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學盛于漢；漢亡而經學衰。桓、靈之間，黨禍兩見，志士仁人，多填牢戶，文人學士，亦𥕜文網；固已士氣頹喪而儒風寂寥矣。鄭君康成，以博聞強記之才，兼高節卓行之美，著書滿家，從學盈萬。當時莫不仰望，稱伊、雒以東，淮、漢以北，康成一人而已。咸言先儒多闕，鄭氏道備。自來經師未有若鄭君之盛者也。然而木鐸行教，卒入河海而逃；蘭陵傳經，無救焚坑之禍；鄭學雖盛，而漢學終衰。《三國志》董昭上疏陳末流之弊雲︰“竊見當今年少，不復以學問為本，專更以交游為業。國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，乃以趨勢游利為先。”杜恕上疏雲︰“今之學者，師商、韓而上法術，競以儒家為迂闊，不周世用。此則風俗之流弊。”魚豢《魏略》以董邁、賈洪、邯鄲淳、薛夏、隗禧、甦林、樂祥七人為儒宗；其序曰︰“正始中，有詔議圜丘，普延學士。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余人，……而應書與議者，略無幾人。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，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，多皆飽食相從而退。嗟夫！學業沈隕，乃至于此。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，各處荒亂之際，而能守志彌敦者也。”魚豢序見《三國志注》，令人閱之悚然。夫以兩漢經學之盛，不百年而一衰至此；然則，文明豈可恃乎！範蔚宗論鄭君“括囊大典，網羅眾家；刪裁繁蕪，刊改漏失；自是學者略知所歸。”蓋以漢時經有數家，家有數說，學者莫知所從。鄭君兼通今古文，溝合為一，于是經生皆從鄭氏，不必更求各家。鄭學之盛在此，漢學之衰亦在此。《鄭君傳》雲︰“凡玄所注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、《尚書大傳》、《中候》、《乾象歷》，又著《七政論》、《魯禮 義》、《六藝論》、《毛詩譜》、《 許慎五經異義》、《答臨孝存周禮難》凡百余萬言。”案鄭注諸經，皆兼采今古文。注《易》用費氏古文；爻辰出費氏分野，今既亡佚，而施、孟、梁邱《易》又亡，無以考其同異。注《尚書》用古文，而多異馬融；或馬從今而鄭從古，或馬從古而鄭從今。是鄭注《書》兼采今古文也。箋《詩》以毛為主，而間易毛字。自雲︰“若有不同，便下己意。”所謂己意，實本三家。是鄭箋《詩》兼采今古文也。注《儀禮》並存今古文；從今文則注內疊出古文，從古文則注內疊出今文。是鄭注《儀禮》兼采今古文也。《周禮》古文無今文，《禮記》亦無今古文之分，其注皆不必論。注《論語》，就《魯論》篇章，參之《齊》、《古》，為之注，雲︰“《魯》讀某為某，今從古。”是鄭注《論語》兼采今古文也。注《孝經》多今文說，嚴可均有輯本。
所謂鄭學盛而漢學衰者；漢經學近古可信，十四博士今文家說，遠有師承；劉歆創通古文，衛宏、賈逵、馬融、許慎等推衍其說，已與今學分門角立矣。然今學守今學門戶，古學守古學門戶。今學以古學為變亂師法，古學以今學為“黨同妒真。”相攻若仇，不相混合。杜、鄭、賈、馬注《周禮》、《左傳》，不用今說；何休注《公羊傳》，亦不引《周禮》一字；許慎《五經異義》分今文說、古文說甚晰。若盡如此分別，則傳至後世，今古文不雜廁，開卷可了然矣。鄭君先通今文，後通古文。其傳曰︰“造太學受業，師事京兆第五元先。始通京氏《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、《三統歷》、《九章算術》。