經學自兩漢後，越千余年，至國朝而復盛。兩漢經學所以盛者，由其上能尊崇經學、稽古右文故也。國朝稽古右文，超軼前代。康熙五十四年，御纂《周易折中》二十二卷；乾降二十年，御纂《周易述義》十卷；康熙六十五年，欽定《書經傳說匯纂》二十四卷，欽定《詩經傳說匯纂》二十卷，序二卷；乾隆二十年，御纂《詩義折中》二十卷；乾隆十三年，欽定《周官義疏》四十八卷，欽定《儀禮義疏》四十八卷；欽定《禮記義疏》八十二卷；康熙三十八年，欽定《春秋傳說匯纂》三十八卷；乾隆二十三年。御纂《春秋直解》十六卷；乾隆四十七年，欽定《四庫全書總目》，以經部列首，分為十類。夫漢帝稱制臨決，未及著為成書；唐宗御注《孝經》，不聞遍通六藝。今鴻篇鉅制，照耀寰區；頒行學官，開示蒙昧；發周、孔之蘊，持漢、宋之平。承晚明經學極衰之後，推崇實學，以矯空疏，宜乎漢學重興，唐、宋莫逮。乾隆五十八年，詔刊十三經于太學，依開成《石經》，參以善本，多所訂正。嘉慶八年，復命廷臣磨改，以期盡善，尤為一代盛典，足以別黑白而定一尊。
凡事有近因，有遠因。經學所以衰而復盛者，一則明用時文取士，至末年而流弊已甚。顧炎武謂八股之害，甚于焚書。閻若璩謂不通古今，至明之作時文者而極。一時才俊之士，痛矯時文之陋，薄今愛古，棄虛崇實，挽回風氣，幡然一變。王夫之、顧炎武、黃宗羲皆負絕人之姿，為舉世不為之學。于是毛奇齡、閻若璩等接踵繼起，考訂校勘，愈推愈密。欺為近因。一則朱子在宋儒中，學最篤實。元、明崇尚朱學，未盡得朱子之旨。朱子常教人看注疏，不可輕議漢儒。又雲︰“漢、魏諸儒，正音讀，通訓詁，考制度，辨名物，其功博矣。”後以宋孝宗崩，寧宗應承重，而無明據，未能折服異議；及讀《儀禮疏》，鄭答趙商問父有廢疾而為其祖服制三年斬，乃大佩服。謂禮經之文誠有闕略，不無待于後人；向使無鄭康成，則此事誠未有斷決。朱子晚年修《儀禮經傳通解》，蓋因乎此；惜書未成而歿。元、明乃專取其中年未定之說取士，士子樂其簡易。而元本不重儒，科舉不常行；明亦不尊經，科舉法甚陋。慕宗朱之名，而不究其實，非朱子之過也。朱子能遵古義，故從朱學者，如黃震、許謙、金履祥、王應麟諸儒，皆有根柢。王應麟輯《三家詩》與鄭《易注》，開國朝輯古佚書之派。王、顧、黃三大儒，皆嘗潛心朱學，而加以擴充，開國初漢，宋兼采之派。斯為遠因。聖人之經，本如日月，光景常新，有此二因，而又恭逢右文之朝，宜其由衰而復盛矣。
由衰復盛，非一朝可至；由近復古，非一蹴能幾。國初諸儒治經，取漢、唐注疏及宋、元、明人之說，擇善而從。由後人論之，為漢、宋兼采一派；而在諸公當日，不過實事求是，非必欲自成一家也。江藩作《漢學師承記》，以為梨洲、亭林兩家之學，皆深入宋儒之室，但以漢學為不可廢，多騎牆之見、依違之言，豈真知灼見者，乃以黃、顧二公附于冊後。竊謂如江氏說，國初諸儒無一真知灼見者矣，豈獨黃、顧二公！《師承記》首列閻若璩，江氏必以閻為真知灼見；案閻氏之功在考定古文之偽，而其《疏證》信蔡《傳》臆造之事實，邵子意推之年代；其說《詩》，以王柏《詩疑》為然，謂《鄭》、《衛》為可刪；乃誤沿宋學，顯背漢儒者。江刻于黃、顧而寬于閻，是並閻氏之書未之考也。當時如胡渭《易圖明辨》，能闢《圖》、《書》之謬，而《洪範》並攻漢儒。陳啟源《毛詩稽古編》能 宋以申毛，而經說間談佛教。萬斯大、方苞等兼通《三禮》，多信宋而疑漢。其不染宋學者，惟毛奇齡；而毛務與朱子立異。朱子疑偽孔古文，而毛以偽孔為可信；朱子信《儀禮》，而毛以《儀禮》為可疑；此則朱是而毛非者。雖由門戶之見未融，實以途徑之開未久也。此等處宜分別觀之，諒其求實學之苦心，勿遽責以守顓門之絕業。
