治天下者，當立其本而不徒整頓乎末，當根乎內而不徒恢張于外，當規于大而不徒馳鶩乎小。蓋天下氣運之開，以時而變，而天下情事之繁，亦以時而異。試以西法一端言之，今與昔異，而中外之情，亦已閱時而不同。昔者惟在崇尚西法，立富強之本，以為收效即在目前。即泰西人士，亦並以為西學振興正在今日。以中國之大而師西國之長，集思廣益，其後當未可限量，泰西各國固誰得而頡頏之。今沿海各直省皆設有專局，制槍炮，造舟艦，遴選幼童出洋肄業。自其外觀之，非不龐洪彪炳，然惜其尚襲皮毛，有其名而鮮其實也。福州前時所制輪舶，悉西國古法耳，不值識者之一噱。他處所造機捩，轉動之妙，不能不賴乎西人之指授。而窺其意，則已囂然自足，輒以為心思智慧足與西人匹，或且過之而有余矣。夫槍炮則在施放之巧，舟艦則在駕駛之能，行陣之器固不可不利，而所以用利器者則在人也。今公使簡矣，領事設矣，皇華之選絡繹于道。或恐有儀、秦其人，逞游說以恣簧鼓，而徒以口舌得官者，更恐有夤緣攀附，奔競鑽營，而得附于其間者。所謂才者未必才，所謂能者未必能，徒碌碌因人成事而已。故今日我國之急務，其先在治民，其次在治兵，而總其綱領則在儲材。誠以有形之仿效，固不如無形之鼓舞也；局廠之爐錘，固不如人心之機器也。朝廷設官西土，要宜鄭重其始。一切當以正途人員，苟流品太雜，恐褻國體。其有掣肘之處，則先以西人副之，為之披榛闢莽。至若通商口岸所有中外交涉案牘、往來文移，宜匯輯成書，頒示遐邇，其後更譯以西文。一旦有事，當局者可援別案以為折辯之地，而此中亦有所主持，此亦講求洋務之一道也。總之，凡事必當實事求是，開誠布公，可者立行，不可行者始終毅然不搖。夫天下事，從未有尚虛文而收實效者，翻然一變，宜在今日。若夫治民必由牧令始，治兵必由團練始。牧令之賢否，則先在慎簡督撫，甄別才能，考察勤惰。才者不次遷擢，不才者立予罷黜，此固督撫之事也。至于治兵則難言之矣。宜先改營規，易軍制，汰兵額，異器械，必如李光弼之臨陣，壁壘一新而後可。然論者必議其更張。蒙則謂今日練兵若不以西法從事，則火艦、火器亦徒虛設耳。不獨水師當變，即陸軍亦當變也；不獨綠營當變，即旗丁滿兵亦當變也。且也長江水師與洋海水師不同，我國須于長江水師之外，專設海軍，然後內可以防奸，外可以御侮。儲材之道，宜于制科之外，別設專科，以通達政體者為先，曉暢機務者為次。即以制科言之，二場之經題宜以實學，三場之策題宜以時務，與首場並重，庶幾明體達用，本末兼賅，此寓變通于轉移之中，實以漸挽其風氣而裁成鼓勵之。四五科之後，乃並時文而廢之，則論者不議其驟革矣。肄習水師武備，國家宜另設學校，教之以司炮駕舟、布陣制器，俾其各有專長。習之于平日，用之于臨時。其遣發至泰西者，尤不可專在一國，以示兼收而並效。以上宜力求整頓，勿作具文。民心既固，兵力既強，而後所有西法，乃可次第舉行。今日簡公使，設領事，歲糜朝廷數十萬金，議者或論其太驟，或惜其徒費。不知中外隔閡，非此不能消息相通，未始無裨于大局。特不在其事，而在其人也，此則由乎上善為之用耳。啳耀敦��，折沖樽俎，必有郭隗、毛遂其人者出焉；餃命中朝，宣威異域，必有班定遠、傅介子其人者出焉。或者以為西法不足恃，何以西人用之，足以雄長歐洲，爭衡天下？不知泰西諸邦，國小而民聚，其民心齊而志固，同仇敵愾，素蓄于中。在其國內，各事其事，各業其業，雍雍然其氣靜謐而專一，故國易以治。夫豈徒恃乎器藝技巧，繁術小慧，遂足以收效也哉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