貞觀三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君臣本同治亂，共安危，若主納忠諫，臣進直言，斯故君臣合契，古來所重。若君自賢，臣不匡正，欲不危亡，不可得也。君失其國，臣亦不能獨全其家。至如隋煬帝暴虐，臣下鉗口，卒令不聞其過，遂至滅亡，虞世基等尋亦誅死。前事不遠，朕與卿等可得不慎，無為後所嗤！”
貞觀四年，太宗論隋日。魏征對曰︰“臣往在隋朝，曾聞有盜發，煬帝令於士澄捕逐。但有疑似，苦加拷掠，枉承賊者二千余人，並令同日斬決。大理丞張元濟怪之，試尋其狀。乃有六七人，盜發之日，先禁他所，被放才出，亦遭推勘，不勝苦痛，自誣行盜。元濟因此更事究尋，二千人內惟九人逗遛不明。官人有諳識者，就九人內四人非賊。有司以煬帝已令斬決，遂不執奏，並殺之。”太宗曰︰“非是煬帝無道，臣下亦不盡心。須相匡諫，不避誅戮，豈得惟行諂佞，苟求悅譽？君臣如此，何得不敗？朕賴公等共相輔佐，遂令囹圄空虛。願公等善始克終，恆如今日！”
貞觀六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朕聞周、秦初得天下，其事不異。然周則惟善是務，積功累德，所以能保八百之基。秦乃恣其奢淫，好行刑罰，不過二世而滅。豈非為善者福祚延長，為惡者降年不永？朕又聞桀、紂帝王也，以匹夫比之，則以為辱；顏、閔匹夫也，以帝王比之，則以為榮。此亦帝王深恥也。朕每將此事以為鑒戒，常恐不逮，為人所笑。”魏征對曰︰“臣聞魯哀公謂孔子曰︰‘有人好忘者，移宅乃忘其妻。’孔子曰︰‘又有好忘甚于此者，丘見桀、紂之君乃忘其身。’願陛下每以此為慮，庶免後人笑爾。”
貞觀十四年，太宗以高昌平，召侍臣賜宴于兩儀殿，謂房玄齡曰︰“高昌若不失臣禮，豈至滅亡？朕平此一國，甚懷危懼，惟當戒驕逸以自防，納忠謇以自正。黜邪佞，用賢良，不以小人之言而議君子，以此慎守，庶幾于獲安也。”魏征進曰︰“臣觀古來帝王撥亂創業，必自戒慎，采芻蕘之議，從忠讜之言。天下既安，則瓷情肆欲，甘樂諂諛，惡聞正諫。張子房，漢王計畫之臣，及高祖為天子，將廢嫡立庶，子房曰︰‘今日之事，非口舌所能爭也。’終不敢復有開說。況陛下功德之盛，以漢祖方之，彼不足準。即位十有五年，聖德光被，今又平殄高昌。屢以安危系意，方欲納用忠良，開直言之路，天下幸甚。昔齊桓公與管仲、鮑叔牙、寧戚四人飲，桓公謂叔牙曰︰‘盍起為寡人壽乎？’叔牙奉觴而起曰︰‘願公無忘出在莒時，使管仲無忘束縛于魯時，使寧戚無忘飯牛車下時。’桓公避席而謝曰︰‘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，則社稷不危矣！’”太宗謂征曰︰“朕必不敢忘布衣時，公不得忘叔牙之為人也。”
貞觀十四年，特進魏征上疏曰︰
臣聞君為元首，臣作股肱，齊契同心，合而成體，體或不備，未有成人。然則首雖尊高，必資手足以成體；君雖明哲，必藉股肱以致治。《禮》雲︰“民以君為心，君以民為體，心莊則體舒，心肅則容敬。”《書》雲︰“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士康哉！”“元首叢脞哉！股肱惰哉！萬事墮哉！”然則委棄股肱，獨任胸臆，具體成理，非所聞也。
