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由者，權利之表證也。凡人所以為人者有二大要件，一曰生命，二曰權利。二者缺一，時乃非人。故自由者，亦精神界之生命也。文明國民每不惜擲多少形質界之生命，以易此精神界之生命，為其重也。我中國謂其無自由乎？則交通之自由，官吏不禁也；住居行動之自由，官吏不禁也；置管產業之自由，官吏不禁也；信教之自由，官吏不禁也；書信秘密之自由，官吏不禁也；集會、言論之自由，官吏不禁也。
（近雖禁其一部分，然比之前世紀法、普、奧等國相去遠甚。）凡各國憲法所定形式上之自由，幾皆有之。雖然，吾不敢謂之為自由者何也？有自由之俗，而無自由之德也。自由之德者，非他人所能予奪，乃我自得之而自享之者也。故文明國之得享用自由也，其權非操諸官吏，而常采諸國民。中國則不然，今所以幸得此習俗之自由者，恃官吏之不禁耳，一旦有禁之者，則其自由可以忽消滅而無復蹤影。而官吏之所以不禁者，亦非專重人權在而不敢禁也，不過其政術拙劣，其事務廢馳，無暇及此雲耳。官吏無日不可以禁，自由無日不可以亡，若是者謂之奴隸之自由。若夫思想自由，為凡百自由之母者，則政府不禁之，而社會自禁之。以故吾中國四萬萬人，無一可稱完人者，以其僅有形質界之生命，而無精神界之生命也。故今日欲救精神界之中國，舍自由美德外，其道無由！
制裁雲者，自由之對待也。有制裁之主體，則必有服從之客體。既曰服從，尚得為有自由乎？顧吾嘗觀萬國之成例，凡最尊自由權之民族，恆即為最富于制裁力之民族。
其故何哉？自由之公例曰︰“人人自由，而以不侵人之自由為界。”
制裁者，制此界也；服從者，服此界也。故真自由之國民，其常要服從之點有三︰一曰服從公理，二曰服從本群所自定之法律，三曰服從多數之決議。是故文明人最自由，野蠻人亦最自由，自由等也，而文野之別，全在其有制裁力與否。無制裁之自由，群之賊也；有制裁之自由，群之寶也。童子未及年，不許享有自由權者，為其不能自治也，無制裁也。
國民亦然，苟欲享有完全之自由權，不可不先組織鞏固之自治制。而文明程度愈高者，其法律常愈繁密，而其服從法律之義務亦常愈嚴整，幾于見有制裁不見有自由。而不知其一群之中，無一能侵他人自由之人，即無一被人侵我自由之一，是乃所謂真自由也。不然者，妄竊一二口頭禪語，暴戾恣睢，不服公律，不顧公益，而漫然號于眾曰︰“吾自由也。”
則自由之禍，將烈于洪水猛獸矣。昔美國一度建設共和政體，其基礎遂確乎不拔，日益發達，繼長增高，以迄今日；法國則自一七八九年大革命以後，君民兩黨，互起互僕，垂半世紀余，而至今民權之盛猶不及英美者，則法蘭西民族之制裁力，遠出英吉利民族之下故也。然則自治之德不備，而徒漫言自由，是將欲急之，反以緩之；將欲利之，反以害之也。故自由與制裁二者，不惟不相悖而已，又乃相待而成，不可須臾離。
言自由主義者，不可不于此三致意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