雍、乾以後，古書漸出，經義大明。惠、戴諸儒，為漢學大宗，已盡棄宋詮，獨標漢幟矣。惠周惕子士奇，孫棟，三世傳經。棟所造尤邃，著《周易述》、《古文尚書考》、《春秋補注》、《九經古義》等書。論者擬之漢儒，在何邵公、服子慎之間。而惠氏紅豆山齋楹帖雲︰“《六經》宗孔、孟，百行法程、朱。”是惠氏之學未嘗薄宋儒也。戴震著《毛鄭詩考正》、《考工記圖》、《孟子字義疏證》、《儀禮正誤》、《爾雅文字考》，兼通歷算聲韻，其學本出江永，稱永學自漢經師康成後，罕其儔匹。永嘗注《朱子近思錄》；所著《禮經綱目》，亦本朱子《儀禮經傳通解》。戴震作《原善》、《孟子字義疏證》，雖與朱子說經 牾，亦只是爭辨一理字。《毛鄭詩考正》嘗采朱子說。段玉裁受學于震，議以震配享朱子祠。又跋朱子《小學》雲︰“或謂漢人言小學謂六書，非朱子所雲，此言尤悖。夫言各有當；漢人之小學，一藝也；朱子之小學，蒙養之全功也。”段以極精小學之人，而不以漢人小學薄朱子《小學》。是江、戴段之學未嘗薄宋儒也。宋儒之經說雖不合于古義，而宋儒之學行實不愧于古人。且其析理之精，多有獨得之處。故惠、江、戴、段為漢學幟志，皆不敢將宋儒抹殺。學求心得，勿爭門戶；若分門戶，必起詬爭。江藩作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，焦循貽書諍之，謂當改《國朝經學師承記》，立名較為渾融。江藩不從，方東樹遂作《漢學商兌》，以反攻漢學。平心而論，江氏不脫門戶之見，未免小疵；方氏純以私意肆其謾罵，詆及黃震與顧炎武，名為揚宋抑漢，實則歸心禪學，與其所著《書林揚觶》，皆陽儒陰釋，不可為訓。
國朝經師，能紹承漢學者，有二事。一曰傳家法，如惠氏祖孫父子，江、戴、段師弟，無論矣。惠棟弟子有余蕭客、江聲。聲有孫沅，弟子有顧廣圻、江藩。藩又受學余蕭客。王鳴盛、錢大昕、王昶皆嘗執經于惠棟。錢大昕有弟大昭，從子塘、坫、東垣、繹、侗。段玉裁有婿龔麗正，外孫自珍。金榜師江永。王念孫師戴震，傳子引之。孔廣森亦師戴震。具見《漢學師承記》。他如陽湖莊氏《公羊》之學，傳于劉逢祿、龔自珍、宋翔鳳；陳壽祺《今文尚書》、《三家詩》之學，傳子喬樅；皆淵源有自者。一曰守顓門。阮元雲︰“張惠言之《虞氏易》，孔廣森之《公羊春秋》，皆孤家專學也。”阮氏所舉二家之外，如王鳴盛《尚書後案》，專主鄭義；孫星衍《尚書今古文注疏》，兼明今古；陳喬樅《今文尚書經說考》，專考今文；胡承珙《毛詩後箋》，陳奐《毛詩傳疏》，專宗《毛詩》；迮鶴壽《齊詩翼奉學》，發明齊《詩》；陳喬樅《三家詩遺說考》，兼考魯、齊、韓《詩》；凌曙、孔廣森、劉逢祿皆宗《公羊》，陳立《義疏尤備》；柳興宗《𤋊梁大義述》，許桂林《𤋊梁釋例》，皆主《𤋊梁》，鐘文鬹《補注》尤備；《周官》有沈彤《祿田考》，王鳴盛《軍賦說》，戴震《考工記圖》；《儀禮》有胡匡衷《釋官》，胡培 《正義》；《論語》有宋翔鳳《說義》，劉寶楠《正義》；《孟子》有焦循《正義》；《爾雅》有邵晉涵《正義》，郝懿行《義疏》；皆卓然成家者。家法顓門，後漢已絕，至國朝乃能尋墜緒而繼宗風。傳家法則有本原，守顓門則無淆雜。名家指不勝屈，今姑舉其犖犖大者。