夫君臣相遇，自古為難。以石投水，千載一合，以水投石，無時不有。其能開至公之道，申天下之用，內盡心膂，外竭股肱，和若鹽梅，固同金石者，非惟高位厚秩，在于禮之而已。昔周文王游于鳳凰之墟，襪系解，顧左右莫可使者，乃自結之。豈周文之朝盡為俊�V，聖明之代獨無君子者哉？但知與不知，禮與不禮耳！是以伊尹，有莘之媵臣；韓信，項氏之亡命。殷湯致禮，定王業于南巢，漢祖登壇，成帝功于垓下。若夏桀不棄于伊尹，項羽垂恩于韓信，寧肯敗已成之國，為滅亡之虜乎？又微子，骨肉也，受茅土于宋；箕子，良臣也，陳《洪範》于周，仲尼稱其仁，莫有非之者。《禮記》稱︰“魯穆公問于子思曰︰‘為舊君反服，古歟？’子思曰︰‘古之君子，進人以禮，退人以禮，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。今之君子，進人若將加諸膝，退人若將隊諸淵。毋為戎首，不亦善乎，又何反服之禮之有？’”齊景公問于晏子曰︰“忠臣之事君如之何？”晏子對曰︰“有難不死，出亡不送。”公曰“裂地以封之，疏爵而待之，有難不死，出亡不送，何也？”晏子曰︰“言而見用，終身無難，臣何死焉？諫而見納，終身不亡，臣何送焉？若言不見用，有難而死，是妄死也；諫不見納，出亡而送，是詐忠也。”《春秋左氏傳》曰︰“崔杼弒齊莊公，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，其人曰︰‘死乎？’曰︰‘獨吾君也乎哉！吾死也？’曰︰‘行乎？’曰︰‘吾罪也乎哉！吾亡也？故君為社稷死，則死之；為社稷亡，則亡之。若為己死，為己亡，非其親昵，誰敢任之？’門啟而入，枕尸股而哭，興，三踴而出。”孟子曰︰“君視臣如手足，臣視君如腹心；君視臣如犬馬，臣視君如國人；君視臣如糞土，臣視君如寇仇。”雖臣之事君無二志，至于去就之節，當緣恩之厚薄，然則為人主者，安可以無禮于下哉？
竊觀在朝群臣，當主樞機之寄者，或地鄰秦、晉，或業與經綸，並立事立功，皆一時之選，處之衡軸，為任重矣。任之雖重，信之未篤，則人或自疑。人或自疑，則心懷苟且。心懷苟且，則節義不立。節義不立，則名教不興。名教不興，而可與固太平之基，保七百之祚，未之有也。又聞國家重惜功臣，不念舊惡，方之前聖，一無所間。然但寬于大事，急于小罪，臨時責怒，未免愛憎之心，不可以為政。君嚴其禁，臣或犯之，況上啟其源，下必有甚，川壅而潰，其傷必多，欲使凡百黎元，何所措其手足？此則君開一源，下生百端之變，無不亂者也。《禮記》曰︰“愛而知其惡，憎而知其善。”若憎而不知其善，則為善者必懼；愛而不知其惡，則為惡者實繁。《詩》曰︰“君子如怒，亂庶遄沮，”然則古人之震怒，將以懲惡，當今之威罰，所以長奸。此非唐、虞之心也，非禹、湯之事也。《書》曰︰“撫我則後，虐我則仇。”荀卿子曰︰“君，舟也，民，水也。水所以載舟，亦所以覆舟。”故孔子曰︰“魚失水則死，水失魚猶為水也。”故唐、虞戰戰栗栗，日慎一日。安可不深思之乎？安可不熟慮之乎？
