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古者言為《尚書》，事為《春秋》，左右二史，分尸其職。蓋桓、文作霸，全L合同盟，春秋之時，事之大者也，而《尚書》｝列紀。秦師敗績，繆公誡誓，《尚書》之中，言之大者也，而《春秋》靡錄。此則言、事有別，斷可知矣。逮左氏為書，不遵古法，言之與事，同在傳中。然而言事相兼，煩省合理，故使讀者尋繹不倦，覽諷忘疲。
【譯文】
古代記言為《尚書》，記事為《春秋》，由左右二史分掌其職。齊桓公、晉文公為霸主，糾合同盟，這是春秋時的大事了，但《尚書》沒有記載；秦國軍隊打敗仗，繆公作戒誓，這是《尚書》中的重要言辭了，但《春秋》沒有記錄。這就是說記言、記事有別，由此斷然可知了。到了左丘明著書，不遵從古法，言論和事跡，一起寫入《傳》中。但由于言與事相互兼顧，詳略合理，所以使讀者查詢和誦讀都不覺得疲倦勞累。
【原文】
至于《史》、《漢》則不然，凡所包舉，務在恢博，文辭入記，繁富為多。是以賈誼、晃錯、董仲舒、東方朔等傳，唯止錄言，罕逢載事。夫方述一事，得其紀綱，而隔以大篇，分其次序。遂令批閱之者，有所僧然。後史相承，不改其轍，交錯分擾，古今是同。
【譯文】
到了《史記》、登漢書》就不是這樣了。它們統括一切，務求廣博。記載人物的文章言辭，以繁富為美。所以賈誼、晃錯、董仲舒、東方朔等人的傳文，只是記錄他們的言辭，難得記載其事跡。正在敘述一事，得到些大概，卻有大段的文辭篇章把事情隔斷，事情的順序也被分開，因此使閱覽者有些譜然。後來史書與之一脈相承，對這種方法不作改變，言和事交錯混雜，古今都是如此。
【原文】
案遷、固列君臣于紀、傳，統遺逸于表、志，雖篇名甚廣，而言無獨錄。愚謂凡為史者，宜于表、志之外，更立一書。若人主之制、冊、浩、令，群臣之章、表、移、檄瑟，收之紀傳，悉入書部，題為“制冊章表書’，，以類區別。他皆放此。亦猶志之有《禮樂志》、《刑法志》。
【譯文】
司馬遷、班固列君、臣于紀、傳，紀、傳中遺逸的統括于表、志，雖然篇名範圍很廣泛，但言論沒有單獨成篇。我認為凡是著史書的，應當在表、志之外，再立一個書部，如君主的制、冊、浩、令，大臣們的章、表、移、檄之類，從紀傳中剔出，一起並入書部，以《制策章表書》為標題，以不同種類相互區別。其它的全部仿照如此，也就像“志”中有《禮樂志》、《刑法志》那樣。
【原文】
又詩人之什，自成一家，故風、雅、比、興，非《三傳》所取。自六義不作，文章生焉。若韋孟諷諫之詩，揚雄出師之頌，馬卿之書封禪，賈誼之論過秦，諸如此文，皆施紀傳。竊謂宜從古詩例，斷入書中，亦猶《舜典》列《元首之歌》，《夏書》包《五子之詠》者也元。夫能使史體如是皿，庶幾《春秋》、《尚書》之道備矣。
【譯文】
還有，詩人的作品，自成一家。所以風、雅、頌、賦、比、興，不在三傳所取錄的範圍之內。自從賦詩言志的風氣衰微，文章就產生了。如韋孟的諷諫之詩，揚雄的出師之頌，司馬相如的《封禪書》、賈誼的《過秦論》，諸如此類的文章，都放在紀傳里。我認為應當依據古代史書記載詩歌的方法，裁截到“書”類中去。也就像《尚書•舜典》中列入《元首之歌》，《夏書》中包容了《五子之詠》那樣。假如能使史書體例如此，差不多《春秋》、《尚書》所建立的法則也就完備了。
【原文】
昔干寶議撰晉史，以為宜準丘明，其臣下委曲，仍為譜注。于時議者，莫不宗之。故前史之所未安，後史之所宜革。是用敢同有識，愛立茲篇，庶世之作者，睹其利害。如謂不然，請侯來哲。
【譯文】
當年干寶擬議修撰《晉史》，認為應當根據左丘明的法則，那些大臣們的瑣事事跡，仍然編入譜、表。當時輿論無不尊奉這種觀點。所以前代史書中不很合適的地方，正是後代史書所應當改革之處。因此斗膽附和有識之士，寫下此篇，希望世間的作者看到其間的利害關系。如果認為我不對，請等候將來的高明之士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