太宗威容儼肅，百僚進見者，皆失其舉措。太宗知其若此，每見人奏事，必假顏色，冀聞諫諍，知政教得失。貞觀初，嘗謂公卿曰︰“人欲自照，必須明鏡；主欲知過，必藉忠臣。主若自賢，臣不匡正，欲不危敗，豈可得乎？故君失其國，臣亦不能獨全其家。至于隋煬帝暴虐，臣下鉗口，卒令不聞其過，遂至滅亡，虞世基等，尋亦誅死。前事不遠，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，必須極言規諫。”
貞觀元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正主任邪臣，不能致理；正臣事邪主，亦不能致理。惟君臣相遇，有同魚水，則海內可安。朕雖不明，幸諸公數相匡救，冀憑直言鯁議，致天下太平。”諫議大夫王 對曰︰“臣聞，木從繩則正，後從諫則聖。是故古者聖主必有爭臣七人，言而不用，則相繼以死。陛下開聖慮，納芻蕘，愚臣處不諱之朝，實願罄其狂瞽。”太宗稱善，詔令自是宰相入內平章國計，必使諫官隨入，預聞政事。有所開說，必虛己納之。
貞觀二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明主思短而益善，暗主護短而永愚。隋煬帝好自矜夸，護短拒諫，誠亦實難犯忤。虞世基不敢直言，或恐未為深罪。昔箕子佯狂自全，孔子亦稱其仁。及煬帝被殺，世基合同死否？”杜如晦對曰︰“天子有諍臣，雖無道，不失其天下。仲尼稱︰‘直哉史魚，邦有道如矢，邦無道如矢。’世基豈得以煬帝無道，不納諫諍，遂杜口無言？偷安重位，又不能辭職請退，則與箕子佯狂而去，事理不同。昔晉惠帝賈後將廢愍懷太子，司空張華竟不能苦爭，阿意苟免。及趙王倫舉兵廢後，遣使收華，華曰︰‘將廢太子日，非是無言，當時不被納用。’其使曰︰‘公為三公，太子無罪被廢，言既不從，何不引身而退？’華無辭以答，遂斬之，夷其三族。古人有雲︰‘危而不持，顛而不扶，則將焉用彼相？’故‘君子臨大節而不可奪也。’張華既抗直不能成節，遜言不足全身，王臣之節固已墜矣。虞世基位居宰輔，在得言之地，竟無一言諫諍，誠亦合死。”太宗曰︰“公言是也。人君必須忠良輔弼，乃得身安國寧。煬帝豈不以下無忠臣，身不聞過，惡積禍盈，滅亡斯及！若人主所行不當，臣下又無匡諫，苟在阿順，事皆稱美，則君為暗主，臣為諛臣，君暗臣諛，危亡不遠。朕今志在君臣上下，各盡至公，共相切磋，以成治道。公等各宜務盡忠讜，匡救朕惡，終不以直言忤意，輒相責怒。”
貞觀三年，太宗謂司空裴寂曰︰“比有上書奏事，條數甚多，朕總粘之屋壁，出入觀省。所以孜孜不倦者，欲盡臣下之情。每一思政理，或三更方寢。亦望公輩用心不倦，以副朕懷也。”
貞觀五年，太宗謂房玄齡等曰︰“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，喜則濫賞無功，怒則濫殺無罪。是以天下喪亂，莫不由此。朕今夙夜未嘗不以此為心，恆欲公等盡情極諫。公等亦須受人諫語，豈得以人言不同己意，便即護短不納？若不能受諫，安能諫人？”
貞觀六年，太宗以御史大夫韋挺、中書侍郎杜正倫、秘書少監虞世南、著作郎姚思廉等上封事稱旨，召而謂曰︰“朕歷觀自古人臣立忠之事，若值明主，便宜盡誠規諫，至如龍逄、比干，不免孥戮。為君不易，為臣極難。朕又聞龍可擾而馴，然喉下有逆鱗。卿等遂不避犯觸，各進封事。常能如此，朕豈慮宗社之傾敗！每思卿等此意，不能暫忘，故設宴為樂。”仍賜絹有差。