夫委大臣以大體，責小臣以小事，為國之常也，為治之道也。今委之以職，則重大臣而輕小臣；至于有事，則信小臣而疑大臣。信其所輕，疑其所重，將求至治，豈可得乎？又政貴有恆，不求屢易。今或責小臣以大體，或責大臣以小事，小臣乘非所據，大臣失其所守，大臣或以小過獲罪，小臣或以大體受罰。職非其位，罰非其辜，欲其無私，求其盡力，不亦難乎？小臣不可委以大事，大臣不可責以小罪。任以大官，求其細過，刀筆之吏，順旨承風，舞文弄法，曲成其罪。自陳也，則以為心不伏辜；不言也，則以為所犯皆實。進退惟谷，莫能自明，則苟求免禍。大臣苟免，則譎詐萌生。譎詐萌生，則矯偽成俗。矯偽成俗，則不可以臻至治矣。
又委任大臣，欲其盡力，每官有所避忌不言，則為不盡。若舉得其人，何嫌于故舊。若舉非其任，何貴于疏遠。待之不盡誠信，何以責其忠恕哉！臣雖或有失之，君亦未為得也。夫上之不信于下，必以為下無可信矣。若必下無可信，則上亦有可疑矣。《禮》曰︰“上人疑，則百姓惑。下難知，則君長勞。”上下相疑，則不可以言至治矣。當今群臣之內，遠在一方，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，臣竊思度，未見其人。夫以四海之廣，士庶之眾，豈無一二可信之人哉？蓋信之則無不可，疑之則無可信者，豈獨臣之過乎？夫以一介庸夫結為交友，以身相許，死且不渝，況君臣契合，寄同魚水。若君為堯、舜，臣為稷、契，豈有遇小事則變志，見小利則易心哉！此雖下之立忠未有明著，亦由上懷不信，待之過薄之所致也。豈君使臣以禮，臣事君以忠乎！以陛下之聖明，以當今之功業，誠能博求時俊，上下同心，則三皇可追而四，五帝可俯而六矣。夏、殷、周、漢，夫何足數！”
太宗深嘉納之。
貞觀十六年，太宗問特進魏征曰︰“朕克己為政，仰企前烈。至于積德、累仁、豐功、厚利，四者常以為稱首，朕皆庶幾自勉。人苦不能自見，不知朕之所行，何等優劣？”征對曰︰“德、仁、功、利，陛下兼而行之。然則內平禍亂，外除戎狄，是陛下之功。安諸黎元，各有生業，是陛下之利。由此言之，功利居多，惟德與仁，願陛下自強不息，必可致也。”
貞觀十七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自古草創之主，至于子孫多亂，何也？”司空房玄齡曰︰“此為幼主生長深宮，少居富貴，未嘗識人間情偽，治國安危，所以為政多亂。”太宗曰︰“公意推過于主，朕則歸咎于臣。夫功臣子弟多無才行，藉祖父資蔭遂處大官，德義不修，奢縱是好。主既幼弱，臣又不才，顛而不扶，豈能無亂？隋煬帝錄宇文述在藩之功，擢化及于高位，不思報效，翻行弒逆。此非臣下之過歟？朕發此言，欲公等戒勖子弟，使無愆過，即家國之慶也。”太宗又曰︰“化及與玄感，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孫，皆反，其故何也？”岑文本對曰︰“君子乃能懷德荷恩， 玄感、 化及之徒，並小人也。古人所以貴君子而賤小人。”太宗曰︰“然。”
【 譯文】
貞觀三年，唐太宗對侍臣說︰“國君與臣子本來就是一起治理亂世，共享安危的，如果君主采納忠誠的規勸，臣子又能進正直的意見，這固然是君臣相投合，自古以來所推重的。如果國君自以為賢明，臣子又不匡正國君的過失，要想國家不危亡，是不可能的。國君喪失了國，臣子也不能單獨保全自己的家。至于像隋煬帝殘暴淫虐，臣子都閉口不言，終于使他不能知道自己的過失，于是走到了滅國亡身的境地，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殺死。前朝的事情相去不遠，我與你們能不謹慎行事？不要被後人譏笑。”
