說《毛詩》者以《二南》為《正風》，《十三國》為《變風》。余按︰《七月》一篇乃周王業之所自基，《東山》、《破斧》敵王所愾，勞而不怨，非盛治之世安能有此，此固不得謂之變也。《淇澳》以睿聖得民，《緇衣》以好賢開國，《雞鳴》之勤昧爽，《蟋蟀》之戒逸游，皆足以見君德民風之美，何所見其當為變風也者？蓋春秋之世距成、康盛時漸遠，故其詩軼者較多，且當周初方尚大雅，故風與小雅皆不甚流傳，雅音漸衰而風始著，是以衰世詩多，盛世詩少，初未嘗以正變分也。惟《二南》中《關雎》、《鵲巢》之三與《麟趾》、《騶虞》以燕射時所歌，故不至於逸耳。安得因此數篇，遂斷以《二南》為《正風》，《十三國》為《變風》也哉！且即衰世亦未嘗無頌美之詩。若《定之方中》紀衛文之新政，《 鳩》美淑人之正國，以及《干旄》之下賢，《羔裘》之直節，《無衣》之勤王，較之《行露》、《死 》之詩果孰優而孰劣？即《君子于役》之“苟無饑渴”亦何異於《卷耳》之“ˋ彼周行”？《出其東門》之“匪我思存”豈不勝於《漢廣》之“言秣其馬”？何所見而彼當為正，此當為變乎？鄭漁仲雲︰“《風》有正變，仲尼未嘗言而他經不載焉；獨出於《詩序》。《緇衣》之美武公，《駟[A164]》、《小戎》之美襄公，亦可謂之變風乎？”其說是矣。然又為“變之正”之說以斡旋之，則是猶未免依違於兩可也。朱子亦言“正變之說《經》無明文可考”，然亦姑從《序》說，吾不知其為何故也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