太常卿韋挺嘗上疏陳得失，太宗賜書曰︰“所上意見，極是讜言，辭理可觀，甚以為慰。昔齊境之難，夷吾有射鉤之罪，蒲城之役，勃 為斬袂之仇，而小白不以為疑，重耳待之若舊。豈非各吠非主，志在無二。卿之深誠，見于斯矣。若能克全此節，則永保令名。如其怠之，可不惜也。勉勵終始，垂範將來，當使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古，不亦美乎？朕比不聞其過，未睹其闕，賴竭忠懇，數進嘉言，用沃朕懷，一何可道！”
貞觀八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朕每閑居靜坐，則自內省，恆恐上不稱天心，下為百姓所怨。但思正人匡諫，欲令耳目外通，下無怨滯。又比見人來奏事者，多有怖懾，言語致失次第。尋常奏事，情猶如此，況欲諫諍，必當畏犯逆鱗。所以每有諫者，縱不合朕心，朕亦不以為忤。若即嗔責，深恐人懷戰懼，豈肯更言！”
貞觀十五年，太宗問魏征曰︰“比來朝臣都不論事，何也？”征對曰︰“陛下虛心采納，誠宜有言者。然古人雲︰‘未信而諫，則以為謗己；信而不諫，則謂之尸祿。’但人之才器各有不同，懦弱之人，懷忠直而不能言；疏遠之人，恐不信而不得言； 懷祿之人， 慮不便身而不敢言。所以相與緘默，俯仰過日。”太宗曰︰“誠如卿言。朕每思之，人臣欲諫，輒懼死亡之禍，與夫赴鼎鑊、冒白刃，亦何異哉？故忠貞之臣，非不欲竭誠。竭誠者，乃是極難。所以禹拜昌言，豈不為此也！朕今開懷抱，納諫諍。卿等無勞怖懼，遂不極言。”
貞觀十六年，太宗謂房玄齡等曰︰“自知者明，信為難矣。如屬文之士，伎巧之徒，皆自謂己長，他人不及。若名工文匠，商略詆訶，蕪詞拙跡，于是乃見。由是言之，人君須得匡諫之臣，舉其愆過。一日萬機，一人听斷，雖復憂勞，安能盡善？常念魏征隨事諫正，多中朕失，如明鏡鑒形，美惡必見。”因舉觴賜玄齡等數人勖之。
貞觀十七年，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曰︰“昔舜造漆器，禹雕其俎，當時諫者十有余人。食器之間，何須苦諫？”遂良對曰︰“雕琢害農事，纂組傷女工。首創奢淫，危亡之漸。漆器不已，必金為之；金器不已，必玉為之。所以諍臣必諫其漸，及其滿盈，無所復諫。”太宗曰︰“卿言是矣。朕所為事，若有不當，或在其漸，或已將終，皆宜進諫。比見前史，或有人臣諫事，遂答雲‘業已為之’，或道‘業已許之’，竟不為停改。此則危亡之禍，可反手而待也。”
【 譯文】
唐太宗儀表威武，面容嚴肅，百官中進見的人，都舉止失當。太宗知道大家這樣，每天接見臣下啟奏事情，必定做出和顏悅色的樣子，希望听到臣子的直言規諫，知道政治教化的得失。貞觀初年，太宗曾對王公大臣們說︰“一個人想看到自己的面容，必須要有一面明鏡；一個國君想知道自己的過失，必須借助于忠臣。國君如果自以為賢能，；臣子又不匡正，想不陷入危亡失敗的境地，怎麼可能呢？所以，國君失掉國，臣子也不能單獨保全他的家。至于像隋場帝那樣殘暴淫虐，臣下都閉口不說話，終于使自己听不到自己的過失，結果國破身亡，他的大臣虞世基等人，不久也被誅殺。前朝的事情不遠，你們今後凡看到我作的事不利于百姓的，一定要直言規勸。”貞觀元年，唐太宗對侍臣說︰“正直的國君任用了奸邪的臣子，不能使國家達到治平；忠正的臣子侍奉邪惡的國君，也不能使國家達到治平；只有正直之君遇到忠正之臣，如同魚得到水，這樣天下就可安定。我雖然不聰明，幸而有你們多次匡正補救，希望憑借你們耿直的進言，使天下達到太平。”諫議大夫王 說︰“我听說木頭經過墨線就能鋸直，國君采納規諫就會聖明。所以，古代的聖明君主一定有直言諫淨的臣子七個，向國君進言不被采納就要以死相諫。陛下開啟聖明的思慮，采納鄙陋之人的意見，愚臣處在這個沒有忌諱的朝代，實在願盡自己愚劣的能力。”太宗稱贊王 的話對。下令從今以後宰相進宮籌商國家大事，一定讓諫官跟隨進去，讓他參與，預先了解國家大事，如果有所規諫，一定虛心采納。