貞觀四年，唐太宗談論隋朝時候的情況。魏微回答說︰“我以往在隋朝時，曾听說發生了一樁盜竊案，隋場帝下令叫放士澄去追捕罪犯。放士澄只要懷疑誰像賊，就嚴加拷打，含冤承認自己是賊的達兩千多人，隋場帝便下令將這兩千多人在同一天斬首。大理叢張元濟認為這個案件奇怪，就試探詢問作案人的情況，就有六七個人在發生盜竊案的當天，已先被監禁在另外的獄中，才被釋放出獄，也遭到推究勘問，由于忍受不了酷刑的苦痛，自己屈認參加了盜竊。張元濟因此更加認真地追究詢問，結果，兩千人中，只有九個人在盜竊案發生的那天行蹤不清。官吏中有熟悉的，知道九人中有四人根本不是賊。負責行刑的官署因隋場帝已下令處決，就不再以實情上奏，將兩千人全部殺掉。”太宗說︰“不僅隋場帝無道，他的臣子也不盡心辦事，一定要匡正規諫，不怕誅殺，怎能專干餡媚奉承，苟且討得國君的歡心與稱贊。君臣全這樣，哪能不失敗？我仰仗你們共同輔佐，從而使牢獄空虛，希望你們善始善終，常像今天一樣！”
貞觀六年，唐太宗對侍臣說︰“我听說周、秦兩朝，最初取得天下沒有兩樣。然而周朝建國後就專門興辦好事，積累功業和仁德，所以能夠保持七百年的基業。秦朝就放縱自己的奢侈淫逸，喜好用刑罰，沒有超過兩代就滅亡了。難道不是作善事的帝業綿延長久，干惡事的天年不長？我又听說，萊與封是帝王，把一個普通人與他們相比，普通人還感到是恥辱；顏淵與閡損，是普通百姓，把帝王與他們相比，也還認為是榮耀的。這是帝王深感羞恥的事。我常把這些事引以為戒，常常怕比不上顏、閡這些賢人，被人譏笑。”魏微回答說︰“我听說魯哀公對孔子講︰‘有一個健忘的人，搬家後就忘記了自己的妻子。’孔子說︰‘還有健忘超過這個人的。我看夏萊、商封這樣的國君，竟忘記了自己的身軀。’但願陛下常常把這些事想想，免受後人笑話！”
貞觀十四年，唐太宗因平定了高昌國，召見侍臣，在兩儀殿設宴招待，太宗對房玄齡說︰“高昌的國君如果不失掉臣下的禮儀，怎麼會走到滅亡的地步？我平定了這樣一個國家，心中更加感到危懼，只有力戒驕奢淫逸來自己提防，采納忠直之言來匡正自己。罷黯奸債，選用賢良，不拿小人的話來議論君子，用這種辦法來謹慎守業，也許可以讓國家獲得安寧吧。”魏徽進言說︰“我看自古以來的帝王，他們在撥亂創業的時候，必定很謹慎，隨時警戒自己，善于采納平民百姓的意見，听從忠誠正直的建議。天下已安定，他們就態意放縱欲望，喜歡听餡讒阿談的奉承話，厭惡剛正的規諫。張子房是漢王劉邦的出謀畫策的大臣，到劉邦當了皇帝時，打算廢掉嫡子劉盈而立庶子劉如意為太子，子房說︰‘今天的事，不是憑口舌可以爭辯的。’始終不敢再有話去開導漢高祖。何況陛下功業、德義的盛大，用漢高祖來相比，他是比不上的。陛下即位至今已有十五年，聖明的德澤像燦爛的光芒照耀四海，如今又消滅了高昌，還多次將國家的安危記掛心里，剛才又說想進用忠直賢良的人，大開直言規諫之路，這是天下的最大幸運。過去齊桓公曾與他的臣子管仲、鮑叔牙、窩戚在一起飲酒，齊桓公對鮑叔牙說︰‘為何不向我祝福呢？’叔牙舉起酒杯站起來說︰‘但願君王不要忘記當年出奔在營國時的情景，管仲不要忘記在魯國被捆綁時的狀況，窩戚不要忘記喂牛于車下時的境遇。’齊桓公听完叔牙的話，離開坐席感謝叔牙說︰‘我與兩位大夫都能夠不忘記先生的話，那麼，國家不會有什麼危險了！' ”太宗對魏徽說︰“我一定不敢忘記當老百姓時候的情景，你也不要忘記叔牙的為人啊！”