又從東郡張恭祖受《周官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韓詩》、《古文尚書》。以山東無足問者，乃西入關，因涿郡盧植，事扶風馬融。”案京氏《易》、《公羊春秋》為今文，《周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、《古文尚書》為古文。鄭君博學多師，今古文道通為一，見當時兩家相攻擊，意欲參合其學，自成一家之言，雖以古學為宗，亦兼采今學以附益其義。學者苦其時家法繁雜，見鄭君閎通博大，無所不包，眾論翕然歸之，不復舍此趨彼。于是鄭《易注》行而施、孟、梁丘、京之《易》不行矣；鄭《書注》行而歐陽、大小夏侯之《書》不行矣；鄭《詩箋》行而魯、齊、韓之《詩》不行矣；鄭《禮注》行而大小戴之《禮》不行矣；鄭《論語注》行而齊、魯《論語》不行矣。重以鼎足分爭，經籍道息。漢學衰廢，不能盡咎鄭君；而鄭采今古文，不復分別，使兩漢家法亡不可考，則亦不能無失。故經學至鄭君一變。
事有不可一概論者，非通觀古今，不能定也。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乃漢時不立學之書，而後世不可少；鄭君為漢儒敗壞家法之學，（本李兆洛說）而後世尤不可無。漢時《詩》有魯、齊、韓三家，《春秋》有《公》、《𤋊》二傳。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不立學無害；且不立學，而三家二傳更不至淆雜也。漢後三家盡亡，二傳殆絕，若無《毛詩》、《左傳》，學者治《詩》、《春秋》，更無所憑依矣。鄭君雜糅今古，使顓門學盡亡；然顓門學既亡，又賴鄭注得略考見。今古之學若無鄭注，學者欲治漢學，更無從措手矣！此功過得失互見而不可概論者也。鄭君從黨遍天下，即經學論，可謂小統一時代。傳雲︰“齊、魯間宗之”；非但齊、魯間宗之，傳列郗慮等五人，《鄭志》、《鄭記》有趙商等十六人。《三國志姜維傳》雲︰“好鄭氏學”，不知其何所受。昭烈帝嘗自言周旋鄭康成間，蓋鄭君避地徐州，時昭烈為徐州牧，嘗以師禮事之。然則，蜀漢君臣亦鄭學支裔矣。有與鄭君同時而學不盡同者︰荀爽、虞翻並作《易注》；荀用費《易》，虞用孟《易》，今略存于李鼎祚《集解》中。虞嘗 鄭《尚書注》，又以《鄭易注》為不得。王粲亦 鄭，而其說不傳。有視鄭稍後而學不盡同者︰王弼《易注》，盡掃象數，雖亦用費《易》，而說解不同。故李鼎祚雲︰“刊輔嗣之野文，補康成之逸象。”何晏《論語集解》雖采鄭注，而不盡主鄭。若王肅尤顯與為敵者。
鄭學出而漢學衰，王肅出而鄭學亦衰。肅善賈、馬之學，而不好鄭氏。賈逵、馬融皆古文學，乃鄭學所自出。肅善賈、馬而不好鄭，殆以賈、馬專主古文，而鄭又附益以今文乎？案王肅之學，亦兼通今古文。肅父朗師楊賜，楊氏世傳歐陽《尚書》；洪亮吉《傳經表》以王肅為伏生十七傳弟子，是肅嘗習今文；而又治賈、馬古文學。故其 鄭，或以今文說 鄭之古文，或以古文說 鄭之今文。不知漢學重在顓門，鄭君雜糅今古，近人議其敗壞家法，肅欲攻鄭，正宜分別家法，各還其舊，而辨鄭之非，則漢學復明，鄭學自廢矣。乃肅不惟不知分別，反效鄭君而尤甚焉。偽造孔安國《尚書傳》、《論語孝經注》、《孔子家語》、《孔叢子》，共五書，以互相證明； 于孔子及孔氏子孫，使其徒孔衍為之證。不思《史》、《漢》皆雲安國早卒，不雲有所撰述；偽作三書，已與《史》、《漢》不合矣。而《家語》、《孔叢子》二書，取郊廟大典禮兩漢今古文家所聚訟不決者，盡 于孔子之言，以為定論。不思漢儒議禮聚訟，正以去聖久遠，無可據依。故石渠、虎觀，天子稱制臨決。若有孔子明文可據，群言淆亂折諸聖，尚安用此紛紛為哉！肅作《聖證論》，以譏短鄭君；蓋自謂取證于聖人之言；《家語》一書，是其根據。其注《家語》，如五帝、七廟、郊丘之類，皆牽引攻鄭之語，適自發其作偽之覆。當時鄭學之徒皆雲“《家語》，王肅增加。”或雲王肅所作。是肅所謂聖證，人皆知其不出于聖人矣。孫志祖《家語疏證》已明著其偽。
