貞觀元年，太宗謂房玄齡等曰︰“致治之本，惟在于審。量才授職，務省官員。故《書》稱︰‘任官惟賢才。’又雲︰‘官不必備，惟其人。’若得其善者，雖少亦足矣；其不善者，縱多亦奚為？古人亦以官不得其才，比于畫地作餅，不可食也。《詩》曰︰‘謀夫孔多，是用不就。’又孔子曰︰‘官事不攝，焉得儉？’且‘千羊之皮，不如一狐之腋。’此皆載在經典，不能具道。當須更並省官員，使得各當所任，則無為而治矣。卿宜詳思此理，量定庶官員位。”玄齡等由是所置文武總六百四十員。太宗從之，因謂玄齡曰︰“自此倘有樂工雜類，假使術逾儕輩者，只可特賜錢帛以賞其能，必不可超授官爵，與夫朝賢君子比肩而立，同坐而食，遣諸衣冠以為恥累。”
貞觀二年，太宗謂房玄齡、杜如晦曰︰“公為僕射，當助朕憂勞，廣開耳目，求訪賢哲。比聞公等听受辭訟，日有數百。此則讀符牒不暇，安能助朕求賢哉？”因敕尚書省，細碎務皆付左右丞，惟冤滯大事合聞奏者，關于僕射。
貞觀二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朕每夜恆思百姓間事，或至夜半不寐。惟恐都督、刺史堪養百姓以否。故于屏風上錄其姓名，坐臥恆看，在官如有善事，亦具列于名下。朕居深宮之中，視听不能及遠，所委者惟都督、刺史，此輩實治亂所系，尤須得人。”
貞觀二年，太宗謂右僕射封德彝曰︰“致安之本，惟在得人。比來命卿舉賢，未嘗有所推薦。天下事重，卿宜分朕憂勞，卿既不言，朕將安寄？”對曰︰“臣愚豈敢不盡情，但今未見有奇才異能。”太宗曰︰“前代明王使人如器，皆取士于當時，不借才于異代。豈得待夢傅說，逢呂尚，然後為政乎？且何代無賢，但患遺而不知耳！”德彝慚赧而退。
貞觀三年，太宗謂吏部尚書杜如晦曰︰“比見吏部擇人，惟取其言詞刀筆，不悉其景行。數年之後，惡跡始彰，雖加刑戮，而百姓已受其弊。如何可獲善人？”如晦對曰︰“兩漢取人，皆行著鄉閭，州郡貢之，然後入用，故當時號為多士。今每年選集，向數千人，厚貌飾詞，不可知悉，選司但配其階品而已。銓簡之理，實所未精，所以不能得才。”太宗乃將依漢時法令，本州闢召，會功臣等將行世封事，遂止。
貞觀六年，太宗謂魏征曰︰“古人雲，王者須為官擇人，不可造次即用。朕今行一事，則為天下所觀；出一言，則為天下所听。用得正人，為善者皆勸；誤用惡人，不善者競進。賞當其勞，無功者自退；罰當其罪，為惡者戒懼。故知賞罰不可輕行，用人彌須慎擇。”征對曰︰“知人之事，自古為難，故考績黜陟，察其善惡。今欲求人，必須審訪其行。若知其善，然後用之，設令此人不能濟事，只是才力不及，不為大害。誤用惡人，假令強干，為害極多。但亂世惟求其才，不顧其行。太平之時，必須才行俱兼，始可任用。”
貞觀十一年，侍御史馬周上疏曰︰“治天下者以人為本，欲令百姓安樂，惟在刺史、縣令。縣令既眾，不可皆賢，若每州得良刺史，則合境甦息。天下刺史悉稱聖意，則陛下可端拱岩廊之上，百姓不慮不安。自古郡守、縣令，皆妙選賢德，欲有遷擢為將相，必先試以臨人，或從二千石入為丞相及司徒、太尉者。朝廷必不可獨重內臣，外刺史、縣令，遂輕其選。所以百姓未安，殆由于此。”太宗因謂侍臣曰︰“刺史朕當自簡擇；縣令詔京官五品已上，各舉一人。”