貞觀十四年，特進魏徽向唐太宗上了一道奏章說︰我听說，國君是人的首腦，臣子便是人的四肢，首腦與四肢協調同心，就形成一個完整的身體。作為一個整體，倘若有的器官不具備，就不會成為一個完整的人。那麼，首腦雖處于至尊重要的地位，必須借助四肢才能成為整體，國君雖然明察通曉，一定要借助臣子的輔佐才能達到治理好國家的目的。《 禮記》 說︰“百姓把國君作為自己的心胸，國君把百姓視為自己的軀體，內心端莊軀體就舒坦，內心嚴肅面容就恭敬。”《 尚書》 說︰“國君英明啊，臣子賢良啊，萬事康寧啊！” “國君行事細碎無大略啊，臣子就松懈懶惰啊，萬事就毀壞搞不成功啊！”那麼，丟棄四肢，單單使用心胸，使整個國家達到治理，不是我听說過的。國君與臣子之間意氣相投，自古以來就是難得的。讓石頭去順從水，千年之間出現一次，讓水去順從石頭，沒有哪個時候沒有。那些能倡導最公正的道義，表明天下人才均可任用，內部盡到心胸脊骨的力量，外部竭盡四肢的能力，協調得像湯里的鹽與梅，團結得像金石一樣堅固的朝代，不是靠賜給臣子的高官厚祿，而在于以禮相待罷了。過去周文王巡游于鳳凰之墟，襪帶散了，他看左右沒有一個可以使喚的人，就自己將襪帶結上。難道周文王時的人全是有才德的人，而現在處于聖明的朝代唯獨缺乏賢良的人嗎？只是了解與不了解，禮遇不禮遇罷了。伊尹是有萃氏的陪嫁家奴，韓信是項羽的逃亡臣子。商湯盡禮相待伊尹，在南巢實現了帝王之業，漢高祖劉邦登壇拜韓信為大將，在該下擊敗項羽而成就了帝業。如果夏柴不拋棄伊尹，項羽加恩于韓信，難道一定會毀掉已建成的國家而變成滅國亡身的人嗎？另外，微子是商封的庶兄，在宋接受了周武王的封土；箕子是商封的賢臣，卻向周武王陳述《 洪範》 ，孔子稱他們是仁人，沒有誰說他們不對。《 禮記》 上說︰“魯穆公向子思問道︰‘放逐之臣返回來為原來的國君服喪，古來就有的嗎？’子思說︰‘古代的有德行的君主，任用人能按照禮節，斥退人也能按照禮節，所以有被斥退的臣子回來為舊時的國君服喪的禮儀。現在的君主，任用人時，如像把他抱在膝上，斥退人又如像把人墜入深淵。那些被斥退的人不作攻打本國的謀主已經很好了，哪里還有返回本國為舊君服喪的？夕”齊景公問晏子說︰“忠臣是怎樣侍奉國君的？”晏子回答說︰“國君有災難不為他去死，國君出國逃亡不為他送行。”齊景公說︰“分割土地來封賜他，分出官爵來授給他，國君有難不為國君死，國君出逃不送行，是何道理？”晏子說︰“臣子進言而被采用，終身沒有災難，臣子怎麼去死呢？臣子規諫而被國君采納，終身不會逃亡，臣子又怎麼會給他送行呢？如果臣子進言不被采用，國君有難而去為他死，這是枉死；臣子規諫不被國君采納，國君出逃又去相送，這是假忠。”《 春秋左氏傳》 說︰“崔抒就齊莊公，晏子站立在崔桿的家門外，崔桿的門人問晏子︰‘你是來為國君殉死嗎？夕晏子說︰‘只是我一人的國君嗎！我去死？’門人說︰‘逃走嗎？’晏子說︰‘國君死是我的罪嗎1 我逃走？死去的國君如果是為國家而死，我就為他而死；國君是為國家而逃亡，我就跟著他逃亡。如果是為自己而死，為自己而逃亡，不是他最親近的人，誰敢擔當這些事。夕崔桿家的門開了，晏子就走進去，把齊莊公的頭放在自己的大腿上，抱著尸體大哭，然後站起來，往上跳了三下就走了。”孟子說︰“國君把臣子看作是自己的手足，臣子就把國君看作是自己的心腹；國君把臣子看作犬馬，臣子就把國君看作普通的人；國君把臣子看作糞土，臣子就把國君看作仇敵。”雖然臣子侍奉國君沒有二心，至于離開還是留下的原則，應當依據受恩的多少而定。那麼，作為百姓之主的國君，怎麼可以對自己的臣民無禮呢！