兩漢經學極盛，而前漢末出一劉歆，後漢末生一王肅，為經學之大蠹。歆，楚元王之後；其父向，極言劉氏、王氏不並立。歆黨王莽篡漢，于漢為不忠，于父為不孝。肅父朗，漢會稽太守，為孫策虜，復歸曹操，為魏三公。肅女適司馬昭，黨司馬氏篡魏，但早死不見篡事耳。二人黨附篡逆，何足以知聖經！而歆創立古文諸經，汨亂今文師法；肅偽作孔氏諸書，並鄭氏學亦為所亂。歆之學行于王莽；肅以晉武帝為其外孫，其學行于晉初。《尚書》、《詩》、《論語》、《三禮》、《左氏解》及撰定父朗所作《易傳》，皆立學官。晉初郊廟之禮，皆王肅說，不用鄭義。其時孔晁、孫毓等申王 鄭，孫炎、馬昭等又主鄭攻王， 于鄭、王兩家之是非，而兩漢顓門無復過問。重以永嘉之亂，《易》亡梁丘、施氏、高氏，《書》亡歐陽、大小夏侯，《齊詩》在魏已亡，《魯詩》不過江東，《韓詩》雖存，無傳之者，孟、京、費《易》亦無傳人，《公》、《𤋊》雖在若亡。晉元帝修學校，簡省博士，置《周易》王氏，《尚書》鄭氏，《古文尚書》孔氏，《毛詩》鄭氏，《周官》、《禮記》鄭氏，《春秋左傳》杜氏、服氏，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鄭氏博士各一人。太常荀崧上疏，請增置鄭《易》、《儀禮》及《春秋公羊》、《𤋊梁》博士各一人，時以為《𤋊梁》膚淺不足立。王敦之難，復不果行。晉所立博士，無一為漢十四博士所傳者，而今文之師法遂絕。
世傳《十三經》注，除《孝經》為唐明皇御注外，漢人與魏、晉人各居其半。鄭君箋《毛詩》，注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；何休注《公羊傳》；趙岐注《孟子》；凡六經，皆漢人注。孔安國《尚書傳》，王肅偽作；王弼《易注》；何晏《論語集解》；凡三經，皆魏人注。杜預《左傳集解》；範寧《𤋊梁集解》；郭璞《爾雅注》；凡三經，皆晉人注。以注而論，魏、晉似不讓漢人矣；而魏、晉人注卒不能及漢者︰孔《傳》多同王肅，孔《疏》已有此疑；宋吳煵W脛熳蛹敖 搜秩翳場 荻襖 涫В 暈 弊鰨歡£獺渡惺歿怕邸罰 級ㄆ涫槭黨 跛唷＞蕁督 荀崧傳》，崧疏稱武帝時置博士，已有孔氏，是晉初已立學。永嘉之亂亡失，東晉時梅頤復獻之，非梅頤偽作也。王弼、何晏祖尚玄虛，範寧常論其罪浮于桀、紂。王弼《易注》，空談名理，與漢儒樸實說經不似；故宋趙師秀雲︰“輔嗣《易》行無漢學。”何晏《論語集解》合包、周之《魯論》，孔、馬之《古論》，而雜糅莫辨。所引孔注，亦是偽書；如“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”，孔注“鄹，孔子父叔梁紇所治邑”，不自稱幾世祖，此大可疑者。丁晏謂孔注亦王肅偽作。杜預《左傳集解》多據前人說解，而沒其名，後人疑其杜撰。諒 短喪，倡為邪說。《釋例》于“凡弒君稱君，君無道也”一條，亟揚其波。鄭伯射王中肩之類，曲為出脫。焦循論預背父黨篡之罪，謂為司馬氏飾，其注多傷名教，不可為訓。範寧《𤋊梁集解》，雖存《𤋊梁》舊說，而不專主一家。序于三傳皆加詆 ，宋人謂其最公。此與宋人門徑合耳；若漢時，三傳各守顓門，未有兼采三傳者也。郭璞《爾雅注》亦沒前人說解之名，余蕭客謂為攘善無恥。此皆魏、晉人所注經，準以漢人著述體例，大有逕庭，不止商、周之判。蓋一壞于三國之分鼎，再壞于五胡之亂華，雖緒論略傳，而宗風已墜矣。
●六、經學分立時代
