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管子以形名整齊國，著書八十六篇，而《七略》題之曰“道家”。然則商鞅貴憲令，不害主權術（見《韓非定法篇》），自此始也。道其本已，法其末已！
今之儒者，聞管仲、申、商之術，則震栗色變，曰︰“而言雜伯。惡足與語治？”嘗試告以國僑、諸葛亮，而誦祝冀為其後世。抑未知僑、亮之所以司牧萬民者，其術亦無以異于管仲、申、商也。
然則儒者之道，其不能擯法家，亦明已。今夫法家亦得一于《周官》，而董仲舒之《決事比》，引儒附法，則吾不知也。
夫法家不厭酷于刑，而厭歧于律。漢文帝時，三族法猶在，刑亦酷矣。然斷獄四百，幾于興刑措之治者，其律壹也。律之歧者，不欲妄殺人，一竊著數今、一傷人著數令，大闢之獄差以米，則令誅。自以為矜慎用刑，民不妄受戮矣。不知上歧于律，則下遁于情，而州縣疲于簿書之事，日避吏議，� 撇幌靖 ９拭勘我磺簦 磺Ы鴆蛔鬩猿捎 蚰 壑 浼 舷孿嗝桑 躍坑詵銑 Ｊ槍實亂饉瀋睿 殄秤 員┼В 袢帳且病 br />
仲舒之《決事比》援附經讖，有事則有例，比于 侯《九章》，其文已冗，而其例已枝。已用之，斯焚之可也！著之簡牘，拭之木觚，以教張湯，使一事而進退于二律。後之廷尉，利其生死異比，得以因緣為市，然後棄表�橢 鰨 涌�游之蕩。悲夫！儒之戾也，法之弊也。
吾觀古為法者，商鞅無科條，管仲五五曹令。其上如流水，其次不從則大刑隨之。律不亟見，奚有于歧者？子弓曰︰“居敬而行簡，以臨其民。”嗚呼！此可謂儒法之君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