮樂，君子也。”朱子以為先進于禮樂，文質彬彬，今反謂之野人，亦失聖人之意。夫野人未必便會文質彬彬。蓋周雖尚文，始也承殷之弊。故先進尚質多于文，世遂謂之野人，及其後漸過于文，世遂謂之君子，均之為失中也。及夫子酌其中而言之，則曰︰質勝文則野，文勝質則史；文質彬彬，然後君子。今後進之君子，則據時世而言，其與彬彬者異矣。然孔子之用禮樂，乃舍君子而必欲為野人者何耶？亦只是喪與其易也，寧戚之意，蓋欲循其本耳，所以救時之失也。
朱子好將功夫分開說，如所謂省察存養之類。終難道教學者撇了省察方去存養，撇了存養又去省察，頭路忒多，如何下手？極是支離。陸象山只教人靜里用功，若存養得明白，則物欲之來，如鏡子磨得明淨，自然照得出。故後人以象山之學近于釋氏，然為學本以求道。苟得聞道，則學者之能事畢矣。又何必計其從人之路耶？昔朱陸嘗會于白鹿洞，兩家門人皆在。象山講君子喻于義一章，言簡理暢，兩家門人為之墜淚，亦多有去朱而從陸者。則知功夫語言，元不在多也。
余小時讀經書，皆為傳注纏繞，無暇尋繹本文，故于聖人之言茫無所得。今久不拈書本，《傳注》皆已忘卻。閑中將白文細細思索，頗能得其一二，乃知《傳注》害人亦自不少。
在留都時，趙大周先生入覲反留都，語良俊曰︰“在京師曾一見何吉陽，吉陽問余曰︰‘大周這些時何故全不講？’余曰‘不講’。吉陽又問曰︰‘若不講何所成就？’余應之曰︰‘不講就是我成就處。’吉陽無以應。”蓋大周先生之學已到至處，是即莊子所謂目擊而道存者。夫佛家猶有打圈，有喝棒，有許多使人悟入處。吾儒只會弄口舌，口舌縱弄得甚伶俐，作麼用處？此正如佛家雲︰別人弄了刀又弄槍，件件弄到都不會殺人。我家只有這把刀，提起來便會殺人。昔文殊師利往維摩處問疾，文殊師利問維摩詰雲，何者是菩薩人不二法門時，維摩詰默然無言，義手向本位立地。文殊師利嘆曰︰“是真人不二法門者也。”今之講學若悟得此意，便是進得一步。今世豈有此等人哉？
壬子年至京師。是年冬，聶雙江先生進大司馬，先生在部中。每日散衙後即遣人接良俊至火房中間談。先生但問吳中舊事與吳中昔日名德，絕口不及講學。蓋這個東西人人本來完具，但知得者自會尋得出，何須要講？況中人已下者，但可使由之，又不必講，惟可與言者始與之言。此所謂因材而篤，正雙江之一大快也。若今之講學者，不論其人之高下，拈著便講，而其言又未必有所發明，其視雙江與大周先生蓋天壤矣。
余授官南歸，雙江作文送行。而其舉以相告者，惟自反于子臣弟友之間，今載在集中者是也。夫能自反于事親、事君、從兄、處友之間，而能言顧行、行顧言，則學者切實近里之功。孰有能加于此者哉，又以見子思發明道之費隱，正是其吃緊為人處。然際鳶之所戾，莫高匪天矣；際魚之所躍，莫深匪淵矣，皆道之所在也。夫道極于天地，而實不出于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，及其至也，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。故曰︰“君子之道四，丘未能一焉。”則自反于子臣弟友者是也，然此不出乎日用之常。苟于此而能言顧行、行顧言，則驘驘乎君子矣。而道夫豈遠哉？今之講道者，率舍近而求之遠，抑又何也？
我朝陳白沙、王陽明二公之學，功夫簡捷，最易入道。世或病其出于象山，余謂射者期于破的，渡者期于到岸，學者期于聞道而已。苟射者破的，渡者到岸，斯能事畢矣。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？今存齋先生刻學則二書，獨象山之言簡明快暢。其吃緊為人處甚多，讀之令人有感發猛省處。
程篁墩有道一編，大率言朱陸之學本出于一。愚謂顏子最明敏，孔子稱其聞一知十，則是顏子聞道以敏。又曰︰參也魯，則是曾子聞道以魯，然皆可入道。即孟子所序前古聖人，此皆道統授受所系。然禹以拜善言，湯以執中，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，武王以不泄邇忘遠，周公以思兼三王，孔子以作《春秋》，各有其道不相沿襲，然皆能上繼道統，未必盡同，夫千蹊萬逕皆可以入國。《易》曰︰“殊途而同歸，百慮而一致。”正此之謂也，則古人之所未必盡同者，安用強而同之哉？
陽明先生之學，今遍行字內。其門弟子甚眾，都好講學。然皆粘帶纏繞不能脫灑，故于人意見無所發明，獨王龍溪之言，玲瓏透徹，令人極有感動處。余來嘗與之交，不知其力行何如。若論其辯才無疑，真得陽明牙後慧者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