讀風偶識 卷一 △《詩》、《書》為諸儒听亂

    《六經》自秦火後，漢初諸儒傳而習之，遂大著於當世。然自後漢之末下逮六朝、初唐而經義之晦者亦復不少。何以言之？《尚書》，伏生傳《今文》，歐陽、大小夏侯說之；孔安國傳《古文》，馬、鄭注之。自永嘉之亂，今文亡而古文弧行，晉、宋之際逐有妄人偽作《古文尚書》及《孔氏傳》。至唐用以取士，而孔、鄭之古木亡，《尚書》之旨遂晦。《詩》，在漢初有魯申公、齊轅固生各以《詩》傳其弟子，其先蓋皆本之於七十子；雖不能無傳流之誤，要大概為近古。其後燕韓嬰亦傳《詩》，然其源流未必能逮齊、魯之醇。最後《毛詩》始出，衛宏為之作《序》，多傅會於《春秋傳》文以欺當世，否亦強為之說而實以人與事。學者不加細考，以為真有所傳，遂謂其書優於《三家》，從而注之箋之。由是《毛詩》盛行，《三家》漸微。逮於晉、魏，《齊》、《魯》之《詩》遂亡，《韓詩》亦不復行於世，學者所見惟有《毛詩》，童而習之，不復知有他說，雖淹博好古之士皆以為《經》之本旨固然，而《詩》之旨亦晦矣。

    蓋嘗思之，《易》道高深，聖人猶欲假年以學之，固非學者所能輕窺。而《春秋》，游、夏莫贊一詞，雖有左、公羊、梁三賢者為之作傳，而聖人之意究難窺測。惟《詩》、《書》與《禮》乃學者所可幾，是以聖人以為“雅言”。然《禮》多系儀文之末，且其殘缺太多，不足盡先王之大經大法；故惟《詩》、《書》為最要。而皆為漢末晉、隋諸儒之所雜亂，良嘆惜也！良可嘆也！幸而《論語》一書明白易曉，復有《孟子》一書以羽翼之，何晏《集解》雖無所大發明而未嘗偏執一人之見，趙岐之解尤為醉正，及宋朱子為作《集注》，聖人之旨益顯，學者賴之，得以稍窺聖賢之蘊。然終不能不為《詩》、《書》惜也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