貞觀十一年，治書侍御史劉洎以為左右丞宜特加精簡，上疏曰︰“臣聞尚書萬機，實為政本，伏尋此選，授任誠難。是以八座比于文昌，二丞方于管轄，爰至曹郎，上應列宿，苟非稱職，竊位興譏。伏見比來尚書省詔敕稽停，文案壅滯，臣誠庸劣，請述其源。貞觀之初，未有令、僕，于時省務繁雜，倍多于今。而左丞戴冑、右丞魏征並曉達吏方，質性平直，事應彈舉，無所回避，陛下又假以恩慈，自然肅物。百司匪懈，抑此之由。及杜正倫續任右丞，頗亦厲下。比者綱維不舉，並為勛親在位，器非其任，功勢相傾。凡在官寮，未循公道，雖欲自強，先懼囂謗。所以郎中予奪，惟事咨稟；尚書依違，不能斷決。或糾彈聞奏，故事稽延，案雖理窮，仍更盤下。去無程限，來不責遲，一經出手，便涉年載。或希旨失情，或避嫌抑理。勾司以案成為事了，不究是非；尚書用便僻為奉公，莫論當否。互相姑息，惟事彌縫。且選眾授能，非才莫舉，天工人代，焉可妄加？至于懿戚元勛，但宜優其禮秩，或年高及耄，或積病智昏，既無益于時宜，當置之以閑逸。久妨賢路，殊為不可。將救茲弊，且宜精簡尚書左右丞及左右郎中。如並得人，自然綱維備舉，亦當矯正趨競，豈惟息其稽滯哉！”疏奏，尋以洎為尚書左丞。
貞觀十三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朕聞太平後必有大亂，大亂後必有太平。大亂之後，即是太平之運也。能安天下者，惟在用得賢才。公等既不知賢，朕又不可遍識，日復一日，無得人之理。今欲令人自舉，于事何如？”魏征對曰︰“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。知人既以為難，自知誠亦不易。且愚暗之人，皆矜能伐善，恐長澆競之風，不可令其自舉。”
貞觀十四年，特進魏征上疏曰︰
臣聞知臣莫若君，知子莫若父。父不能知其子，則無以睦一家；君不能知其臣，則無以齊萬國。萬國咸寧，一人有慶，必藉忠良作弼，俊�V在官，則庶績其凝，無為而化矣。故堯、舜、文、武見稱前載，咸以知人則哲，多士盈朝，元、凱翼巍巍之功，周、召光煥乎之美。然則四岳、九官、五臣、十亂，豈惟生之于曩代，而獨無于當今者哉？在乎求與不求，好與不好耳！何以言之？夫美玉明珠，孔翠犀象，大宛之馬，西旅之獒，或無足也，或無情也，生于八荒之表，途遙萬里之外，重譯入貢，道路不絕者，何哉？蓋由乎中國之所好也。況從仕者懷君之榮，食君之祿，率之以義，將何往而不至哉？臣以為與之為孝，則可使同乎曾參、子騫矣；與之為忠，則可使同乎龍逄、比干矣；與之為信，則可使同乎尾生、展禽矣；與之為廉，則可使同乎伯夷、叔齊矣。
然而今之群臣，罕能貞白卓異者，蓋求之不切，勵之未精故也。若勖之以公忠，期之以遠大，各有職分，得行其道；貴則觀其所舉，富則觀其所養，居則觀其所好，習則觀其所言，窮則觀其所不受，賤則觀其所不為；因其材以取之，審其能以任之，用其所長，掩其所短；進之以六正，戒之以六邪，則不嚴而自勵，不勸而自勉矣。故《說苑》曰︰“人臣之行，有六正六邪。行六正則榮，犯六邪則辱。何謂六正？一曰萌芽未動，形兆未見，昭然獨見存亡之機，得失之要，預禁乎未然之前，使主超然立乎顯榮之處，如此者，聖臣也。二曰虛心盡意，日進善道，勉主以禮義，諭主以長策，將順其美，匡救其惡，如此者，良臣也。三曰夙興夜寐，進賢不懈，數稱往古之行事，以厲主意，如此者，忠臣也。四曰明察成敗，早防而救之，塞其間，絕其源，轉禍以為福，使君終以無憂，如此者，智臣也。五曰守文奉法，任官職事，不受贈遺，辭祿讓賜，飲食節儉，如此者，貞臣也。六曰家國昏亂，所為不諛，敢犯主之嚴顏，面言主之過失，如此者，直臣也。是謂六正。何謂六邪？一曰安官貪祿，不務公事，與世浮沉，左右觀望，如此者，具臣也，二曰主所言皆曰善，主所為皆曰可，隱而求主之所好而進之，以快主之耳目，偷合苟容，與主為樂，不顧其後害，如此者，諛臣也。