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代以後，設科取士之法，莫善于漢之賢良方正，莫不善于唐之詩賦取士。宋初稍沿唐制，及安石變法，始專用經義，而詩賦之科，終宋世數起數廢。要其所謂經義者，特安石之新說而已。雖紹興以後王學稍衰，而河南、荊舒對立為兩，則學者猶多 駁也。至我明高皇帝，厘正經術，宗濂洛之義理，存先漢之注疏，使士子有所據依，于是釋老莊列影響依附之言廓然盡矣。且其制有論，有詔誥表判，有時務策，三場並重。而科舉之外有闢舉，有歲貢，三途並用。故我國初得人之盛，雄視西京，士子之應科目者，無上書覓舉之弊，無群聚京師之擾，無請謁舉主之隙，規制之善，漢唐宋皆不及也。自憲皇帝以後，所謂三途者遂廢其二，而科舉始獨重矣。近則三場之所重者，止于七義。七義之所重者，止于三義。而科舉之法弊矣。或者議欲廢之，或又以為國家三百年來，文武忠孝之士皆出是科，但當遵行無變。余竊以為，二者之論皆非也。廢科舉者，其意一出于薦闢，而不得其法，其弊更有甚于科舉也。
然科舉之法則誠弊矣。《易》曰︰“通其變，使民不倦。”今誠少變科舉之法，參用闢舉、歲貢之法，何為不可？夫天之有象緯一定者也，然治歷者非隨時修改，則數十年而一差。況人才氣運之相推，如江河而未有極乎？使吾變之而畔違乎祖制，無變可也。其大者適與我祖制同，而其小者質之立法之意而無謬，何為不可？愚不自揆，作為《科舉論》三篇，以俟知言者折衷焉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