簡牘出土之事，古代亦屢有之。其最古而又最富者，為晉太康中之汲冢書，存今者僅有《竹書紀年》及《穆天子傳》二種。而《紀年》一書已非原本，《穆天子傳》雖未有竄亂之事，然其中古字不似周代古文，而反似魏晉三體石經中古文及《偽古文尚書》，則其書之果為汲冢原書否，與當時荀�浴⑹ �等果能真識古文，及能正確寫定否，尚一疑問也。與汲冢書同時出土者，當有漢明帝顯節陵中冊文，則不過一簡。又南齊時襄陽人發楚王冢，得《考工記》十余簡。惟宋政和中，關右人發地，得竹木簡一 ，往往散亂，惟討羌符文字尚完，後其簡入梁師成家。《三朝北盟會編》載靖康中金人所索宋內府重器，有木簡一項，則當時所得者，後為金人輦之而北矣。以數次出土者，較之斯坦因氏所得，除汲冢外，其余皆瑣屑不足道數。即以汲冢書論，則《穆天子傳》、《紀年》二書，皆周初或古代事，自不能盡信。斯氏所得，則皆漢晉人之簿書公牘，紀當時事者，較之史書之成于後人手者，尤為可貴。又古代未有攝影之術，印刷之法，流傳之道，惟賴釋文。而魏晉之交，古文絕學，以隸定古，蓋難盡信，故原本既亡，其書即熄。今則簡牘西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