所謂稗史，通俗地、準確地說就是小史，正是從「小」這個意義上說，它既不同于正史，又有別于一般含意上的野史。談到「小」，首先是篇幅小。即以靖康稗史所收的七種而論，除宋俘記已殘，我們不得知其全貌外，其它六種，皆各為一卷。這一卷，充其量不過相當于正史的一篇而已。其次是時間跨度小。稗史大多只記一時一事，所包時限，多則數年，少則數月，一事結束，即告終篇。這比起隔朝跨代的史書來，亦不過是其九牛之一毛耳。
除小之外，稗史和正史、野史的最重要、最突出的區別，還在于書中所記，大抵都是作者自己親身經歷或眼見確聞之事。因此，稗史提供的內容，大都具有第一手材料的性質，具有較高的價值。例如李綱靖康傳信錄，由于他當時是汴京保衛戰的主要人物，故其所記，當然最為可靠。那麼，稗史和具有史料價值的筆記是否一回事呢？回答是否定的，即二者不能劃等號。因為正如上面所說，稗史大抵只記一時一事，且敘事皆循史法，時經事緯，本末清楚，首尾完具，已具史書的基本特點。而筆記則不同，筆記內容龐雜，遺聞佚事居多。偶有記事，亦多憑記憶，記其片斷，首尾不一定完整。這類筆記，寫法較為隨便，顯然只有史料價值，還不具備史書的基本特點，尚不能入稗史之林。
稗史起于何時，筆者想另作探討。但是，兩宋之交確是涌現了大量的稗史則是勿庸置疑的，不要說三朝北盟會編所涉已有上百種，只看這小小的靖康稗史，表面是七種，外加南征錄匯的九種和呻吟語所引之燕人麈，亦涉十七種之多，足證當時這類稗史的數量確實可觀。我以為，正是這專記一時一事的稗史的大規模出現，才為紀事本末體史書在南宋創立創造了條件。換言之，正是因為兩宋之際大量稗史的出現，紀事本末體史書在南宋創立才有了可能性和必然性。我以為，這在史學史上是應該予以足夠重視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