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三、五之代，書有典、墳，悠哉邀矣，不可得而詳。自唐、虞以下迄于周，是為《古文尚書》。然世猶淳質，文從簡略，求諸備體，固以網如。既而丘明傳《春秋》，子長著《史記》，載筆之體，于斯備矣。後來繼作，相與因循，假有改張，變其名目，區域有限，孰能逾此！蓋荀悅、張潘，丘明之黨也；班固、華嬌，子長之流也。惟此二家，各相矜尚。必辨其利害，可得而言之。
【譯文】
三皇、五帝之時，文獻有三墳五典，已經很久遠了，不能知道它們的詳細內容。從唐堯、虞舜以下，直到周代的文獻，就是《古文尚書》，但當時世風還淳厚質樸，因之文風簡略，要求各種體例完備，固然是沒有。然後左丘明為《春秋》作《傳》，司馬子長著《史記》，歷史著作的各種體例，此時就完備了。後來繼之而起的著作，相互因循，即使有所改變，也只是變換名稱，範圍有限，誰能逾越他們！荀悅、張王番，是左丘明一派，班固、華嬌，是司馬遷一流。只此兩家，各自夸耀推崇。如果一定要分辨它們的利弊，是能夠作些論述的。
【原文】
夫《春秋》者，系日月而為次，列時歲以相續，中國外夷，年共世，莫不備載其事，形于目前。理盡一言，語無重出，此其所以為長也。至于賢士貞女，高才俊德，事當沖要者，必盯衡而備言；跡在沉冥者，不枉道而詳說。如絳縣之老，祀梁之妻，或以酬晉卿而獲記，或以對齊君而見錄。其有賢如柳惠，仁若顏回，終不得彰其名氏，顯其言行。故論其細也，則縴芥無遺；語其粗也，則丘山是棄，此其所以為短也。
【譯文】
《春秋》一派，聯綴日月作為順序，以時代先後編排，無論是中原國家還是邊遠政權，只要是同一個年代，無不詳細記載其事，一目了然。一次就能講清事情，沒有重復出現的話語。這是它的長處。至于賢良之士、貞德之女，高才美德之人，凡與國家大事有聯系的一定記錄得清楚而詳細。反之，就不專門去詳細敘述。如絳縣之老、祀梁之妻，或是因其應對晉國正卿而得以記載，或是應答齊國國君而被記錄；而有像柳下惠這樣的賢士，顏回那樣的仁人，始終不能彰明他們的姓名，顯揚他們的言行。所以，要論起它的細致，它連細微的芥末都沒有遺漏；要說起它的粗疏，它連山丘這樣重大的東西也丟棄。這是它的短處。
【原文】
《史記》者，紀以包舉大端，傳以委曲細事，表以譜列年爵，志以總括遺漏。逮于天文、地理、國典、朝章，顯隱必該，洪縴靡失，此其所以為長也。若乃同為一事，分在數篇，斷續相離，前後屢出，于《高紀》則雲語在《項傳》，于《項傳》則雲事具《高紀》。又編次同類，不求年月，後生而程居首峽，先輩而抑歸末章，遂使漢之賈誼，將楚屈原同列；魯之曹沫，與燕荊柯並編，此其所以為短也。
【譯文】
《史記》一派，用《本紀》來統括重大的事件，用《列傳》詳敘細微的事情，用《表》來排列世系勛爵，用《志》來總括《紀》、《傳》、《表》的遺漏。以至于天文、地理、國家的典章制度、宮廷的禮儀規矩，明顯的、隱晦的全都詳盡完備，大事情、小事情沒有遺漏缺失。這是它的長處。至于同一件事情，分散在數篇中，斷續而不集中，前後屢次出現。在《高祖本紀》里涉及項羽的事，就說在《項藉列傳》里；在《項藉列傳》里，涉及高祖的事，就說事情在《高祖本紀》里。還有把同類的人物編排在一起，不求時代先後，後生反而提在卷首，前輩反而降到篇末，因而使漢代的賈誼與戰國時楚國的屈原列在一傳，春秋魯國的曹沫與戰國時燕國的荊柯編在一篇。這是它的短處。
【原文】
考茲勝負，互有得失。而晉世干寶著書，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，其義雲︰能以三十卷之約，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，靡有遺也。尋其此說，可謂勁挺之詞乎？案春秋時事，入于左氏所書者，蓋三分得其一耳。丘明自知其略也，故為《國語》以廣之。然《國語》之外，尚多亡逸，安得言其括囊靡遺者哉？向使丘明世為史官，皆仿《左傳》也，至于前漢之嚴君平、鄭子真，後漢之郭林宗、黃叔度，晃錯、董生之對策，劉向、谷永之╴L書，斯並德冠人倫，名馳海內，識洞幽顯，言窮軍國。或以身隱位卑，不預朝政；或以文繁事博，難為次序，皆略而不書，斯則可也。必情有所吝，不加刊削，則漢氏之志傳百卷，並列于十二紀中，將恐碎瑣多蕪，闌單失力者矣。
【譯文】
考察這兩種體例的長短，它們互有得失。而晉代干寶著書，卻盛贊丘明而貶抑子長，大意是說︰《左傳》能以簡約的三十卷篇幅，囊括二百四十年間的事情，而且沒有遺漏。探討他的這種說法，能說是強勁有力、令人信服的言論嗎？查考春秋時的史事，收入左氏所著書中的，大約只佔三分之一吧。丘明自知它的簡略，所以寫了《國語》來增廣它。而《國語》之外，尚有很多遺失，怎能說它就囊括無遺了呢？假使左丘明世世代代為史官，著書都仿照《左傳》，以至于前漢的嚴君平、鄭子真，後漢的郭林宗、黃叔度，晃錯、董生的對策，劉向、谷永的上書，這些都是出眾的德行，名馳海內的人物，能洞察明暗的識見，能透徹分析軍國大事的言論。這些或因隱跡江湖，地位卑微，不參與朝政；或因文辭繁多，事情廣博，難以編排，因而都略而不書，這還是可以的。而如果在感情上有所吝惜，不加以刪削，那麼有關漢代的志傳上百卷，一起列在十二紀中，恐怕就會瑣碎而累贅，支離破碎而松散無力了。
【原文】
故班固知其若此，設紀傳以區分，使其歷然可觀，綱紀有別。荀悅厭其迂闊，又依左氏成書，剪截班史，篇才三十，歷代保之，有逾本傳。然則班、荀二體，角力爭先，欲廢其一，固亦難矣。後來作者，不出二途。故晉史有王、虞，而副以干《紀》；《宋書》有徐、沈，而分為裴《略》。各有其美，並行于世。異夫令升之言，唯守一家而已。
【譯文】
班固知道這樣的情況，所以設紀和傳來區分，讓它們清晰可觀，綱目有別。荀悅不喜歡班固拘泥而不切實際，又依照《左傳》的體例，剪裁他的《漢書》，只有三十篇。歷代珍愛它，超過對《漢書》本身。這樣班固、荀悅的兩種體裁，競賽爭先，想廢除其中的一種，確是困難的了。後來的著史者，不外紀傳、編年這兩條路。所以晉史有王隱、虞預的紀傳體《晉書》，而又有干寶的編年體《晉紀》為輔；宋史有徐愛、沈約的紀傳體《宋書》，而又分出了裴子野的編年體《宋略》。各自有其長處，一起流傳于世。干令升的話真是奇怪，他是只堅持一家的觀點罷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