貞觀七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天下愚人者多，智人者少，智者不肯為惡，愚人好犯憲章。 凡赦宥之恩， 惟及不軌之輩。古語雲︰‘小人之幸，君子之不幸。’‘一歲再赦，善人喑啞。’凡‘養稂莠者傷禾稼，惠奸宄者賊良人’。昔‘文王作罰，刑茲無赦。’又蜀先主嘗謂諸葛亮曰︰‘吾周旋陳元方、鄭康成之間，每見啟告理亂之道備矣，曾不語赦。’故諸葛亮治蜀十年不赦，而蜀大化。梁武帝每年數赦，卒至傾敗。夫謀小仁者，大仁之賊。故我有天下以來，絕不放赦。今四海安寧，禮義興行，非常之恩，彌不可數，將恐愚人常冀僥幸，惟欲犯法，不能改過。”
貞觀十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國家法令，惟須簡約，不可一罪作數種條。格式既多，官人不能盡記，更生奸詐，若欲出罪即引輕條，若欲入罪即引重條。數變法者，實不益道理，宜令審細，毋使互文。”
貞觀十一年，太宗謂侍臣曰︰“詔令格式，若不常定，則人心多惑，奸詐益生。《周易》稱‘渙汗其大號’，言發號施令，若汗出于體，一出而不復也。《書》曰︰‘慎乃出令，令出惟行，弗為反。’且漢祖日不暇給，蕭何起于小吏，制法之後，猶稱畫一。今宜詳思此義，不可輕出詔令，必須審定，以為永式。”
長孫皇後遇疾，漸危篤。皇太子啟後曰︰“醫藥備盡，今尊體不瘳，請奏赦囚徒並度人入道，冀蒙福 。”後曰︰“死生有命，非人力所加。若修福可延，吾素非為惡者；若行善無效，何福可求？赦者國之大事，佛道者，上每示存異方之教耳，常恐為理體之弊。豈以吾一婦人而亂天下法？不能依汝言。”
【 譯文】
貞觀七年，太宗對侍臣說︰“天下無知的人多，聰明的人少，聰明的人不會作惡，無知的人常觸犯法令。凡寬青赦免的恩典，只給了不遵守法令的人。古話說︰‘小人的幸運，就是君子的不幸。’‘一年兩次赦免，好人就默不作聲。’凡培養害草就傷害禾苗，施恩給犯法作亂的人就是傷害好人，過去‘文王作違教之罰，對亂倫的人懲治不赦。’還有蜀國先主劉備曾對諸葛亮說︰‘我反復讀陳元方和鄭康成二人的書，看他們闡述治國的辦法很完備，不曾說到赦免。’所以諸葛亮治理蜀國十年不赦而蜀國大治。梁武帝每年大赦幾次，最終傾覆敗亡。施小恩惠的人傷害大德，所以我自從有天下以來，絕不發布赦令。現在天下太平，禮義盛行，特別的恩典，到處不可計數。恐怕無知的人常存僥幸之心，只顧觸犯法令，不能改正過錯。”
貞觀十年，太宗對侍臣說︰“國家法令，必須簡明扼要，不應該一罪有幾種條文。規格形式多了，官吏不能都記下來，愈會發生欺詐違法之事，如想開脫罪惡就引用刑輕的條文，如想構成罪行就引用刑重的條文。多次改變法令，實在于治國之道沒有好處，應該對法令仔細審定，不要有重復相通的條文。”
貞觀十一年，太宗對侍臣說︰“朝廷發布的命令、文告等格式，如不長久固定，人心就多迷惑不解，奸詐更加發生。《 周易》 上說‘渙汗其大號’，是說發號施令，如像人體出汗，一經出來就收不回去了。另外，《 尚書》 上說︰‘出令要慎重，令出必行，不得更改。’再說漢高祖政事繁忙，時間不夠用；亞相蕭何又是小吏出身，他們制定的法令，尚且稱得上是整齊劃一。現在應該詳細地想想這個道理，不可輕率發出詔令，必須審查決定，作為永久的格式。”
長孫皇後生病，日漸瀕于死亡。皇太子向皇後桌告說︰“醫藥都用盡了，現在您的貴體仍然沒有恢復健康，我請求報告父皇赦免罪犯，並讓人出家奉佛，希望得到神靈的保佑賜福。”皇後說︰“生和死是命中注定的，不是人的力量所能干預的。如果做善事可以延壽，我從來不作惡事；如果做善事無效，有什麼福可求呢？赦免罪犯是國家大事，而佛教本身，皇上往往指示只不過是保留一種從異域傳來的宗教罷了，還時常顧慮成為治國大道的弊病，怎麼能因為我一個婦人而混亂國家大法？不能依照你說的話去做啊。”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