我觀察在朝的所有大臣，擔負著主管國家重要部門任務的人，有的奉命在邊關駐防，有的在朝參與處理國家大事，大家為國建功立業。這都是一時選拔出來的賢能之士，處在至關重要的地位，擔負的任務重大。委給他們的職任雖然重，對他們的信賴卻不深，信賴他們不深，就使人有時產生疑慮。人生疑慮，就會抱著得過且過的態度。內心有得過且過的想法，就不會樹立臣子的節操義行。節操義行不樹立，那麼名教也不會興起。名教不能興起，而能夠與他們一起鞏固太平基業，保持七百年的王位，是沒有這種事的。又听說，國家器重愛惜有功的臣子，不追究舊時的罪過，比之于前朝的聖君，沒有一點差別。然而只寬恕大事，對小罪就嚴厲，遇到不順心的事情就譴責發努，不去掉偏愛與憎恨的心，是不可能用來治國的。國君嚴厲地推行法令，臣子中還有人觸犯它，何況上邊開了違法的頭，下邊一定更加放肆。河床奎塞而河堤崩潰，它傷害的人一定很多，將要使天下百姓到哪里安身！這就是國君開了一個頭，下邊就生出百種不測的變化，國家沒有不亂的。《 禮記》 說︰“自己喜愛的人，要知道他們的短處，自己憎恨的人，也要看到他們的長處。”如果自己憎恨的人，不能看到他的長處，那做好事的人一定感到恐懼。自己喜愛的人，不知他們的短處，那作惡事的人就會越來越多。《 詩經》 上說︰“君子如果對讒擇的小人責怒，作亂的事大概會很快停止。”那麼，古代人的震怒，是用來懲罰惡人，現在的嚴厲懲罰，卻是用來助長奸邪的，這不是唐堯、虞舜的本意，也不是夏禹、商湯所作的事了。《 尚書》 說︰“安撫我的就是我的國君，虐殺我的就是我的仇敵。”荀子說︰“國君是船，百姓是水。水可以浮載船，也可以翻船。”所以孔子說︰“魚失掉水就會死，水失掉魚仍然是水。”所以唐堯、虞舜總是戰戰栗栗，一天比一夭謹慎。怎麼可以不深思這些道理呢？怎麼可以不反復考慮這些事情呢？
將重任委托給大臣，將小事交給小臣，這是處理國事的常情，治理國家的辦法。現在委任他們官職，則重視大臣而輕視小臣；到有事發生，又輕信小臣而懷疑大臣。相信自己所輕視的，懷疑自己所重視的，想用這種辦法把國家治理得很好，怎麼可能呢？另外，治國貴在穩定，不要求多變。現在，或者對小臣委以重任，或者對大臣任以小事，小臣佔據不應有的高位，大臣又失去他們應擔任的職位，大臣或者因小小的過失而獲罪，小臣或者因大事而受懲罰。官職與地位不相稱，受罰不是他們的罪過，想要他們沒有私心雜念，希求他們各盡其力，不是很難的嗎？小臣不可把大事交給他，大臣不可因小罪受罰。委任大臣以大官又去追查他的小過，那執書刀削竹簡，拿著筆桿子的文官便順從旨意，窺測風向，揮舞文筆，玩弄法律，歪曲事實來構成大臣的罪名。大臣辨白吧，又怕國君認為內心不服罪；不說吧，皇上又會認為所犯的罪都是事實。說與不說都構成罪過，不能辨明自己的冤屈就采取僥幸免禍的態度。大臣僥幸免禍，就會使奸詐的事萌發滋生。奸詐的事萌發滋生，就會使詐偽形成風氣；詐偽形成風氣，國家就達不到治理了！