三曰內實險 ，外貌小謹，巧言令色，妒善嫉賢，所欲進，則明其美、隱其惡，所欲退，則明其過、匿其美，使主賞罰不當，號令不行，如此者，奸臣也。四曰智足以飾非，辯足以行說，內離骨肉之親，外構朝廷之亂，如此者，讒臣也。五曰專權擅勢，以輕為重，私門成黨，以富其家，擅矯主命，以自貴顯，如此者，賊臣也。六曰諂主以佞邪，陷主于不義，朋黨比周，以蔽主明，使白黑無別，是非無間，使主惡布于境內，聞于四鄰，如此者，亡國之臣也。是謂六邪。賢臣處六正之道，不行六邪之術，故上安而下治。生則見樂，死則見思，此人臣之術也。”《禮記》曰︰“權衡誠懸，不可欺以輕重。繩墨誠陳，不可欺以曲直。規矩誠設，不可欺以方圓。君子審禮，不可誣以奸詐。”然則臣之情偽，知之不難矣。又設禮以待之，執法以御之，為善者蒙賞，為惡者受罰，安敢不企及乎？安敢不盡力乎？
國家思欲進忠良，退不肖，十有余載矣，徒聞其語，不見其人，何哉？蓋言之是也，行之非也。言之是，則出乎公道，行之非，則涉乎邪徑。是非相亂，好惡相攻。所愛雖有罪，不及于刑；所惡雖無辜，不免于罰。此所謂愛之欲其生，惡之欲其死者也。或以小惡棄大善，或以小過忘大功。此所謂君之賞不可以無功求，君之罰不可以有罪免者也。賞不以勸善，罰不以懲惡，而望邪正不惑，其可得乎？若賞不遺疏遠，罰不阿親貴，以公平為規矩，以仁義為準繩，考事以正其名，循名以求其實，則邪正莫隱，善惡自分。然後取其實，不尚其華，處其厚，不居其薄，則不言而化，期月而可知矣。若徒愛美錦，而不為民擇官，有至公之言，無至公之實，愛而不知其惡，憎而遂忘其善，徇私情以近邪佞，背公道而遠忠良，則雖夙夜不怠，勞神苦思，將求至理，不可得也。
書奏，甚嘉納之。
貞觀二十一年，太宗在翠微宮，授司農卿李緯戶部尚書。房玄齡是時留守京城。會有自京師來者，太宗問曰︰“玄齡聞李緯拜尚書，如何？”對曰︰“但雲‘李緯大好髭須’，更無他語。”由是改授洛州刺史。
【 譯文】
貞觀元年，唐太宗對房玄齡等大臣說︰“使國家達到治理的根本，只在于精簡。衡量人的才能高下，授與適當的官職，務必減少職官的定員。所以《 尚書》 說︰‘任用職官，惟在選用賢才。’又說︰‘官員不一定要齊備，要緊的是在于任用有德的人。’假若得到賢能之士，人數雖少，也足夠了。那些不學無術的，縱然多又有什麼用？古人也把選官得不到適當的人，比作在地上畫餅子，是不能吃的。《 詩經》 上說︰‘謀劃事情的庸人雖然很多，但總是辦不好事情的。’孔子又說︰‘管仲的家人一人一職不兼任別的事，怎麼談得上節儉？’況且，‘一千張羊皮的價值，不如一只狐狸腋下的皮毛昂貴。’這些話都記載在經典上，不能都講出來。應當精簡機構，減少官員，使各自擔負起所任之職，這樣就能作到無為而治了。你應認真思考這其中的道理，衡量決定眾官人數的多少。”房玄齡等因此設置文武官員總共六百四十人。太宗同意這一方案，便對房玄齡說︰“從此以後，倘若有樂工及從事其他雜務的人，技藝超過同類人的，只能格外多給錢帛，以獎賞他的技能，一定不能超員授給他們官爵，使他們與朝廷中的賢良君子並肩而立，同坐吃飯，給朝廷賢良君子留下羞恥的牽連。”
貞觀二年，唐太宗對房玄齡、杜如晦說︰“你們身為僕射，應當為我分憂，協助我操勞國事，要耳听得遠，眼看得寬，尋求察訪賢明有智慧的人。近來听說你們听取和接受訴訟的狀子，一天之內竟達數百件。這就是閱讀公文已經沒有空閑，哪里還能幫助我尋求賢士呢？”于是下了一道詔書命令尚書省，凡是細碎的事務都交付左右皿處理，只有冤屈疑難的重大案件應該上奏的，才交付僕射。