貞觀二年，唐太宗對侍臣說︰“賢明的君主時時想到自己的短處因而越來越好，昏昧的君主庇護自己的短處而永遠愚昧。隋場帝愛夸耀自己的長處，庇護自己的短處而拒絕規諫，臣子實在也難于犯顏件旨。虞世基不敢直言，或者不能算很大的罪過。過去商朝的箕子假裝瘋狂來保全性命，孔子也說他仁。後來隋場帝被殺，虞世基理應與他一起死嗎？”杜如晦回答說︰“天子有剛正直言的臣子，雖然他無道也不會失掉自己的天下。孔子說︰‘史魚這介人，多麼耿直啊！國家有道，他也直得像箭；國家無道，他也直得像箭。’虞世基怎能因場帝無道，不采納規諫就閉口不說呢？苟且偷安地居于重要官位，又不能自動解除官職請求退位，那與微子裝瘋而逃去，事情的道理不同。過去晉惠帝、賈後將要廢掉憨懷太子時，身為司空的張華竟然不能竭力爭諫，曲從惠帝與賈後的旨意來苟免禍患。趙王倫就起兵廢掉賈後，派人責備張華，張華說︰‘廢太子的時候，我不是保持沉默，而是當時說的話沒有被采用。，那個使者說︰‘你身居三公之職，太子沒有罪被廢掉，爭諫既然未被采納，為何自己不辭官隱退呢？’張華無言以對，使者殺死他，滅掉他家的三族人。古人說︰‘國家危急而不扶持，傾頹而不匡救，那怎麼用這種人來輔佐呢？’所以‘君子面臨死難而氣節不變。’張華說了逃避責任的話不能保全生命，作為臣子的節操本來已經喪失了。虞世基官居垂相，處在能夠說話的地位，竟沒有一句話直言規勸湯帝，實在也該殺死。”太宗說︰“你的話很對。臣子一定要忠良輔佐，才能得到自身安全和國家太平。隋場帝難道不是因為下面沒有忠臣，自己又听不到過失，罪惡積累，禍害盈滿，滅國亡身的災難才降到他的身上。倘若國君所做的事情不恰當，臣子又不勸諫幫助，一味阿談順從，凡事都說好，那麼，國君是昏君，臣子是餡訣之臣，國君昏庸，臣子餡訣，國家危亡不要多長時間。我現在的志向在于使君臣上下齊心，各自盡到最公正之心，共同商量來實現天下大治。你們各人都務必要竭盡忠誠，直言規諫，匡救我的缺點和過失，我一定不會把你們直言規諫看成違逆旨意，動輒發怒責備。”
貞觀三年，唐太宗對司空裴寂說︰“近來有的臣子上書奏事，條款太多，我總是將它們粘在屋壁上，出出進進都觀看思考。所以這樣勤勉不知疲倦的原因，是想詳盡地了解群臣的思想。我每一想到國家的治理，有時三更才睡覺。也希望你們用心思考，不要懈怠，以符合我的心意。”
貞觀五年，唐太宗對房玄齡說︰“自古以來，帝王之中多有放縱情性，喜怒無常的，高興時就任意賞賜無功的人，發怒時就亂殺無罪的人。因此，國家遭受損失，造成混亂，沒有不是從這里開始的。我現在從早到晚，無時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，常常希望你們盡情地極力規諫。你們也要接受別人的規諫，怎能因別人的話不符合自己的心意，便立即庇護自己的短處而不采納呢？假若自己不能接受別人的規諫，又怎能規諫別人呢？”
貞觀六年，太宗因御史大夫韋挺，中書侍郎杜正倫，秘書少監虞世南，著作郎姚思廉等人上密封奏章，所奏的事都符合太宗心意，于是太宗召見他們，並對他們幾人說︰“我一一觀察，自古以來的臣子建立忠君報國的事業，如果遇上賢明的君主，就得竭盡忠誠進行勸諫，至于像龍逢、比干那樣的忠臣，竟然不能避免刑殺，還禍及妻兒。作一個賢明的國君不容易，當一個忠直的臣子也很難。我又听說龍可馴養而且降服它，不過它的領下有逆鱗，觸及逆鱗就會殺人，國君也同樣如此。你們幾人終不避觸犯逆鱗，各進封事上奏。經常都能這樣作，我怎會擔心國家傾覆！每想到你們忠懇規諫的心意，我沒有一刻忘記，所以召你們來設宴共享歡樂。”宴後，又賜給他們數量不等的帛。
