唐、宋明經取士，猶是漢人之遺；而唐不及漢，宋又不及唐者，何也？漢以經術造士，上自公卿，下逮掾吏，莫不通經。其進用，或由孝廉茂才，或由賢良對策。若射策中科，止補文學掌故、博士弟子員，非高選也。唐之帖經，猶漢之射策；其學即淺，而視之又不重。所重視者，詩賦之辭，時務之策，皆非經術。援經義對策者，僅一劉 引《春秋》正始之文，發宦侍無君之隱。以直言論，固屬朝陽之鳳；以經義論，亦同獨角之麟；而唐不能用。此其所以不及漢也。宋仁宗始復明經科，神宗變帖經為墨義。貼經之記誦屬實，非數年不為功；墨義之文字蹈空，即一時可猝辦。唐時帖括全寫注疏，議者病其不能通經。權德輿謂注疏猶可以質驗；不者，儻有司率情，上下其手，既失其末，又不得其本，則蕩然矣。宋用墨義，正如權德輿所料。又專用王氏《新學》，不遵古義。甦軾以為黃茅白葦，徐禧言竊襲人語不求心通者相半，此其所以並不及唐也。且宋以後，非獨科舉文字蹈空而已，說經之書，亦多空衍義理，橫發議論，與漢、唐注疏全異。朱子答人問胡安定雲︰“尋常亦不滿于胡說，解經不使道理明白，卻說其中多使故事，大與做時文答策相似。”夫以胡安國《春秋傳》，後世頒之學官，用以取士者，猶不免與時文答策相似；皆由科舉之習深入人心，不可滌除。故論經學，宋以後為積衰時代。
科舉取士之文而用經義，則必務求新異，以歆動試官；用科舉經義之法而成說經之書，則必創為新奇，以煽惑後學。經學宜述古而不宜標新；以經學文字取人，人必標新以別異于古。一代之風氣成于一時之好尚，故立法不可不慎也。元、明之經義，本于宋熙寧中王安石所立墨義之法，命呂惠卿、王 等為之，而安石自撰《周禮義》，使 撰《詩》、《書義》，名為《三經新義》，頒行天下。夫既名為《新義》，則明教人棄古說，以從其新說。陳後山《談叢》言︰荊公《新義》行，舉子專誦王氏章句而不解義。荊公悔之曰︰“本欲變學究為秀才，不謂變秀才為學究。”是安石立法不善，當時已自悔其失；而其書至南宋始廢。趙鼎謂安石“設虛無之學，敗壞人才”；陳公輔謂安石使學者習其所為《三經新義》；皆穿鑿破碎無用之空言也。南宋雖廢《新義》，而仍用其墨義之法。朱子謂經義甚害事，分明是侮聖人之言，詩賦卻無害。朱子豈不知經義取士優于詩賦，而其言如是，則當時經義為經之蠹可知。元人因之，而制為四書五經疑。明初用四書疑，後乃改四書五經義。其破承原起之法，本于元王充耘《書義矜式》，又本于呂惠卿、王 之墨義。名為明經取士，實為荒經蔑古之最。明時所謂經學，不過蒙存淺達之流；即自成一書者，亦如顧炎武雲︰明人之書，無非盜竊。弘治以後，經解皆隱沒古人名字，將為己說而已。其見于《四庫存目》者，新奇謬戾，不可究詰。《五經》掃地，至此而極。
宋人說經之書傳于今者，比唐不止多出十倍，乃不以為盛而以為衰者，唐人猶守古義而宋人多務新義也。唐人經說傳世絕少，此亦有故。考《唐書經籍志》，唐人自為之書二萬八千余卷，《五經》義說著于錄者凡數十種，則亦未為鮮矣。而今所傳不及什一，由于其時刊本未出，傳鈔不易，一遇兵燹，蕩為煨燼。世傳古籍，唐以前什一二，宋以後什八九。此非特唐人所著之書為然，亦非特唐人所著經說為然也。又自宋末元、明，專用宋儒之書取士，注疏且束高閣，何論注疏之外！于是唐以前古籍之不亡于兵燹者，盡亡于宋以後。所以唐人經說傳世寥寥。宋則刊刻已行，流傳甚易，宜其存多佚少。今所傳宋人文集說部皆十倍于唐人，非止經說。是未可以經說之多寡判唐、宋之優劣也。五代極亂之時，忽開文明之象；如鋟木一事，實為藝林之珍。《五代會要》，後唐長興三年始依《石經》文字刻九經印板。經書之有木板，實始于此。逮兩宋而刻本多。此宋以後之書所以多傳于今日也。