國朝經師有功于後學者有三事。一曰輯佚書。兩漢今文家說亡于魏、晉；古文家，鄭之易，馬、鄭之《書》，賈、服之《春秋》，亡于唐、宋以後。宋王應麟輯《三家詩》、鄭氏《易注》，雖 采未備，古書之亡而復存者實為首庸。至國朝而此學極盛。惠棟教弟子，親授體例，分輯古書。余蕭客《古經解鉤沈》，采唐以前遺說略備。王謨《漢魏遺書鈔》，章宗源《玉函山房叢書》，輯漢、魏、六朝經說尤多。孫星衍輯馬、鄭《尚書注》，李貽德述《左傳賈》、《服注》，陳壽祺、喬樅父子考《今文尚書》、《三家詩》。其余間見諸家叢書，抱闕守殘，得窺崖略，有功後學者，此其一。一曰精校勘。校勘之學，始于《顏氏家訓》、《匡謬正俗》等書。至宋，有三劉、宋祁之校史。宋、元說部，間存校訂，然未極精審，說經亦非顓門。國朝多以此名家，戴震、盧文 召、丁杰、顧廣圻尤精此學。阮元《十三經校勘記》，為經學之淵海。余亦間見諸家叢書，刊誤訂訛，具析疑滯，有功後學者，又其一。一曰通小學。古人之語言文字與今之語言文字異；漢儒去古未遠，且多齊、魯間人，其說經有長言、短言之分，讀為、讀若之例。唐人已不甚講，宋以後更不辨。故其解經，如冥行𤩊埴，又如郢書燕說，雖可治國，而郢人之意不如是也。小學兼聲音故訓。宋吳𡎜鞳@ 碌誚睬蠊乓簦 潭嗍枋А９搜孜洹兌粞 迨欏罰 擠滌詮擰＝ 鰲 巍 祝 婕硬 鰲Ｊ俏 粼現 А６斡癲謾端滴慕庾腫 罰 饜砩髦 欏Ｍ 庇醒峽刪 ⑴ナ饔瘛 痧ィ 笥型躞蕖 繯韁釗耍 婕硬 鰲Ｊ俏 粼霞嫖淖種 А＞ Χ嗤ㄑ第 俳瑁 嗉叢諞粼餃淖種 校歡 第 願哂釋跏夏釧鎩 缸游 罹 蘿殘寫沃 Ｊ俏 第 АＳ泄τ諍笱д擼 制湟弧
國朝經學凡三變。國初，漢學方萌芽，皆以宋學為根柢，不分門戶，各取所長，是為漢、宋兼采之學。乾隆以後，許、鄭之學大明，治宋學者已鮮。說經皆主實證，不空談義理。是為專門漢學。嘉、道以後，又由許、鄭之學導源而上，《易》宗虞氏以求孟義，《書》宗伏生、歐陽、夏侯，《詩》宗魯、齊、韓三家，《春秋》宗《公》、《𤋊》二傳。漢十四博士今文說，自魏、晉淪亡千余年，至今日而復明。實能述伏、董之遺文，尋武、宣之絕軌。是為西漢今文之學。學愈進而愈古，義愈推而愈高；屢遷而返其初，一變而至于道。學者不特知漢、宋之別，且皆知今、古文之分。門徑大開，榛蕪盡闢。論經學于今日，當覺其易，而不患其難矣。乃自新學出，而薄視舊學，遂有燒經之說。聖人作經，以教萬世，固無可燒之理；而學之簡明者有用，繁雜者無用，則不可以不辨。《漢書藝文志》曰︰“古者，三年通一藝，用日少而畜德多。”此簡明有用之學也。又曰︰“後世便辭巧說，幼童守一藝，白首而後能言。”此繁雜無用之學也。今欲簡明有用，當如《漢志》所雲“存大體，玩經文”而已。如《易》主張惠言《虞氏義》，參以焦循《易章句》、《通釋》諸書；《書》主伏《傳》、《史記》，輔以兩漢今文家說；《詩》主魯、齊、韓三家遺說，參以毛《傳》、鄭《箋》；《春秋》治《公羊》者主何《注》、徐《疏》，兼采陳立之書；治《左氏》者，主賈、服遺說，參以杜《解》；《三禮》主鄭《注》，孔、賈《疏》，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，細碎者姑置之。後儒臆說，極屏勿觀。則專治一經，固屬易事；兼通各經，亦非甚難。能考其源流而不迷于涂徑，本漢人治經之法；求漢人致用之方，如《禹貢》治河、《洪範》察變之類，兩漢人才之盛必有復見于今日者，何至疑聖經為無用以孔教為可廢哉！