貞觀二年，唐太宗對侍臣說︰“我每天夜里常想百姓當中的事情，有時到深更半夜還不能入睡。最擔心的是都督、刺史是否勝任安撫百姓的重任。所以在屏風上記下他們的姓名，坐和躺都經常看著，居官如果做了好事，也全寫在他的名字下邊。我居住在深宮之中，視線與听力都不能達到遠處，所委托的只有都督與刺史，這些人實在決定著國家的安危，尤其需要得到稱職的人。”
貞觀二年，唐太宗對右僕射封德彝說︰“國家達到安定的根本，只在得到人才。近來命你舉薦賢才，未曾見你推薦一個人。治理天下，事情極為繁重，你應分擔我的憂慮與辛勞，你不舉薦人，我將托付給誰呢？”封德彝回答說︰“我雖愚昧，怎麼敢不盡心去辦理。但是，現在還沒有發現有特殊才能的人。”太宗說︰“前代的聖明君王使用人才就像使用器物一樣，用其所長，不向別的朝代借用人才，都是在當代選拔人才。難道能等夢見傅說、遇到呂尚然後再治理國家？況且，哪一個朝代沒有賢能的人，只是擔憂我們遺漏而不了解罷了。”封德彝很羞愧地退下。
貞觀三年，唐太宗對吏部尚書杜如晦說︰“近來看見吏部選拔官員，只是選那些能說會寫的人，不了解他們是否有高尚德行。幾年之後，邪惡的行跡開始顯露出來，雖加以懲罰斬殺，然而百姓已深受其害。怎樣才能得到品行端正的人？”杜如晦回答說︰“兩漢時候選拔的人才，都是德行稱著于鄉間和間里的人，先由州郡推薦上來，然後才選入任用，所以當時號稱賢良人才多。現在每年選人，候選的會集一處，將近數千人，這些人表面忠厚，又以言詞偽裝，不可能完全了解他們，選拔人才的官署只是負責配給他們一定的官品罷了。量才擇官、選拔人才的道理，實在沒有精通，所以不能得到人才。”太宗就打算依照漢代選拔官吏的辦法，命令各州、郡征召舉薦，適遇功臣等將進行世襲封爵，這事就停下來了。
貞觀六年，唐太宗對魏微說︰“古人說，作為國君，一定要在任官這個問題上選擇人才，不能草率就用。我現在每做一件事，就被天下人看到；說出一句話，就被天下人听到。任用官吏能夠得到正直的人，做好事的都得到勉勵；錯誤地使用了壞人，不好的人就爭相鑽營。獎賞要與他的功勞相當，沒有功勞的人就會自動退下；懲罰要符合他的罪惡，干壞事的就會警戒畏懼。所以，我知道獎賞與懲罰都不能隨便施行，用人就更加需要謹慎地選擇。”魏徽回答說︰“全面地了解人這件事，自古以來就是很難的，所以要考核官吏的成績來決定貶斥與升遷，考察他們是好是壞來決定取棄。現在想尋找人，一定要仔細查訪他們的品行。如果知道他好，然後任用他，假令這個人不能把事辦好，只是能力達不到，不會造成大的禍害。錯誤地任用壞人，假使這個人的能力強，很能干，所造成的災難一定非常多。但是，天下混亂的時候，只有選擇他們的才能，不考慮他們的品行。國家處于太平的時候，就一定要才能與德行都具備，才可以任用。”
貞觀十一年，侍御史馬周向太宗上奏疏說︰“治理天下的人要把百姓看作根本。想讓百姓安居樂業，在于選好刺史、縣令。縣令人數多，不可能全是賢良的人，如果每一個州能配備一個賢良的刺史，那整個州境之內都得到復甦休息。天下所有的州刺史都符合陛下的心意，那陛下可以拱手端坐于朝廷之上，百姓也不會憂慮不能安居樂業了。自古以來，郡守、縣令，都要精心選拔那些賢良有德的人來擔任，打算提拔來擔任大將、皿相的人，一定要先讓他們試作地方官，或者就直接從傣祿為二千石的郡守中挑選入朝擔任皿相、司徒及太尉的人選。朝廷一定不能只重用朝內的臣子，另眼看待刺史、縣令，輕視刺史、縣令的人選。百姓之所以不能安定，大概原因在這里。”太宗因此對侍臣說︰“刺史的人選，我應親自選拔，縣令的人選，責令在京任職的五品以上官員各自推舉一人。”