漢學至鄭君而集大成，于是鄭學行數百年；宋學至朱子而集大成，于是朱學行數百年。懿彼兩賢，師法百祀。其巍然為一代大宗者，非特以學術之閎通，實由制行之高卓也。以經學論，鄭學、朱學皆可謂小統一時代。鄭學統一，惟北學為然；所謂寧道孔、孟誤，諱言鄭、服非；若南學，則兼用偽孔、王、杜，而不盡宗鄭、服；是猶未得為統一也。朱學統一，惟南方最早。金、元時，程學盛于南，甦學盛于北。北人雖知有朱夫子，未能盡見其書。元兵下江、漢，得趙復，朱子之書始傳于北。姚樞、許衡、竇默、劉因輩翕然從之。于是元仁宗延 ，定科舉法，《易》用朱子《本義》，《書》用蔡沈《集傳》，《詩》用朱子集《傳》，《春秋》用胡安國《傳》，惟《禮記》猶用鄭注，是則可謂小統一矣。尤可異者，隋平陳而南並于北，經學乃北反並于南；元平宋而南並于北，經學亦北反並于南。論兵力之強，北常勝南；論學力之盛，南乃勝北。隋、元前後遙遙一轍，是豈優勝劣敗之理然歟？抑報復循環之道如是歟？
論宋、元、明三朝之經學，元不及宋，明又不及元。宋劉敞、王安石諸儒，其先皆嘗潛心注疏，故能辨其得失。朱子論疏，稱《周禮》而下《易》、《書》，非于諸疏功力甚深，何能斷得如此確鑿。宋儒學有根柢，故雖撥棄古義，猶能自成一家。若元人則株守宋儒之書，而于注疏所得甚淺。如熊朋來《五經說》，于古義古音多所抵牾，是元不及宋也。明人又株守元人之書，于宋儒亦少研究。如季本、郝敬多憑臆說，楊慎作偽欺人，豐坊造《子貢詩傳》、《申培詩說》以行世而世莫能辨，是明又不及元也。顧炎武論《書傳會選》雲︰“其傳中用古人姓名、古書名目，必具出處，兼亦考證典故。蓋宋、元以來諸儒之規模猶在。而其為此書者，皆自幼為務本之學，非由八股出身之人，故所著之書雖不及先儒，而尚有功于後學。……自八股行而古學棄，《大全》出而經說亡。”其論明之不及宋、元，可謂深切。元、明人之經說，惟元趙𢏺《春秋屬詞》，義例頗明。孔廣森治《公羊》，其源出于趙𢏺。明梅 《尚書考異》，辨古文之偽，多中肯綮，開閻若璩、惠棟之先。皆鐵中錚錚、庸中佼佼者也。
明永樂十二年，敕胡廣等修《五經大全》，頒行天下。此一代之盛事，自唐修《五經正義》後，越八百余年而再見者也。乃所修之書，大為人姍笑。顧炎武謂︰《春秋大全》全襲元人汪克寬《胡傳纂疏》，《詩經大會》全襲元人劉瑾《詩傳通釋》。其三經，後人皆不見舊書，亦未必不因前人也。取已成之書，鈔謄一過，上欺朝廷，下誑士子，唐、宋之時，有是事乎！經學之廢，實自此始。《四庫提要》更加考定，謂《周易大全》割裂董楷、董真卿、胡一桂、胡炳文四家之書， 成編；《書傳大全》亦剿襲陳櫟《尚書集傳纂疏》、陳師凱《書蔡傳旁通》；《禮記大全》采諸儒之說凡四十二家，而以陳仪歲ㄐ@怠肺 鰨 皇櫓 杏諮Ч僮源聳槭肌０腹儺拗 椋 嘟司傷擔 菩蕖墩 濉罰 巡幻獯恕Ｎ┤撲 蛘擼 杉 矢們 炭曬邸Ｃ魎 蛘擼 艘攀椋 授俾 壬酢４恕段寰 濉分兩癲壞貌蛔暄校 段寰 筧 啡牒笏煬≡饌倨 病Ｔ 運穩逯 槿 浚 獨竇恰酚檀嬤Ｗ 幻韃 碩 ブ 寡д呷 歡霉乓澹 猿 恢 帳韞搪 毒 蹇肌匪 課 迷安嶙誘摺９示 е撩魑﹤ ナ貝 ６ 矗 縷鷦 涼 Р 鰨 嗽偈 鳴黴垂擰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