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學自漢元、成至後漢，為極盛時代。其所以極盛者，漢初不任儒者，武帝始以公孫弘為丞相，封侯，天下學士靡然鄉風。元帝尤好儒生，韋、匡、貢、薛，並致輔相。自後公卿之位，未有不從經術進者。青紫拾芥之語，車服稽古之榮。黃金滿 ，不如教子一經。以累世之通顯，動一時之羨慕。後漢桓氏代為師傅；楊氏世作三公。宰相須用讀書人，由漢武開其端，元、成及光武、明、章繼其軌。經學所以極盛者，此其一。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，復其身。昭帝增滿百人。宣帝末，增倍之。元帝好儒，能通一經者皆復。數年，以用度不足，更為設員千人，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。成帝增弟子員三千人。平帝時，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，勿以為員。歲課甲乙丙科，為郎中、太子舍人、文學掌故。後世生員科舉之法，實本于此。經生即不得大用，而亦得有出身，是以四海之內，學校如林。漢末太學諸生至三萬人，為古來未有之盛事。經學所以極盛者，又其一。
漢崇經術，實能見之施行。武帝罷黜百家，表章六經，孔教已定于一尊矣。然武帝、宣帝皆好刑名，不專重儒。蓋寬饒謂以法律為《詩》、《書》，不盡用經術也。元、成以後，刑名漸廢。上無異教，下無異學。皇帝詔書，群臣奏議，莫不援引經義，以為據依。國有大疑，輒引《春秋》為斷。一時循吏多能推明經意，移易風化，號為以經術飾吏事。漢治近古，實由于此。蓋其時公卿大夫士吏未有不通一藝者也。後世取士偏重文辭，不明經義；為官專守律例，不引儒書。既不用經學，而徒存其名；且疑經學為無用，而欲並去其實。觀兩漢之已事，可以發思古之幽情。孔子道在《六經》，本以垂教萬世；惟漢專崇經術，猶能實行孔教。雖《春秋》太平之義，《禮運》大同之象，尚有未逮；而三代後政教之盛，風化之美，無有如兩漢者。降至唐、宋，皆不能及。尊經之效，已有明征。若能舉太平之義、大同之象而實行之，不益見玄聖綴學立制真神明之式哉？此顧炎武所雲“光武、明、章果有變齊至魯之功，而惜其未純乎道”也。
漢有一種天人之學而齊學尤盛。《伏傳》五行，《齊詩》五際，《公羊春秋》多言災異，皆齊學也。《易》有象數佔驗，《禮》有明堂陰陽，不盡齊學，而其旨略同。當時儒者以為人主至尊，無所畏憚，借天象以示儆，庶使其君有失德者猶知恐懼修省。此《春秋》以元統天、以天統君之義，亦《易》神道設教之旨。漢儒藉此以匡正其主。其時人主方崇經術，重儒臣，故遇日食地震，必下詔罪己，或責免三公。雖未必能如周宣之遇災而懼，側身修行，尚有君臣交儆遺意。此亦漢時實行孔教之一證。後世不明此義，謂漢儒不應言災異，引讖緯，于是天變不足畏之說出矣。近西法入中國，日食、星變皆可豫測，信之者以為不應附會災祥。然則，孔子《春秋》所書日食、星變，豈無意乎？言非一端，義各有當，不得以今人之所見輕議古人也。
漢儒言災異，實有征驗。如昌邑王時，夏侯勝以為久陰不雨，臣下有謀上者，而應在霍光。昭帝時，眭孟以為有匹夫為天子者，而應在宣帝。成帝時，夏賀良以為漢有再受命之祥，而應在光武。王莽時讖雲︰“劉秀當為天子”，尤為顯證。故光武以赤伏符受命，深信讖緯。五經之義，皆以讖決。賈逵以此興《左氏》，曹褒以此定漢禮。于是五經為外學，七緯為內學，遂成一代風氣。光武非愚 妄信者，實以身試有驗之故。天人本不相遠，至誠可以前知。解此，則不必非光武，亦不必非董、劉、何、鄭矣。且緯與讖有別。孔穎達以為“緯候之書，偽起哀、平”。其實不然。《史記趙世家》雲︰“秦讖于是出。”《秦本紀》雲︰“亡秦者胡也”，“明年祖龍死”，皆讖文。圖讖本方士之書，與經義不相涉。漢儒增益秘緯，乃以讖文牽合經義。其合于經義者近純，其涉于讖文者多 。故緯，純 互見，未可一概詆之。其中多漢儒說經之文︰如六日七分出《易緯》，周天三百六十度四分度之一出《書緯》，夏以十三月為正雲雲出《樂緯》；後世解經，不能不引。三綱大義，名教所尊，而經無明文，出《禮緯含文嘉》。馬融注《論語》引之，朱子注亦引之，豈得謂緯書皆邪說乎？歐陽修不信祥異，請刪五經注疏所引讖緯；幸當時無從其說者。從其說，將使注疏無完書。其後魏了翁編《五經要義》，略同歐陽之說，多去實證而取空言。當時若刪注疏，其去取必如《五經要義》，浮詞無實，古義盡亡；即惠、戴諸公起于國朝，亦難乎其為力矣。