自劉、石十六國並入北魏，與南朝對立，為南北朝分立時代；而其時說經者亦有“南學”“北學”之分。此經學之又一變也。《北史儒林傳》序曰︰“江左，《周易》則王輔嗣，《尚書》則孔安國，《左傳》則杜元凱；河、洛，《左傳》則服子慎，《尚書》、《周易》則鄭康成；《詩》則並主于毛公，《禮》則同遵于鄭氏。”案南北學派，《北史》數言盡之。夫學出于一，則人知依歸；道紛于歧，則反致眩惑。鄭君生當漢末，未雜玄虛之習、偽撰之書，箋注流傳，完全無缺；欲治“漢學”，舍鄭莫由。北學，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皆宗鄭氏，《左傳》則服子慎。鄭君注《左傳》未成，以與子慎，見于《世說新語》。是鄭、服之學本是一家；宗服即宗鄭，學出于一也。南學則尚王輔嗣之玄虛，孔安國之偽撰，杜元凱之臆解，此數家與鄭學枘鑿，亦與漢儒背馳。乃使涇、渭混流，薰、蕕同器，以致後世不得見鄭學之完全，並不得存漢學之什一，豈非談空空、 玄玄者階之厲乎！南方玄學不行于北魏，李業興對梁武帝雲︰“少為書生，止習五典，……素不玄學，何敢仰酬！”此北重經學不雜玄學之明證。南學之可稱者，惟晉、宋間諸儒善說禮服。宋初雷次宗最著，與鄭君齊名，有雷、鄭之稱。當崇尚老、莊之時，而說禮謹嚴，引證詳實，有漢石渠、虎觀遺風，此則後世所不逮也。其說略見于杜佑《通典》。
《北史》又雲；“漢世鄭氏並為眾經注解，服虔、何休各有所說。鄭，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；虔，《左氏春秋》；休，《公羊傳》；大行于河北。”案漢儒經注，當時存者，止此三家；河北大行，可謂知所宗尚。而據《北史》，河、洛主服氏《左傳》外，不聞更有何氏《公羊》；且雲︰“《公羊》、《𤋊梁》，多不措意。”《儒林傳》載習《公羊春秋》者，止有梁祚一人；而劉蘭且排毀《公羊》。則此所雲《公羊》大行，似非實錄。《公羊傳何氏解詁疏》二十八卷，《唐志》不載；《崇文總目》始著錄稱，不著撰人名氏，或雲徐彥；而徐彥亦不知何代人。近人王鳴盛謂即《北史》之徐遵明；以其文氣似六朝人，不似唐人所為。洪頤 引疏司空掾雲“‘若今之三府掾。’三府掾，六朝時有之，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；此疏為梁、齊間舊帙無疑。”姚範雲︰“隋、唐間不聞有三府掾，亦無三府之稱，意者在北齊、蕭梁之間乎？”據此二說，則以為徐遵明，不為無見。惟據《北史》，遵明傳鄭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三禮》，服氏《春秋》，不聞傳何氏《公羊》，其弟子亦無傳《公羊》學者；則謂彥即遵明，尚在疑似之間。《公羊疏》設問答；梁有《公羊傳問》九卷，荀爽問，魏安平太守徐欽答；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，王愆期答；其書在隋並亡，或即徐《疏》所引。王愆期注《公羊》，以為《春秋》制文王指孔子，見《書泰誓疏》引；兩漢人無此說，亦未可據。
《北史》又雲︰“南人約簡，得其英華；北學深蕪，窮其枝葉。”蓋唐初人重南輕北，故定從南學；而其實不然。說經貴約簡，不貴深蕪，自是定論；但所謂約簡者，必如漢人之持大體，玩經文，口授微言，篤守師說，乃為至約而至精也。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，不過名言霏屑，騁揮麈之清談；屬詞尚腴，侈雕蟲之餘技。如皇侃之《論語義疏》，名物制度，略而弗講，多以老、莊之旨，發為駢儷之文，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。