是日偶考《尚書》如五器說，江氏王氏段氏孫氏皆主鄭說，然鄭音乃個切，惟見《集韻》所引，鄭君不當言反切。江氏謂鄭當讀為鉸，亦近曲說。段氏謂鉸是鳥籠，下既有器字，則此不得雲鉸者，是也。鄭訓如謂以物相授與之言，蓋以與字釋如字，故《集韻》乃個切下雲若也，若猶與也。王氏引之《述聞》謂如者與也及也，其說較諸家為直截。然以五器為公侯伯子男朝聘之禮器，亦屬空言無徵。又謂如字蒙上文修字言之。果如其說，則五器當在三帛之下，不當間以二牲一死卿大夫士之摯矣。鄭《注》謂授摯之器有五，卿大夫上士中士下士也，器各異式，其言必有所本。《史記》、《五帝本紀》雲，二牲一死為摯，如五器加一為字，則五器指授摯之器，蓋無疑義。此謂修治公侯伯子男朝聘之五禮，躬桓信谷蒲，瑞節之五玉；赤繒黑繒白繒，玉之三帛；卿大夫羔膈二牲士雉一死之摯與授摯之五器，則文從字順矣。惟五器為盛摯之物，故加如字以明之，若亦是五等之禮器，則以五玉三帛五器連文可也。至墨常謂五器即五玉，下雲卒乃復，謂事畢而還之，然則如字又何解也。蔡沈乃妄移五玉至摯九字于協時月正日之上，而以修五禮如五器連文，其陋不足辯矣。
光緒乙亥（一八七五）四月初四日
《堯典》象恭滔天，滔天蓋本作⺼舀，或作言舀，⺼舀言舀皆慢也，故《史記》作慢天。後涉下文浩浩滔天語，遂亦誤為滔字。據《左傳》昭二十六年官不滔之文，則滔⺼舀字本可通，而下文既有滔天字，則此處必不作滔，此經典一定之例也。棲霞年廷相說經多不可訓，而其解此經滔天謂本作⺼舀，篆水天作，而作，二字相似，後人因下有滔天語，遂亦誤倒作滔天，則說甚有理。蓋靜言庸違象恭而⺼舀二語相對為文，靜言即《秦誓》之論言，《公羊》引作掙言，《說文》引作巧言。庸者語辭，即《左傳》庸何傷庸愈乎之庸，亦可作用。違者回邪也。靜言庸違者，謂其言善而實違也。《史記》作善言其用闢，言字當略讀，謂雖善言而其用實闢，闢同僻，僻亦邪也。象恭者，謂貌恭，故《史記》以似龔解之。象恭而惱者，謂其貌似恭而實慢包。合之即《皋陶謨》所謂巧言令色。以文從字順求之，牟氏之說，不為無稽。今即不敢改變經文，但以滔作惱，訓為慢天，于經恬已自驚然。天者上也，慢天即包慢君言之。孫氏星衍訓天為性，轉為偏迂。偽吼《傳》謂貌象恭敬而心傲很若漫天不可用，則謬甚矣。乃徐文靖《管城碩記》據《竹書紀年》有共工治河之文，遂謂滔天即指其治河無效，而盧氏文招、梁氏玉繩皆取之，是何異郢書燕說也。
光緒乙亥（一八七五）五月二十七日
《書》、《堯典》之敬授人時，本作民時，衛包所改，段懋堂氏論之詳矣。且引《正義》所載《洪範孔傳》及《皋陶謨正義》以證唐初本尚作民時。今又得一證雲，《隋書》、《天文志》言中宮六甲星所以布政教而授人時，《晉書》、《天文志》作授農時。《隋志》成于高宗永徽時，《晉書》亦至高宗時始行，而一作人，一作農，可知當日所據《尚書》本尚作民，故史臣避諱，改之不一也。
光緒辛巳（一八八一）八月三十日
《書》之篇目。不可努言。伏生今文二十九篇，以連序一篇言之，則今文似無序，故不知有百篇也；以有《大誓》一篇言之，則《大誓》出武帝時，不應伏生便有也；以分《康王之誥》為一篇言之，則陸元朗明言歐陽大小夏侯同焉《顧命》也。段氏玉裁、陳氏壽祺皆言今文有序，陳氏列十七證以明之，朱氏彝尊亦言伏生二十九篇合序數之。然漢儒謂二十八篇應二十八宿，語見《論衡》、《正說篇》。又《漢書》、《劉歆傳》言博士以尚書為備。（文選本誤作不備。）則不知《書》本百篇，其為不見序甚明。俞氏正燮謂使西漢經有害序，則古文多出之篇，博士何以不肯立學？論最破的。故王氏鳴盛、戴氏震皆言今文無書序，序亦孔壁中所得，太史公從子國問故，故得載之者，其言是也。龔氏自珍及俞氏皆謂伏生已分王若曰庶邦以下為《康王之誥》，然《釋文》、《正義》皆謂馬鄭本始分，豈能妄造。然則謂武帝既得《大誓》，博士起傳教人，因入之今文為二十九篇者，其言差近理，蓋其語《大傳》已述之，婁敬董仲舒皆稱其文，足見漢初其篇雖亡，而軼說時在人口。及書既出，印證悉符，故人主深信而不疑，博上奉詔而恐後。若謂燎魚流火，事近于誕，則《堯典》之厘降二女，《皋謨》之率舞百獸，亦為恆情之所怪，習見之所驚，帝王之興，禎祥之告，非拘虛之士所能測也。龔氏乃謂其氣體文法，皆不類，目為戰國大誓，亦武斷甚矣。氏謂《史記》所載如《原命》、《般庚》等，間與序說不同，知是本今文家言，故與古文序異。然史公正以得之子國秘授，外無傳本，故所記或殊。使當時博士傳業，明有序文，人人傳誦，則如《文侯之命》，古今家說並同，何以史公誤為襄王使王子虎命晉文公乎？
光緒王午（一八八一）六月初八日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