《皇清經解》、《續皇清經解》二書，于國朝諸家， 輯大備；惟卷帙繁富，幾有累世莫殫之疑；而其中卓然成家者，實亦無幾；一知半解，可置不閱。今之治經者，欲求簡易，惟有人治一經，經主一家；其余各家，皆可姑置；其他各經，更可從緩。漢注古奧，唐疏繁復，初學先看注疏，人必畏難，當以近人經說先之。如前所列諸書。急宜研究。或猶以為陳義太高，無從入手，則《書》先看孫星衍《今古文注疏》，《詩》先看陳奐《毛氏傳疏》亦可。但能略通大義，確守古說，即已不愧顓門之學。此古之治經者所以重家法而貴顓門也。國朝諸儒有承家法而守顓門者，亦有無家法而非顓門者；今主一家，當取其有家法與顓門者主之。《國朝漢學師承記》具列家法顓門甚詳，其成書在乾、嘉之間，故後出者未著于錄。嘉、道後，治今文說者，《師承記》皆不載，《皇清經解》亦未收其書，書具見于《續經解》中，故《續經解》更切要于前《經解》也。學者誠能于經學源流正變研究一過，即知今之經學，無論今文古文、專學通學，國朝經師莫不著有成說，津逮後人。以視前人之茫無途徑者，實為事半功倍。蓋以了然于心目，則擇從甚易，不至費日力而增葛藤。惟西漢今文近始發明，猶有待于後人之推闡者，有志之士，其更加之意乎！
《四庫提要》經部總敘曰︰“自漢京以後，垂二千年；儒者沿波，學凡六變。其初專門授受，遞稟師承；非惟訓詁相傳，莫敢同異；即篇章字句，亦恪守所聞。其學篤實謹嚴，及其弊也拘。王弼、王肅，稍持異議。流風所扇，或信或疑。越孔、賈、啖、陸，以及北宋孫復、劉敞等，各自論說，不相統攝。及其弊也雜。洛、閩繼起，道學大昌；擺落漢、唐，獨研義理；凡經師舊說，俱排斥以為不足信。其學務別是非，及共弊也悍。（原注︰如王柏、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。）學脈旁分，攀援日眾；驅除異己，務定一尊。自宋末以逮明初，其學見異不遷，及其弊也黨。（原注︰如《論語集注誤》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，張存中《四書通證》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。又如王柏刪三十二篇，許謙疑之，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。）主持太過，勢有所偏；才辨聰明，激而橫決。自明正德、嘉靖以後，其學各抒心得，及其弊也肆。（原注︰如王守仁之末派，皆以狂禪解經之類。）空談臆斷，考證必疏，于是博雅之儒，引古義以抵其隙。國初諸家，其學徵實不誣，及其弊也瑣。（原注︰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。）”案二千年經學升降得失，《提要》以數十言包括無遺，又各以一字斷之。所謂拘者，兩漢之學也；雜者，魏、晉至唐及宋初之學也；悍者，宋慶歷後至南宋之學也；黨者，宋末至元之學也；肆者，明末王學也；瑣者，國朝漢學也。《提要》之作，當惠、戴講漢學專宗許、鄭之時，其繁稱博引，間有如漢人三萬言說“若稽古”者。若嘉、道以後，講求今文大義微言，並不失之于瑣，學者可以擇所從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