觀漢世經學之盛衰而有感焉。《後漢書儒林傳》曰︰“光武中興，愛好經術。建武五年，修起太學。中元元年，初建三雍。明帝即位，親行其禮。天子始冠通天，衣日月。備法物之駕，盛清道之儀。坐明堂而朝群後，登靈台以望 物。袒割闢雍之上，尊事三老五更。饗射禮畢，帝正坐自講，諸儒執經問難于前。冠帶𢴇紳圜橋門而觀听者，蓋億萬計。其後復為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別立校舍，搜選高能，以授其業。自期門羽林之士，悉令通《孝經》章句。匈奴亦遣子入學。濟濟乎！洋洋乎！盛于永平矣。”案永平之際，重熙累洽，千載一時，後世莫逮。至安帝以後，博士倚席不講。順帝更修黌宇，增甲乙之科。梁太後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，悉遣子入學。自是游學增盛，至三萬余生。古來太學人才之多，未有多于此者。而範蔚宗論之曰︰“章句漸疏，多以浮華相尚，儒者之風蓋衰。”是漢儒風之衰，由于經術不重。經術不重，而人才徒侈其眾多；實學已衰，而外貌反似乎極盛。于是游談起太學，而黨禍遍天下。人之雲亡，邦國殄瘁，實自疏章句、尚浮華者啟之。觀漢之所以盛與所以衰，皆由經學之盛衰為之樞紐。然則，立學必先尊經；不尊經者，必多流弊。後世之立學者可以鑒矣。
非天子不議禮，不制度，不考文；議禮、制度、考文，皆以經義為本。後世右文之主，不過與其臣宴飲賦詩，追《卷阿》矢音之盛事，未有能講經議禮者。惟漢宣帝博征群儒，論定五經于石渠閣。章帝大會諸儒于白虎觀，考詳同異，連月乃罷；親臨稱制，如石渠故事；顧命史臣，著為《通義》；為曠世一見之典。《石渠議奏》今亡，僅略見于杜佑《通典》。《白虎通義》猶存四卷，集今學之大成。十四博士所傳，賴此一書稍窺崖略。國朝陳立為作《疏證》，治今學者當奉為瑰寶矣。章帝時，已詔高才生受《古文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𤋊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，而《白虎通義》采古文說絕少，以諸儒楊終、魯恭、李育、魏應皆今學大師也。靈帝熹平四年，詔諸儒正定五經，刊于石碑。蔡邕自書丹，使工鐫刻，立于太學門外。後儒晚學，咸取則焉。尤為一代大典。使碑石尚在，足以考見漢時經文。惜六朝以後，漸散亡，僅存一千九百余字于宋洪氏《隸釋》。有《魯詩》、小夏侯《尚書》、《儀禮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魯論語》，蓋合《易》為六經。而五經外增《論語》，《公羊春秋》有傳無經，漢時立學官本如此。宋蓬萊閣刻石又壞；今江西南昌、浙江紹興兩府學重刻，止有六百七十五字，與世傳古文經字多不同。漢石經是隸書，非魏三體石經；是立于太學門外，非鴻都門。前人說者多誤，詳見杭世駿《石經考異》、馮登府《石經補考》。
王充《論衡》曰︰“夫五經亦漢家之所立；儒生善政大義皆出其中；董仲舒表《春秋》之義，稽合于律，無乖異者。然則，《春秋》，漢之經。孔子制作，垂遺于漢。”案王仲任以孔子制作垂遺于漢，此用《公羊春秋》說也。《韓敕碑》雲︰“孔子近聖，為漢定道。”《史晨碑》雲︰“西狩獲麟，為漢制作。”歐陽修以漢儒為狹陋，孔子作《春秋》，豈區區為漢而已哉！不知聖經本為後世立法，雖不專為漢，而繼周者漢，去秦閏位不計，則以聖經為漢制作，固無不可。且在漢當言漢；推崇當代，即以推崇先聖。如歐陽修生于宋，宋尊孔子之教，讀孔子之經，即謂聖經為宋制法，亦無不可。今人生于大清，大清尊孔子之教，讀孔子之經，即謂聖經為清制法，亦無不可。歐公之言何拘閡之甚乎！漢經學所以盛，正以聖經為漢制作，故得人主尊崇。此儒者欲行其道之苦衷，實聖經通行萬世之公理。或疑獲麟制作，出自讖緯家言；赤鳥端門，事近荒唐，詞亦鄙俚；《公羊傳》並無明說，何休不應載入《解詁》。然觀《左氏傳》“其處者為劉氏”，孔疏雲︰“插注此辭，將以媚世。明帝時，賈逵上疏雲︰‘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，而《左氏》獨有明文。’竊謂前世藉此欲求道通，故後引之以為說耳。”據疏，是後漢尚讖記；不引讖記，人不尊經。而《左氏》家增竄傳文，《公羊》家但存其說于注，則《公羊》家引讖之罪視《左氏》家當未減矣。