貞觀十一年，治書侍御史劉泊認為︰尚書省左右二垂的人選，應特別注意精心選拔，上疏說︰我听說，尚書省日理萬機，實在是處理國家事務的關鍵部門，尋求尚書省的人選，授予官職，實在不容易。所以把左右僕射、六部長官比作天上文昌宮內的眾星，把左、右二皿比作鎖上的管，車上的轄。尚書省的重要長官乃至各曹郎中，都與天上的列宿相應和，如果不稱職的人佔據了職位，就會產生譏議。近來，我看見尚書省的詔救等總是拖延停留，不能及時處理，公文奎積留滯在案桌上。我的確是個平庸低劣的人，但請求陛允許我談談產生這種情況的根本原因。貞觀初年，國家沒有設尚書令、左右僕射等職官，那時候，尚書省的事務極為繁雜，比現在多一倍以上。當時任左垂的戴胃、任右皿的魏徽，都是通曉官吏事務的人，他們心懷坦然，品性剛正，凡遇到應該彈幼檢舉的事，沒有一件回避，陛下又施予恩惠與慈愛，所以自然促使百官莊重嚴肅。各個官署都不懈怠，這是任人得當的原故,到杜正倫繼任右皿，也很能勉勵下屬。近來國家的重要法紀已經不能正常施行，都因功臣國戚居攝高位，才能不勝任其職，彼此又依仗功勛權勢互相傾軋。凡在職的眾官，也不遵循國家的法律準則，有的雖想奮發努力，先就害怕讒毀譏謗。所以事情都由郎中來定奪，只有遇事請示上級；尚書又模稜兩可，不能果斷決定。有的糾察彈勃上奏，故意拖延，案件的事理已經全部知道，仍然再向下級詢問，下去沒有路程圳限，回來又不責備他們的遲延，公文一經出手，就歷時一年半載。有的事為了迎合上面的心意，就不按實際情況處理；有的事為了回避嫌疑，就壓制正當理由。辦案官員只要把案子辦完就當作事情了結，不去追究對與不對。尚書把迎逢獻媚當作守法奉公，不過問是否恰當。互相無原則地寬容，唯一辦的是掩蓋行事的網失。況且從眾人中選拔人才，是為了授官給那些有才能的人，沒有才能的就不能舉任，天上的職官由人來代理，怎麼可以隨便授給沒有才能的人呢？至于皇室至親和開國功臣，只適宜在禮儀傣祿上優厚。有的年紀高達八十歲，有的長期患病，神智不清，既然對現時的事沒有好處，就應讓他們休息，安閑舒適地度過晚年。長期妨礙進賢的道路，很不應該。要消除這些弊病，就應精心選拔尚書省的左右垂及左右郎中，如果這些重要職務都得到適當的人來擔任，國家的重要法紀就會全部得以施行，也當然矯正小人趨相競爭的風氣，難道只是改變詔救拖延停留的現象嗎！奏章上奏後，不久就任劉泊尚書左巫。
貞觀十三年，唐太宗對侍臣說︰“我听說，國家太平過後一定會出現大亂，大亂之後一定出現太平。繼大亂後就是太平的氣數了。能夠安定天下的人，在于得到賢才來使用。你們既然不知道賢才在哪里，我又不可能遍識天下的人，這樣一天又一天地過去，沒有得到賢才的辦法。我現在打算讓人自己舉薦，這件事你們看怎樣？”魏徽回答說︰“能夠了解別人的人，是有智慧的人；能夠知道自己的人，是聰明的人。了解別人既然是困難的，自知之明確也不容易。何況愚昧昏庸的人，總是自以為賢能，夸耀自己的長處，讓人自己舉薦，恐怕會滋長浮薄競爭的風氣，不能讓人自己舉薦。”
貞觀十四年，特進魏徽上奏疏說︰我听說，了解臣子的莫過于國君，了解兒子的莫過于父親。父親不能了解他的兒子，就無法使一家人和睦；國君不能了解他的臣子，就無法使天下協調一致。天下安寧，國君有善，必定靠忠誠賢良的人輔佐。賢能的人在朝作官，那各種功業都會取得成功，國君不用更多操勞就使民風淳化了。所以堯、舜、文王、武王被前代稱頌，都是因為了解臣子，成為英明的君主，眾多賢士充滿朝廷。八元、八愷輔佐舜功業顯赫，周公、召公的業績煥發絢麗光彩。那麼“四岳”、“九官”、“五臣”、“十亂”這樣的賢臣，難道只生長在過去的朝代，而唯獨今天沒有嗎？