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抵國家盛時，皆以勤政，愛民，黜華，崇實為務。故《衛風》首以《淇澳》，《齊風》首以《雞鳴》，《唐風》首以《蟋蟀》，雖以鄭之其細已甚而猶以《緇衣》冠之。一則其時在春秋前，君德民風尚美，二則編《詩》者亦寓懲勸之意。觀其先世詩篇，知其植基深固，是以其後政事雖衰，風俗雖敝，而未至遽亡也。今《魏風》首二篇，獨以“左闢”、“象掃”、“如玉”、“如英”為刺，則是魏當春秋以前，其君大夫已無遠慮，而但以修飾儀容為事，植基本不深固，故其亡也忽焉。是以二篇之後即以《園桃》一詩繼之。編《詩》者於此蓋有深意焉。惜乎說《詩》者皆為刺儉之說所誤而見不及此也！漢初諸家解經，雖不盡合經意，尚多推之政事。自《毛詩》以附會為事，鄭氏箋之，逐變而為章句之學，學者讀之不過以為詩賦之資，舉業之用而已。故今初學之童子莫不誦《詩》者，及其為政，雖舉人進士毫無所展布；吏胥作奸，百姓失所，皆視以為固然。無他，《詩》自《詩》，政自政，彼其讀《詩》之時固不知其為政也。嗟夫，嗟夫，政與“詩”之分，其來固已久矣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