後漢取士，必經明行修；蓋非專重其文，而必深考其行。前漢匡、張、孔、馬皆以經師居相位，而無所匡救。光武有鑒于此，故舉逸民，賓處士，褒崇節義，尊經必尊其能實行經義之人。後漢三公，如袁安、楊震、李固、陳蕃諸人，守正不阿，視前漢匡、張、孔、馬大有薰蕕之別。《儒林傳》中所載如戴憑、孫期、宋登、楊倫、伏恭等，立身皆有可觀。範蔚宗論之，以為︰“所談者仁義，所傳者聖法也。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，家知違邪歸正之路。自桓、靈之間，君道秕僻，朝綱日陵，國隙屢啟。自中智以下靡不審其崩離，而權強之臣息其窺盜之謀，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議者，人誦先王言也，下畏逆順勢也。……跡衰敝之所由致，而能多歷年所者，斯豈非學之效乎！”顧炎武以範氏為知言，謂︰“三代以下，風俗之美，無尚于東京者。”然則，國家尊經重學，非直肅清風化，抑可𢘛拄衰微。無識者以為經學無益而欲去之，觀于後漢之時，當不至如秦王謂儒無益人國矣。
後漢經學盛于前漢者，有二事。一則前漢多專一經，罕能兼通。經學初興，藏書始出，且有或為《雅》、或為《頌》，不能盡一經者。若申公兼通《詩》、《春秋》，韓嬰兼通《詩》、《易》，孟卿兼通《禮》、《春秋》，已為難能可貴。夏侯始昌通五經，更絕無僅有矣。後漢則尹敏習歐陽《尚書》，兼善《毛詩》、《𤋊梁》、《左氏春秋》；景鸞能理《齊詩》、施氏《易》，兼受河洛圖緯，又撰《禮內外說》。何休精研六經，許慎五經無雙，蔡玄學通五經。此其盛于前漢者一也。一則前漢篤守遺經，罕有撰述。章句略備，文采未彰。《藝文志》所載者，說各止一二篇，惟《災異孟氏京房》六十六篇為最夥。董子《春秋繁露》，志不載。韓嬰作《內外傳》數萬言，今存《外傳》。後倉說《禮》數萬言，號曰《後氏曲台記》，今無傳者。後漢則周防撰《尚書雜記》三十二篇，四十萬言。景鸞作《易說》及《詩解》，又撰《禮略》，及作《月令章句》，著述五十余萬言。趙曄著《吳越春秋》、《詩細》、《歷神淵》。程曾著書百余篇，皆五經通難，又作《孟子章句》。何休作《公羊解詁》，又訓注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，以《春秋》 漢事六百余條，作《公羊墨守》、《左氏膏肓》、《𤋊梁廢疾》。許慎撰《五經異義》，又作《說文解字》十四篇。賈逵集《古文尚書同異》三卷，撰齊、魯、韓《詩》與毛氏異同，並作《周官解故》。馬融著《三傳異同說》，注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詩》、《易》、《三禮》、《尚書》。此其盛于前漢者二也。風氣益開，性靈漸啟；其過于前人之質樸而更加恢張者在此，其不及前人之質樸而未免雜糅者亦在此。至鄭君出而遍注諸經，立言百萬，集漢學之大成。
《漢書 儒林傳》贊曰︰“自武帝立五經博士，開弟子員，設科射策，勸以官祿；訖于元始，百有余年。傳業者寢盛，支葉繁滋。一經說至百余萬言，大師眾至千余人，蓋祿利之路然也。”案經學之盛，由于祿利，孟堅一語道破。在上者欲持一術以聳動天下，未有不導以祿利而翕然從之者。漢遵《王制》之法，以經術造士，視唐、宋科舉尚文辭者為遠勝矣。大師眾至千余人，前漢末已稱盛；而《後漢書》所載張興著錄且萬人，牟長著錄前後萬人，蔡玄著錄萬六千人，樓望諸生著錄九千余人，宋登教授數千人，魏應、丁恭弟子著錄數千人，姜肱就學者三千余人，曹曾門徒三千人，楊倫、杜撫、張玄皆千余人，比前漢為尤盛。所以如此盛者，漢人無無師之學，訓詁句讀皆由口授；非若後世之書，音訓備具，可視簡而誦也。書皆竹簡，得之甚難，若不從師，無從寫錄；非若後世之書，購買極易，可兼兩而載也。負笈 集，職此之由。至一師能教千萬人，必由高足弟子傳授，有如鄭康成在馬季長門下，三年不得見者；則著錄之人不必皆親受業之人矣。
