天下雖大，猶一人之身也。治天下之事，猶治人身之疾病也。善治病者，必先使一身之神氣充足，血脈流通，然後沉痾可去；善治國者，必先使上下之情不形𥕜格，呼吁必聞，憂戚與共，然後弊無不革，利無不興。故禮樂刑政，可因時以為變通者也；寬猛張弛，可隨俗以為轉移者也。而獨至民志之孚，民情之洽，則固有其道焉，初非智術得而馭之，權勢得而驅之也。中國地大物博，生其間者，莫不沐浴先聖之教，知所以尊君而親上。而世變日新，其君子則多狃于因循，其小人則漸趨于澆薄，以致寡廉鮮恥，各懷一心。此非運會之使然，天良之盡汨也，其故皆由在上者，視民間之疾苦，忽不加減于心；斯在下者，視長上之作為，原非有利于己。如人之一身，其手足則麻木不仁，其耳目則冥頑無覺，而心腹潰瞀，終莫知其所以然，故一舉一動，悉听命于人，惟喚奈何，究不能自立也。今聖君垂拱于上，群賢翼襄于下，勵精圖治，以期掃除積習，漸臻富強，此正大有為之時，不易逢之會，而民風尚頑梗如故，民情尚游惰是耽。其不幸猝遇凶荒，則哀鴻載道，遷徙流離，莫保朝夕，此非上天之不仁愛也。竊嘗究其得失，揆其由來，即委窮原，參觀互證，蓋以為上下之情，不能相通而已矣。欲挽回而補救之，亦惟使上下之情，有以相通而已矣。夫人受天地之中以生，其性不甚相遠也，而上下之分既殊，則上下之勢相隔。其賴以略分忘勢，愛戴維深，嫌疑不起者，則恃乎情之聯屬焉耳。試觀泰西各國，凡其 日盛，財用充足，兵力雄強者，類皆君民一心。無論政治大小，悉經議院妥酌，然後舉行，故內則無苛虐殘酷之為，外則有捍衛保持之誼，常則盡懋遷經營之力，變則竭急公赴義之忱。如心志之役股肱，如手足之捍頭目。所以遠涉重瀛，不啻本境，幾忘君民之心，惟期國運之昌，數十年來，中原之大，皆其足跡所及，此其明效大驗也。中國則不然。民之所欲，上未必知之而與之也；民之所惡，上未必察之而勿之施也。任司牧之權，于簿書、錢谷、刑戮、鞫訊外，已無他事矣。其民之生計若何，困苦若何，為撫字，為鞠謀，貿貿然不暇計也。夫天地之生，人為貴，竭其手足之力自足以贍身家，運其心思之靈自足以成事業，特無有為之倡率，斯或狃于積習，不知振奮耳。即如佣工外洋之徒，其迫于饑寒者半，習于游惰者亦半，然一至其地則竭蹶從事，能耐勞苦，反有出乎土人之上者。故西人觀此情形，每謂中國之人賦性靈敏，勤于作事，且自奉儉約，凡墾闢荒蕪必藉其力，國家有意經營，宜廣為招徠，以收後效，是西人亦知中國之民之大可用也。故即嘉邦埃利士人，視同仇敵，而美廷猶思有以保存之焉。由此觀之，中國欲謀富強，固不必別求他術也。能通上下之情，則能地有余利，民有余力，閭閻自饒，蓋藏庫帑無虞匱乏矣。由是而制器則各呈其巧，練兵則各盡其材。上下同心，相與戮力，又安見邦本既固而國勢不日隆者哉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