太常卿韋挺經常上書陳述治國的得失，唐太宗給他寫了一封信說︰“得到你所寫的奏章，上面都是極為中肯正直的話，言辭和道理都好，看了它，我感到很欣慰。如春秋時齊國發生內亂，管夷吾有射中齊桓公衣鉤的罪過；晉國發生的蒲城之役，勃鞋有用劍斬斷晉文公衣袖的仇。然而，齊桓公不因射鉤之罪懷疑管仲，晉文公對待勃？如像故舊，難道這不是考慮到‘柴犬吠堯，各為其主’，事君無二心的志向嗎？你的深厚誠意從奏章中可以看出。如能堅持保全這種節操，就能保持美名；如果松懈下去，不是非常可惜嗎！由始至終勉勵自己，給後代留下楷模，應該讓後世的人看現在的人，也像現在的人看古代的人一樣，不是很好嗎？我近來沒有听到別人議論我的過失，沒有看到自己的缺陷，全靠你竭盡忠懇之心，多次向我進獻善言，用來澆灌我的心田，你的礡懇忠直一時怎能說得完呢！”
貞觀八年，太宗對侍臣說︰“我每次閑居靜坐，就自己從內心反省，常怕自己的所作所為，上不符天意，下為百姓怨恨。只想得到正直的人來匡扶規諫，希望自己的視听能與外界相通，使百姓不懷怨于心而固結不通。另外，近來看見前來奏事的人，大都心懷恐懼致使語無倫次。普通奏事，情況尚且如此，更何況想直言規諫的，一定會畏慎觸犯龍鱗。所以每有前來進諫的，縱然所奏之事不符合我的心意，我也不認為是他懺逆犯上。假若當即對他喝斥責怪，我深怕奏事人心懷恐懼，怎敢再說話呢？”
貞觀十五年，唐太宗問魏徽說︰“近來朝中大臣都不議論政事，寶是什麼原因？”魏微回答說︰“陛下虛心采納臣下意見，本來應亥有說的言然而古人說，‘不信任的人來諫，就會被認為是毀謗自己；信任的人不規諫，就叫尸位素餐。’但是，人的才能器度各不相同。懦弱的人，雖然懷著忠直之心，但不能說出來；被國君疏遠的人，擔心不受信任因而不敢說；心中只考慮個人棒祿的人，憂慮的是不利于自身，因而不敢說。所以，大家互相保持沉默，隨波逐流，苟且度日。”太宗說︰“的確像你說的一樣。我經常想這件事，臣下雖想進諫，動輒畏懼死亡的禍患，這與那赴鼎鑊被烹殺、冒利劍遭砍殺有什麼不同啊！所以忠誠貞節的臣子，不是不想竭盡忠誠，而是非常為難。所以大禹听到善言就拜謝，難道不是為這個緣故嗎？我現在敞開胸懷，采納直言規勸，你們不要過分恐怖畏懼，就不敢極力進言。”
貞觀十六年，唐太宗對房玄齡說︰“能正確了解自己的人就明智，但確實作到很難啊。就像寫文章的人和從事技藝的工匠，都自以為有超人之術，別人趕不上。如著名的工匠和文士，互相品評比較，低毀斥責，雜亂無章的文詞、低劣的技藝于是就顯現出來了。從這說來，國君必須得到輔佐、規諫的臣子，指出他的過失。一天之中，國事紛繁，由一個人去听政決斷，雖再三思慮勞神，又怎能件件事都處理好？我經常想到魏徽遇事隨時規諫糾正，許多事都切中我的過失，就像明潔的鏡子照見自己的形體一樣，美丑都必然顯現。”于是舉起酒杯，賜酒給房玄齡等幾人，勉勵他們。
唐太宗問諫議大夫褚遂良說︰“過去，虞舜制造漆器，大禹雕鏤姐，當時規諫舜禹的就有十幾人。有關裝飾盛食物用的器皿這些小事，何必要苦苦規諫？”褚遂良說︰“雕刻器物會貽誤農業生產，織造五彩絲帶，就會耽誤婦女的工作，首先倡導奢侈淫逸之風，這是國家危亡的開始。漆器不斷作下去，一定又用金來作。金器不斷作下去，一定又用玉來作。所以剛正的臣子一定在事情開始時加以勸阻。等到過失已多得不能再多了，就沒有再規諫的必要了。”太宗說︰“你說的對啊！我所作的事，如果有不妥當的，有的可能才開始，有的恐怕已快結束，不管哪種情況，都應進言規諫。我近來看前代的史書，有的臣子向國君規諫事情，國君就回答說︰‘已經辦過了。’或者說︰‘已答應過了。’竟然不為此立即停止錯誤的作法而加以改正。這樣下去那國家危亡的災禍，可以像翻轉手掌那樣很快到來啊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