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劉、石十六國並入北魏，與南朝對立，為南北朝分立時代；而其時說經者亦有“南學”“北學”之分。此經學之又一變也。《北史儒林傳》序曰︰“江左，《周易》則王輔嗣，《尚書》則孔安國，《左傳》則杜元凱；河、洛，《左傳》則服子慎，《尚書》、《周易》則鄭康成；《詩》則並主于毛公，《禮》則同遵于鄭氏。”案南北學派，《北史》數言盡之。夫學出于一，則人知依歸；道紛于歧，則反致眩惑。鄭君生當漢末，未雜玄虛之習、偽撰之書，箋注流傳，完全無缺；欲治“漢學”，舍鄭莫由。北學，《易》、《書》、《詩》、《禮》皆宗鄭氏，《左傳》則服子慎。鄭君注《左傳》未成，以與子慎，見于《世說新語》。是鄭、服之學本是一家；宗服即宗鄭，學出于一也。南學則尚王輔嗣之玄虛，孔安國之偽撰，杜元凱之臆解，此數家與鄭學枘鑿，亦與漢儒背馳。乃使涇、渭混流，薰、蕕同器，以致後世不得見鄭學之完全，並不得存漢學之什一，豈非談空空、 玄玄者階之厲乎！南方玄學不行于北魏，李業興對梁武帝雲︰“少為書生，止習五典，……素不玄學，何敢仰酬！”此北重經學不雜玄學之明證。南學之可稱者，惟晉、宋間諸儒善說禮服。宋初雷次宗最著，與鄭君齊名，有雷、鄭之稱。當崇尚老、莊之時，而說禮謹嚴，引證詳實，有漢石渠、虎觀遺風，此則後世所不逮也。其說略見于杜佑《通典》。
《北史》又雲；“漢世鄭氏並為眾經注解，服虔、何休各有所說。鄭，《易》、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論語》、《孝經》；虔，《左氏春秋》；休，《公羊傳》；大行于河北。”案漢儒經注，當時存者，止此三家；河北大行，可謂知所宗尚。而據《北史》，河、洛主服氏《左傳》外，不聞更有何氏《公羊》；且雲︰“《公羊》、《𤋊梁》，多不措意。”《儒林傳》載習《公羊春秋》者，止有梁祚一人；而劉蘭且排毀《公羊》。則此所雲《公羊》大行，似非實錄。《公羊傳何氏解詁疏》二十八卷，《唐志》不載；《崇文總目》始著錄稱，不著撰人名氏，或雲徐彥；而徐彥亦不知何代人。近人王鳴盛謂即《北史》之徐遵明；以其文氣似六朝人，不似唐人所為。洪頤 引疏司空掾雲“‘若今之三府掾。’三府掾，六朝時有之，至唐以後則無此稱矣；此疏為梁、齊間舊帙無疑。”姚範雲︰“隋、唐間不聞有三府掾，亦無三府之稱，意者在北齊、蕭梁之間乎？”據此二說，則以為徐遵明，不為無見。惟據《北史》，遵明傳鄭《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三禮》，服氏《春秋》，不聞傳何氏《公羊》，其弟子亦無傳《公羊》學者；則謂彥即遵明，尚在疑似之間。《公羊疏》設問答；梁有《公羊傳問》九卷，荀爽問，魏安平太守徐欽答；又晉車騎將軍庾翼問，王愆期答；其書在隋並亡，或即徐《疏》所引。王愆期注《公羊》，以為《春秋》制文王指孔子，見《書泰誓疏》引；兩漢人無此說，亦未可據。
