邇來民教相涉，輒致中外齟齬。推求其故，大抵一由于愚民之無知，一由于教民之有恃。由泰西至中土傳道者，一曰天主教，一曰耶穌教，雖曰同源而異流，而教中規儀迥判。自西人言之，不獨有新舊之殊，亦且有邪正之別，在泰西本國中久相水火，惟在中土則分道揚鑣，兩不相涉，所謂各行其是而已。天主教行之最久，亦最遠，內地鄉落無所不至，耶穌教則不過通商口岸耳。而近時傳道宣教者，輒以華人，雖西人足跡所不能至，而華人則無不可深入也。所至之處，久之必至互相駁詰，此積憾生釁所由來也。西國奉教之士，其來也由于考授，非世家子弟，亦彼國俊髦，于西國書籍既通，而又肄習中國之語言文字，其學問之深者，亦卓然可稱為專門名家，其性情品詣，有時亦復藹然可親，純然有異。惟華人之進教者，大抵愚者多而智者少，明者寡而昧者眾，理趣既未能深造，言語亦未能圓融，動輒詆孔孟為不足師，程朱為不足道，悍然宣播于眾。夫其言而出諸西人，听者尚能少忍，至出自華人，則強者弱者必群起而攻之矣，此事變之所以生也。至于華人之疾憾西人，蓋亦有故。西人在其國中，無不謙恭和藹，誠實謹願，循循然奉公守法，及一至中土，即翻然改其所為，竟有前後如出兩人者。其周旋晉接也，無不傲慢侈肆。其賾指氣使之概，殊令人不可向邇。其待僕隸下人，頻加呵斥，小不遂意，輒奮老拳。彼以為駕馭中國之人，惟勢力可行耳，否則不吾畏也，且欺我者隨其後矣。其游歷內地也亦如此，所以動至取禍。又華民之所講者，尤在順逆之分。曩者發匪之亂，彼則以為此乃君民相爭，無預我西國人事，探賊所近之處，私售以槍炮藥彈，載運接濟，不絕于道，而教士中尤先為通問，喜其為同教也，民間由是切齒痛心。何不思立約通和乃出自朝廷，發匪乃朝廷叛民，豈宜私與之往來，潛為之翼助，使華人在西國者易地而為之，西國朝廷其能不問乎，西國民人其能不怨乎？此即所謂恕道也。西人或者其未嘗反復思之歟？不然，西人至此以貨易貨，自鴉片漏卮之外，其余未嘗不有無相易，貴賤相征，自可耦俱無猜，同沾夫利益，而何餃憾蓄憤之有？或者謂唯唯否否，不然，此特小焉者也。自通商以來，索口岸、索酬餉，輒以兵力從事，據我名城，俘我大臣，而又連檣北上，謂將入告，以至國步多艱，所不忍言，此非薄海臣民之所共憤者耶？故言乎我國家之待西人至為深厚矣。恩意纏綿，禮文渥摯，無區畛域，悉予懷柔。即如經過關卡，出入城垣，獨示優崇，異于常等，豈西人未之知耶？故今日之為西人計者，要當尊朝廷，守和約，而中外交涉，一切開誠布公，相見以天。其通商也，以片言括之，曰不欺；其傳教也，以二字賅之，曰無強；其彼此往來也，曰毋驕毋肆，如是而中外安有不輯睦者哉？昔春秋列國之相約曰︰“爾毋我詐，我毋爾虞。”今亦當益之以四言曰，毋尚勢力，毋恃兵戎，各泯意見，共矢和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