另外，委任大臣，想使他們盡力為國，每當任官時有所避忌不說，就叫不盡心。如果舉薦的人適當，何必對故人舊友避嫌；如果舉薦的人不稱職，何必以疏遠的人為貴。對待大臣不真心實意，用什麼來要求他們做到忠恕！臣子雖然有時有失誤的地方，國君也不是都對。國君不信賴臣下，必然認為臣子中沒有可以信賴的。如果一定認為臣子中沒有可信賴的，那國君也有值得懷疑的地方吧！《 禮記》 上說︰“國君多疑，百姓就迷惑。對臣下不了解，國君就憂愁了。”國君與臣子互相猜疑，就談不上使國家得到大治了。現在群臣之中，有的遠在一方，流言蜚語三次傳來，不像曾參母親那樣丟掉織布機的梭子而逃走的人，我暗自思量，沒有看到這樣的人。天下這麼遼闊，士人百姓這樣眾多，難道沒有一兩個可以信賴的人嗎？能信賴臣下，就沒有不可信賴的，猜疑臣下，就沒有可以信賴的，怎麼只是臣子的過失呢？況且一個平庸的普通的人與別人結為好友，也會以生命相許諾，至死尚且不變，何況君臣之間意氣相投，互相依傍，如同魚水。如果國君能當堯、舜，臣子能作程、契，怎麼會遇到小事就移志，見到小利就變心呢！這雖是臣下樹立忠心還未明顯，也是由于國君心中不信賴臣下，對待他們過于刻薄造成的。難道這是國君以禮使臣，臣子以忠事君馮？依靠陛下的聖明，憑借當今的功業，如果能廣泛地尋求當世的俊杰，上下同心落那麼三皇可以增為四皇，五帝可以添為六帝了。夏、殷、周、漢，怎麼足以相提並論。
太宗很贊賞地采納了魏微的意見。
貞觀十六年，唐太宗問特進魏微說︰“我約束自己，一心一意地治理國家，仰慕前代雄才大略的君主，盼望趕上他們。積累美德、增加仁義、建立偉業、為民謀利這四件事，我常認為是首要的事，我都希望用來勉勵自己。人苦于不能察覺自己的過失，不知我的所作所為，優劣如何？”魏微回答說︰“積累美德、增加仁義、建立偉業、為民謀利，陛下都兼顧施行了。那麼，國內平定禍亂，國外征服戎狄，是陛下的功業；安撫所有百姓，使他們各自都有謀生的職業，是陛下所謀的利。從這說來，立功、謀利的事做得多，只是德行、仁義這兩件事，願陛下奮發不止，一定是可以達到的。”
貞觀十七年，唐太宗對侍臣說︰“自古以來，開創基業的君主，傳位到子孫時，多發生禍亂，這是什麼原因？”司空房玄齡說︰“這是幼主生長在深宮之中，從小就享受榮華富貴，不了解人世間人情真偽，不懂得治理國家的安危，所以執政後多發生禍亂。”太宗說︰“你的意見是把過錯推給國君，我的意見是要歸過于臣子。功臣的子弟多數沒有才能德行，他們靠祖父、父親功勛的蔭庇當上大官，不培養道德禮義，奢侈放縱，是其所好。國君既已幼弱，臣子又缺乏才能，國家傾危而不扶助，怎麼能不發生禍亂呢？隋場帝記下宇文述在他未任儲君時輔佐他的功勞，提拔宇文化及任將軍，宇文化及不思量報效，相反去作叛逆就君的事，這不是臣子的罪過吧？我說這些話，是希望你們警戒勉勵自己的子弟，使他們不要違背教導而犯罪，就是國家的慶幸了。”太宗又說︰“宇文化及與楊玄感是受國恩最深的大臣的子孫，後來都反隋，這其中的原因是什麼呢？”岑文本回答說︰“君子才能感恩戴德，楊玄感、宇文化及這樣的人都是小人。這便是古人尊重君子而鄙視小人的緣故。”太宗說︰“對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