《北史》又雲︰“南人約簡，得其英華；北學深蕪，窮其枝葉。”蓋唐初人重南輕北，故定從南學；而其實不然。說經貴約簡，不貴深蕪，自是定論；但所謂約簡者，必如漢人之持大體，玩經文，口授微言，篤守師說，乃為至約而至精也。若唐人謂南人約簡得其英華，不過名言霏屑，騁揮麈之清談；屬詞尚腴，侈雕蟲之餘技。如皇侃之《論語義疏》，名物制度，略而弗講，多以老、莊之旨，發為駢儷之文，與漢人說經相去懸絕。此南朝經疏之僅存于今者，即此可見一時風尚。江藩以其得自日本，疑為足利贗鼎；不知此等文學，非六朝以後人所能為也。《禮記疏》本皇、熊二家；熊安生北學，皇侃南學。孔穎達以為熊違經多引外義，釋經唯聚難義，此正所謂北學深蕪者。又以皇雖章句詳正，微稍繁廣；以熊比皇，皇氏勝矣；此則皇氏比熊為勝，正所謂南人約簡者。而《郊特牲》疏雲︰“皇氏于此經之首，廣解天地百神用樂委曲，及諸雜禮制，繁而不要，非此經所須；又隨事曲解，無所憑據；今皆略而不載。”此又孔穎達之所謂繁廣者。說禮本宜詳實，不嫌稍繁；皇氏之解《禮記》，視《論語義疏》為遠勝矣。《南史皇侃傳》，“所撰《論語義》、《禮記義》見重于世，學者傳焉。”今《論語義》佚而復存，《禮記義》略見孔疏。
《南史儒林傳》《序》“宋、齊國學，時或開置，而勸課未博，建之不能十年，蓋取文具而已。是時鄉里莫或開館，公卿罕通經術。朝廷大儒，獨學而弗肯養眾；後生孤陋，擁經而無所講習。……至梁武創業，深愍其弊。天監四年，乃詔開五館，建立國學，總以五經教授，置五經博士各一人。于是以平原明山賓、吳郡陸璉、吳興沈峻、建平嚴植之，會稽賀 補博士，各主一館。館有數百生，給其餼廩。其射策通明經者，即除為吏。于是懷經負笈者 會矣。又選學生遣就會稽 門山，受業于廬江河胤。分遣博士祭酒到州郡立學。七年，又詔皇太子宗室王侯始就學受業。武帝親屈輿駕，釋奠于先師先聖，申之以宴語，勞之以束帛。濟濟焉！洋洋焉！大道之行也如是。及陳武創業，時經喪亂，……敦獎未遑，……稍置學官，成業蓋寡。”案南朝以文學自矜，而不重經術；宋、齊及陳，皆無足觀。惟梁武起自諸生，知崇經術；崔、嚴、何、伏之徒，前後並見升寵，四方學者靡然向風；斯蓋崇儒之效。而晚惑釋氏，尋遘亂亡，故南學仍未大昌。姚方興得《舜典》篇首二十八字于大 行頭，梁武時為博士議 ，有漢宣、章二帝稱制臨決之風，而至今流傳。偽中之偽，是又梁武所不料也。
《北史 儒林傳序》“魏道武初定中原，……始建都邑，便以經術為先。立太學，置五經博士，生員千有余人。天興二年春，增國子太學生員至三千人。……明元時，改國子為中書學，立教授博士。太武始光三年春，起太學于城東。後徵盧玄、高允等，而令州郡各舉才學，于是人多砥尚儒術。……天安初，詔立鄉學。……太和中，改中書學為國子學，建明堂闢雍，尊三老五更，又開皇子之學。及遷都洛邑，詔立國子太學、四門小學。……劉芳、李彪諸人以經術進。……宣武時，復詔營國學，樹小學于四門，大選儒生，以為小學博士員四十人。雖黌宇未立，而經術彌顯。時天下承平，學業大盛；故燕、齊、趙、魏之間，橫經著錄，不可勝數；大者千余人，小者猶數百。……周文受命，雅重經典；……明皇纂歷，敦尚學藝。內有崇文之觀，外重成均之職。……徵沈重于南荊，……待熊安生以殊禮。是以天下慕向，文教遠覃。”案北朝諸君，惟魏孝文、周武帝能一變舊風，尊崇儒術。考其實效，亦未必優于蕭梁。而北學反勝于南者，由于北人俗尚樸純，未染清言之風、浮華之習，故能專宗鄭、服，不為偽孔、王、杜所惑。此北學所以純正勝南也。焦循曰︰“正始以後，人尚清談。迄晉南渡，經學盛于北方。大江以南，自宋及齊，遂不能為儒林立傳。梁天監中，漸尚儒風，于是梁書有《儒林傳》。《陳書》嗣之，仍梁所遺也。魏儒學最隆，歷北齊、周、隋，以至唐武德、貞觀，流風不絕，故《魏書儒林傳》為盛。”