在于國君尋求與不尋求，喜好不喜好罷了！為什麼這樣說呢？那美玉、明珠、孔雀、翡翠、犀角、象牙，大宛的汗血馬和西夷國的猛犬，有的沒有腳，有的沒有感情，它們都出產在八方荒遠之地，路途遙遠在萬里之外，異國的人在路途上要經過輾轉翻譯才能到中國進貢，那遙遙萬里的路途上，獻寶人絡繹不絕，這是為什麼呢？這由于中國喜好這些東西啊。何況為官的人，心里想到國君給予的榮華，吃著國君給予的棒祿，用大義來統率他們，他們哪里不能到達呢了我認為，施以“忠”的教育，就可使他們成為龍逢、比干那樣的忠臣；施以“孝”的教育，就可使他們成為曾參、子鴦那樣的孝子，施以“言”的教育，就可使他們成為尾生、展禽那樣格守信約的人；施以“廉”的教育，就可以使他們成為伯夷、叔齊那樣廉潔的人。
然而，現在的臣子，很少有品德廉潔、才能卓越的人，大概是對他們要求不嚴，磨煉他們不精細的原故吧。如果用大公無私、忠心為國來勉勵他們，用遠大理想來要求他們，使他們各有職責，就能施行自己的主張。顯貴要觀察所舉薦的人，富有要觀察所積蓄的物，平居要觀察所喜好的事，學習要觀察所說的話，貧困要觀察所接受的東西，卑賤要觀察所不願干的事。然後按他們的長處擇取，審查他們的才能來任用，用他們的長處，避開他們的短處。再以“六正”來勉勵他們，以“六邪”來告戒他們，就會不嚴厲督察也能自己振奮，不加勸勉也能每日自勉。所以《 說苑》 說︰“臣子的行為，有‘六正’和‘六邪’的區別。按照‘六正’去做，就光榮，犯了‘六邪’就恥辱。什麼是‘六正’？一是事情的苗頭還未萌生，形體的先兆還未出現，就獨自清楚地看到存亡的跡象，得失的機要，預先把禍害消滅在未形成之前，使國君高立于顯榮的地位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聖臣。二是竭盡心力操勞國事，每天進獻好的意見，用禮義來勸勉國君，將良策告訴國君，國君有好的想法就順勢助成，國君有過失就及時匡正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良臣。三是早起晚眠，舉薦賢才不懈怠，經常稱贊古代前賢的行為處事，用它來激勵國君的意志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忠臣。四是能清楚地看到事情的成敗，提早防備並設法補救，堵塞漏洞，切斷禍源，轉禍為福，使國君始終沒有憂愁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智臣。五是奉守典章法度，居官處事，不接受饋贈，不追求棒祿，主動辭讓賞賜，飲食節約簡樸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廉潔的臣子。六是國君昏庸，國家發生了混亂，沒有阿談奉承的行為，敢于件犯國君嚴厲的臉色，當面議論國君的過失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剛正不阿的臣子。以上六種，總的叫作‘六正’。什麼是‘六邪’呢？一是安于作官，貪圖傣祿，不辦公事，隨波逐流，遇事左右觀望，毫無主見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聊備充數的臣子。二是國君說什麼話他都說好，國君干什麼事他都說對，暗中注意尋求國君所喜好的東西獻給國君，用它來使國君耳目歡快，用苟且迎合國君的手法，來保住自己的官職，與國君一起作樂，根本不管這樣做的後害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阿談奉承的臣子。