此南朝經疏之僅存于今者，即此可見一時風尚。江藩以其得自日本，疑為足利贗鼎；不知此等文學，非六朝以後人所能為也。《禮記疏》本皇、熊二家；熊安生北學，皇侃南學。孔穎達以為熊違經多引外義，釋經唯聚難義，此正所謂北學深蕪者。又以皇雖章句詳正，微稍繁廣；以熊比皇，皇氏勝矣；此則皇氏比熊為勝，正所謂南人約簡者。而《郊特牲》疏雲︰“皇氏于此經之首，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，及諸雜禮制，繁而不要，非此經所須；又隨事曲解，無所憑據；今皆略而不載。”此又孔穎達之所謂繁廣者。說禮本宜詳實，不嫌稍繁；皇氏之解《禮記》，視《論語義疏》為遠勝矣。《南史皇侃傳》，“所撰《論語義》、《禮記義》見重于世，學者傳焉。”今《論語義》佚而復存，《禮記義》略見孔疏。
《南史儒林傳》《序》“宋、齊國學，時或開置，而勸課未博，建之不能十年，蓋取文具而已。是時鄉里莫或開館，公卿罕通經術。朝廷大儒，獨學而弗肯養眾；後生孤陋，擁經而無所講習。……至梁武創業，深愍其弊。天監四年，乃詔開五館，建立國學，總以五經教授，置五經博士各一人。于是以平原明山賓、吳郡陸璉、吳興沈峻、建平嚴植之，會稽賀 補博士，各主一館。館有數百生，給其餼廩。其射策通明經者，即除為吏。于是懷經負笈者 會矣。又選學生遣就會稽 門山，受業于廬江河胤。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。七年，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。武帝親屈輿駕，釋奠于先師先聖，申之以宴語，勞之以束帛。濟濟焉！洋洋焉！大道之行也如是。及陳武創業，時經喪亂，……敦獎未遑，……稍置學官，成業蓋寡。”案南朝以文學自矜，而不重經術；宋、齊及陳，皆無足觀。惟梁武起自諸生，知崇經術；崔、嚴、何、伏之徒，前後並見升寵，四方學者靡然向風；斯蓋崇儒之效。而晚惑釋氏，尋遘亂亡，故南學仍未大昌。姚方興得《舜典》篇首二十八字于大 行頭，梁武時為博士議 ，有漢宣、章二帝稱制臨決之風，而至今流傳。偽中之偽，是又梁武所不料也。
《北史 儒林傳序》“魏道武初定中原，……始建都邑，便以經術為先。立太學，置五經博士，生員千有余人。天興二年春，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。……明元時，改國子為中書學，立教授博士。太武始光三年春，起太學于城東。後徵盧玄、高允等，而令州郡各舉才學，于是人多砥尚儒術。……天安初，詔立鄉學。……太和中，改中書學為國子學，建明堂闢雍，尊三老五更，又開皇子之學。及遷都洛邑，詔立國子太學、四門小學。……劉芳、李彪諸人以經術進。……宣武時，復詔營國學，樹小學于四門，大選儒生，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。雖黌宇未立，而經術彌顯。時天下承平，學業大盛；故燕、齊、趙、魏之間，橫經著錄，不可勝數；大者千余人，小者猶數百。……周文受命，雅重經典；……明皇纂歷，敦尚學藝。內有崇文之觀，外重成均之職。……徵沈重于南荊，……待熊安生以殊禮。是以天下慕向，文教遠覃。”案北朝諸君，惟魏孝文、周武帝能一變舊風，尊崇儒術。考其實效，亦未必優于蕭梁。而北學反勝于南者，由于北人俗尚樸純，未染清言之風、浮華之習，故能專宗鄭、服，不為偽孔、王、杜所惑。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。焦循曰︰“正始以後，人尚清談。迄晉南渡，經學盛于北方。大江以南，自宋及齊，遂不能為儒林立傳。梁天監中，漸尚儒風，于是梁書有《儒林傳》。《陳書》嗣之，仍梁所遺也。魏儒學最隆，歷北齊、周、隋，以至唐武德、貞觀，流風不絕，故《魏書儒林傳》為盛。”
