本朝之制，凡內外文武官所得誥命，皆有撰定文字，各按其品級填寫。雖有大勢力者，欲增損一字不能，所以杜浮偽之風也。按《宋史。孫洙傳》︰百官遷敘，用一定之詞。洙建言︰“群臣進秩，事理各殊，而同用一詞。或一門之內，數人拜恩，而格以一律，殊為苟簡。”詔自今封贈蔭補，每大禮一易，他皆隨等撰定。是宋制所謂大禮一易者，蓋亦有一定誥詞。至明則否。《涌幢小品》雲︰國朝文臣誥敕窮工極巧，大失絲綸之體。高拱、張居正雖皆有禁，終不能改。惟勛戚武弁，勒為定式，篇篇一律。即王府至重，然親王而下，壙志亦有定式，未免太泥。“倘有應敘功跡，從何記載乎？則前明之有定式者，惟勛戚武弁，而文臣皆隨時撰作，毋怪乎諛詞滿紙也。（《明史。許士柔傳》︰故事，贈官誥，屬誥敕房中書職掌。崇禎初，追恤被魏奄所害諸忠臣，則翰林能文者亦為之。後中書以為侵官。崇禎三年，仍令誥敕中書為之。）本朝則誥敕不論文武，皆有定式，而碑文、祭文，臨時令翰林諸臣撰擬，于禁絕諛偽之中，仍不沒人之實，可謂盡善矣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