三是內心充滿奸險邪惡的念頭，表面上卻小臼謹慎，滿口花言巧語裝做討好別人的臉色，暗地里妒嫉賢良。他想舉薦誰，就大肆贊揚那人的優點，掩蓋那人的短處，他想排擠誰，就大肆張揚誰的過失，隱瞞誰的優點，使國君賞罰都不當，號令不能執行，這樣的臣子，就是奸臣。四是狡黯足以用來掩蓋過錯，詭辯足以用來游說，在內離間骨肉之親的關系，在外于朝廷上制造亂事，這樣的臣子，是讒債的臣子。五是手握大權，專橫跋肩，顛倒是非，私門結黨，使自己家富，擅自偽造聖旨，用來使自己顯達尊貴，這樣的臣子，是叛逆的臣子。六是用花言巧語哄騙國君，使國君陷為不義，私結黨羽，狼狽為奸，蒙蔽國君的眼楮，使國君不能分辨黑白，是非沒有界限，使得國君的惡名流傳國內，四鄰之間也能听到，這樣的臣子，是亡國的臣子。以上六種，總的叫做‘六邪。賢良的臣子立足于‘六正’，不搞‘六邪’那套奸術，所以朝廷安定而天下大治。這種人當他在世時，被百姓喜愛，去世以後，被百姓懷念，這就是臣子應具備的治國才能。”《 禮記》 說︰“秤懸掛在那里，不可以用輕重去欺騙它；木匠畫直線的工具已陳設在那里，不可以用曲直去欺騙它；規與矩已設置在那里，不可用圓方去欺騙它；君子明悉禮義，不可用奸詐欺哄他。”既然這樣，那麼臣下的情況，知道它就不困難了。再加上按照禮的規範對待他們，用法律的準則約束他們，做善事的受到賞賜，干壞事的給予懲罰，怎敢不希望上進呢？怎敢不盡力為國呢？
國家想要提拔忠耿賢良的人，罷免沒有才能的人，已經有十多年時間了，但僅僅听到這樣的話，看不到這樣的人，什麼原因呢？這是由于說的話對了，但做的事錯了。說的對，就是出于公允的道理；做的錯，就是走上了邪路。對與錯相互混雜，好與壞互相指責。國君所喜愛的人雖然有罪，也不會受處治；厭惡的人雖然沒有這失，也免不了受懲罰。這就是所說的喜受的人希望他活著，憎恨的人盼他死去。對有的人因有小小的過失就拋開他的大善，因小小的過失而忘了他的大功。這就是所說的國君的賞賜不可以無功求取，國君的懲罰不可以有罪而減免的話了。賞賜不是用來鼓勵人們為善，處罰不是用來懲治惡人，而希望壞人與好人不混淆，這可能嗎？如果賞賜不遺漏疏遠的人，處罰不偏坦宗親貴臣，把公平作為衡量是非的標準，將仁義作為區別善惡的準繩，通過考察官吏的是非功過來確定他們任職的名分，按照所擔任的職務去了解官吏的工作優劣，這樣，奸邪和正直都不會被隱瞞，好與壞自然分清。然後選取那些有真才實學的，不重用作風浮華的，安排那些忠厚的，不留那些淺薄的，那麼，不說話就能天下淳化，一年之內就可知道結果了！如果只愛徒有外表並無內才的人，而不為百姓選擇好官吏，有很公允的話，沒有很公允的行動，對所愛的人不知道他的惡行，對所憎恨的人就忘記他的優點，只從個人恩怨出發去親近邪債的人，違背公正的原則而疏遠忠正賢良的人，那麼，即使從清晨忙到深夜，耗費精神，苦苦思慮，想求得國家的安定與富強，是得不到的。奏章呈上後，太宗非常稱贊，采納了這些意見。
貞觀二十一年，唐太宗在翠微宮任命司農卿李緯為戶部尚書。房玄齡當時在京城留守。遇到有從京城來的人，太宗就問︰“房玄齡听到我任命李緯當戶部尚書的消息後，有什麼意見？”來人回答說︰“玄齡只說︰‘李緯的一把大胡子生得好。’另外沒有其他話說。”太宗因此改任李緯為洛州刺史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