孟堅雲“大師眾至千余人”，學誠盛矣；“一經說至百余萬言”，則漢之經學所以由盛而衰者，弊正坐此，學者不可以不察也。孟堅于《藝文志》曰︰“古之學者，耕且養，三年而通一藝，存其大體，玩經文而已。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，三十而五經立也。後世經傳既已乖離；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，而務碎義逃難，便辭巧說，破壞形體，說五字之文至于二三萬言；後進彌以馳逐。故幼童而守一藝，白首而後能言。安其所習，毀所不見，終以自蔽。此學者之大患也。”案兩漢經學盛衰之故，孟堅數語盡之。凡學有用則盛，無用則衰。存大體，玩經文，則有用；碎義逃難，便辭巧說，則無用，有用則為人崇尚，而學盛；無用則為人詬病，而學衰。漢初申公《詩》訓，疑者弗傳；丁將軍《易》說，僅舉大誼；正所謂存大體、玩經文者。甫及百年，而蔓衍支離，漸成無用之學，豈不惜哉！一經說至百余萬言，說五字至二三萬言，皆指秦恭言之。桓譚《新論》雲︰“秦近君能說《堯典》篇目兩字之誼，至十余萬言；但說‘曰若稽古’，三萬言。”《後漢書》雲︰“信都秦恭延君守小夏侯說文，增師法至百萬言。”延君近君是一人，其學出小夏侯。小夏侯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，左右采獲，又從五經諸儒問與《尚書》相出入者，牽引以次章句，具文飾說，夏侯勝譏其破碎。是小夏侯本碎義逃難之學；恭增師法，益以支蔓。故愚以為如小夏侯者，皆不當立學也。
前漢重師法，後漢重家法。先有師法，而後能成一家之言。師法者，溯其源；家法者，衍其流也。師法、家法所以分者︰如《易》有施、孟、梁丘之學，是師法；施家有張、彭之學，孟有翟、孟、白之學，梁丘有士孫、鄧、衡之學，是家法。家法從師法分出，而施、孟、梁丘之師法又從田王孫一師分出者也。施、孟、梁丘已不必分，況張、彭、翟、白以下乎！《後漢書儒林傳》雲︰“立五經博士，各以家法教授。”《宦者蔡倫傳》雲︰“帝以經傳之文，多不正定，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，各校讎家法。”是博士各守家法也。《質帝紀》雲︰“令郡國舉明經，年五十以上，七十以下，詣太學。自大將軍至六百石，皆遣子受業。……四姓小侯先能通經者，各令隨家法。”是明經必守家法也。《左雄傳》雲︰雄上言郡國所舉孝廉，請皆詣公府，諸生試家法。注曰︰“儒有一家之學，故稱家法。”是孝廉必守家法也。《徐防傳》，防上疏雲︰“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，皆以意說，不修家法；……以遵師為非義，意說為得理；……誠非詔書實選本意。”漢時不修家法之戒，蓋極嚴矣。然師法別出家法，而家法又各分顓家；如干既分枝，枝又分枝，枝葉繁滋，浸失其本；又如子既生孫，孫又生孫， 曠遠，漸忘其祖。是末師而非往古，用後說而舍先傳；微言大義之乖，即自源遠末分始矣。
凡事有見為極盛，實則盛極而衰象見者，如後漢師法之下復分家法，今文之外別立古文，似乎廣學甄微，大有裨于經義；實則矜奇炫博，大為經義之蠹。師說下復分家法，此範蔚宗所謂“經有數家，家有數說。……學徒勞而少功，後生疑而莫正也。”今文外別立古文，此範升所謂“各有所執，乖戾分爭，從之則失道，不從則失人也。”蓋凡學皆貴求新，惟經學必專守舊。經作于大聖，傳自古賢。先儒口授其文，後學心知其意，制度有一定而不可私造，義理衷一是而非能臆說。世世遞嬗，師師相承，謹守訓辭，毋得改易。如是，則經旨不雜而聖教易明矣。若必各務創獲，苟異先儒；騁怪奇以釣名，恣穿鑿以標異，是乃決科之法，發策之文；侮慢聖言，乖違經義。後人說經，多中此弊；漢世近古，已兆其端。故愚以為明、章極盛之時，不加武、宣昌明之代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