“北方戎馬，不能屏視月之儒；南國浮屠，不能改經天之義。”此孔廣森以為經學萬古不廢，歷南北朝之大亂，異端雖熾，聖教不絕也。而南北諸儒抱殘守缺，其功亦未可沒焉。夫漢學重在明經，唐學重在疏注；當漢學已往，唐學未來，絕續之交，諸儒倡為義疏之學，有功于後世甚大。南如崔靈恩《三禮義宗》、《左氏經傳義》，沈文阿《春秋》、《禮記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義疏》，皇侃《論語》、《禮記義》，戚袞《禮記義》，張譏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義》，顧越《喪服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孝經》、《論語義》，王元規《春秋》、《孝經義記》；北如劉獻之《三禮大義》，徐遵明《春秋義章》，李鉉撰定《孝經》、《論語》、《毛詩》、《三禮義疏》，沈重《周禮》、《儀禮》、《禮記》、《毛詩》、《喪服經義》，熊安生《周禮》、《禮記義疏》、《孝經義》；皆見《南北史 儒林傳》。今自皇、熊二家見采于《禮記疏》外，其余書皆亡佚。然淵源有自，唐人五經之疏未必無本于諸家者。論先河後海之義，亦豈可忘篳路藍縷之功乎。
《北史》又雲︰“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門下講鄭玄所注《周易》，遵明以傳盧景裕，……景裕傳權會、郭茂，……能言《易》者多出郭茂之門。河南及青、齊之間儒生多講王輔嗣所注，師訓蓋寡。齊時儒士罕傳《尚書》之業，徐遵明兼通之。遵明受業于屯留王聰，傳授浮陽李周仁及勃海張文敬、李鉉、河間權會，並鄭康成所注，非古文也。下里諸生，略不見孔氏注解。武平末，劉光伯、劉士元始得費 《義疏》，乃留意焉。其《詩》、《禮》、《春秋》，尤為當時所尚，諸生多兼通之。《三禮》並出遵明之門。徐傳業于……熊安生，……其後生能通《禮》經者，多是安生門人。諸生盡通《小戴禮》，于《周》、《儀禮》兼通者，十二三焉。通《毛詩》者，多出于魏朝劉獻之，……其後能言《詩》者多出二劉之門。河北諸儒能通《春秋》者，並服子慎所注，亦出徐生之門。……姚文安、秦道靜初亦學服氏，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。其河外儒生，俱伏膺杜氏。”案史言北學極明晰；而北學之折入于南者，亦間見焉。青、齊之間，多講王輔嗣《易》、杜元凱《左傳》；蓋青、齊居南北之中，故魏、晉經師之書，先自南傳于北。北學以徐遵明為最優，擇術最正；鄭注《周易》、《尚書》、《三禮》，服注《春秋》，皆遵明所傳；惟《毛詩》出劉獻之耳。其後則劉焯、劉炫為優，而崇信偽書，擇術不若遵明之正。得費 《義疏》，傳偽孔古文，實始于二劉。二劉皆北人，乃傳南人費 之學，此北學折入于南之一證。蓋至隋，而經學分立時代變為統一時代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