“北方戎馬，不能屏視月之儒；南國浮屠，不能改經天之義。”此孔廣森以為經學萬古不廢，歷南北朝之大亂，異端雖熾，聖教不絕也。而南北諸儒抱殘守缺，其功亦未可沒焉。夫漢學重在明經，唐學重在疏注；當漢學已往，唐學未來，絕續之交，諸儒倡為義疏之學，有功于後世甚大。南如崔靈恩《三禮義宗》、《左氏經傳義》，沈文阿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義疏》，皇侃《論語》、《禮記義》，戚袞《禮記義》，張譏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義》，顧越《喪服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義》，王元規《春秋》、《孝經義記》；北如劉獻之《三禮大義》，徐遵明《春秋義章》，李鉉撰定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毛詩》、《三禮義疏》，沈重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喪服經義》，熊安生《周禮》、《禮記義疏》、《孝經義》；皆見《南北史 儒林傳》。今自皇、熊二家見采于《禮記疏》外，其余書皆亡佚。然淵源有自，唐人五經之疏未必無本于諸家者。論先河後海之義，亦豈可忘篳路藍縷之功乎。
《北史》又雲︰“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《周易》，遵明以傳盧景裕，……景裕傳權會、郭茂，……能言《易》者多出郭茂之門。河南及青、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，師訓蓋寡。齊時儒士罕傳《尚書》之業，徐遵明兼通之。遵明受業于屯留王聰，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、李鉉、河間權會，並鄭康成所注，非古文也。下里諸生，略不見孔氏注解。武平末，劉光伯、劉士元始得費 《義疏》，乃留意焉。其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，尤為當時所尚，諸生多兼通之。《三禮》並出遵明之門。徐傳業于……熊安生，……其後生能通《禮》經者，多是安生門人。諸生盡通《小戴禮》，于《周》、《儀禮》兼通者，十二三焉。通《毛詩》者，多出于魏朝劉獻之，……其後能言《詩》者多出二劉之門。河北諸儒能通《春秋》者，並服子慎所注，亦出徐生之門。……姚文安、秦道靜初亦學服氏，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。其河外儒生，俱伏膺杜氏。”案史言北學極明晰；而北學之折入于南者，亦間見焉。青、齊之間，多講王輔嗣《易》、杜元凱《左傳》；蓋青、齊居南北之中，故魏、晉經師之書，先自南傳于北。北學以徐遵明為最優，擇術最正；鄭注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三禮》，服注《春秋》，皆遵明所傳；惟《毛詩》出劉獻之耳。其後則劉焯、劉炫為優，而崇信偽書，擇術不若遵明之正。得費 《義疏》，傳偽孔古文，實始于二劉。二劉皆北人，乃傳南人費 之學，此北學折入于南之一證。蓋至隋，而經學分立時代變為統一時代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