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既作《科舉論》，向難余者又曰︰“天之生斯人也，如置器然。苟生金玉，必不置之于泥途。苟生賢才，必不使之 窮于牖下也。科名特寄徑耳，子何患焉？”曰︰“金玉之生于山川也，制之而後生焉，範之而後成焉。不遇良工，則沒于丹矸朽石之下而已矣，子何從知之？由今之道而不變，吾慮人材之日沒也。”難者又曰︰“今朝廷之所求者奇士耳，非中人也。經義能困中人，豈能困奇士乎？”曰︰“南宮三歲一試士，士之釋褐者必三百人，不知此三百人者皆奇士乎？抑中人雜出其間乎？如中人雜出其間，則其敗天下士多矣。所學非所用，所用非所學也。”又曰︰“賢良方正之科，固將器人于文辭之外也。信如子說，不過嚴責保任而已，而取士之法終不能有異于漢世之對策，是以行求之而以言取之也。”曰︰“豈獨漢世哉？敷奏以言，雖堯舜不外是也。今天子赫然震動，引見闕廷而親策之，假以言色，通以問難，則人之賢不肖出矣。夫人才之赴人主，如百鳥之追 也。”又曰︰“學校之官，吾何以識其賢而用之乎？”曰︰“如東漢之先試博士可也。如虞集所雲，令長各自禮聘亦可也。其任必久，其擢必優，所以廣教化、隆儒術也。”又曰︰“凡學之掌教者三人焉，試且聘之，則不勝其擾矣。”曰︰“固也。吾以為三人者，可省其二也。無已，則虛其二焉以待。教諭之擇賢者而聘之，亦我國初之制也。”又曰︰“冑監入貲，不自今日始也。羅圭峰 嘗以貲入矣，已而為文人，為名臣。近則學校之有文者入焉，何必禁也？”曰︰“ 不足法也。為入貲濫觴者，未必非 罪也。我國家近有 禍，獻諂頌功者多出太學諸生，何無一人如範滂、陳東者乎？史推東漢之亂而不亡，歸功于太學數君子。靖康、建炎之間，三學生義聲震天下，彼皆養士之效也。今則非止失養而已，其溷淆而挫辱之，抑亦甚矣。有文之士入焉者，倦于場屋、厭于考較，不得已而入焉也，非宜入也。”又曰︰“子之論則美矣，然子之論騎射也，猶謂待學校興乃可徐議。今一旦欲于二三場責經史時務之實學，于薦舉責賢良方正之全材，于太學、鄉學責有道之師儒、率教之生徒，不已亟乎？吾將以子之矛入子之盾也。”曰︰“宋臣葉適有言︰今宜暫息天下之多言，進舉無親策，制舉無記誦，無論著，稍稍忘其故步，一旦天子自舉之，三代之英才未可驟得，亦不至如近世之冗長無取也。我明高皇帝已行科舉法，仍停至十余年，其時人材益出。今能遠采葉適之言，上師我高皇帝通變宜民之意，何為不成？何求不得？余之前論，特平平者爾。雖然，使以余之論告當路，則駭笑而目以為狂者不知凡幾矣。時勢之變，日新月異，而天下大事獨曰守常，痛乎成俗之難回也！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