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《春秋左氏傳》每有發論，假“君子”以稱之。二《傳》雲“公羊子”、“谷梁子”，《史記》雲“太史公”。既而班固曰“贊”，荀悅曰“論”,(（東觀》曰“序”，謝承曰“診”,陳壽曰“評”，王隱曰“議”，何法盛曰“述”，揚雄曰“撰’，，劉曬曰“奏”，袁宏、裴子野自顯姓名，皇甫謐、葛洪列其所號。史官所撰，通稱史臣︰其名萬殊，其義一撰。必取便于時者，則總歸論贊焉。
【譯文】
《春秋左氏傳》每次發議論，都借“君子”作為稱呼。《公羊傳》、《谷梁傳》稱“公羊子”、“谷梁子”，《史記》稱“太史公”。然後班固稱“贊”，荀悅稱“論”，《東觀漢記》稱“序”，謝承稱“診”，陳壽稱“評”，王隱稱“議”，何法盛稱“述”，揚雄稱“謬”，劉曬稱“奏”,袁宏、裴子野寫出自己的姓名，皇甫謐、葛洪則以自己的號為稱呼。史官所編撰的史書，通稱為“史臣”。雖然名稱多種多樣，但道理卻是一樣。若為這里敘述方便，則可統稱為“論贊”。
【原文】
夫論者，所以辯疑惑，釋凝滯。若愚智共了，固無侯商榷。丘明“君子曰”者，其義實在于斯。司馬遷始限以篇終，各書一論。必理有非要，則強生其文，史論之煩，實萌于此。夫擬《春秋》成史，持論尤宜闊略。其有本無疑事，輒設論以裁之，此皆私詢筆端，苟炫文彩，嘉辭美句，寄諸簡冊，豈知史書之大體，載削之指歸者哉？
【譯文】
論，是用來辯析疑惑，解釋難通之處的。如果是所有的人都能明白，當然就用不著討論了。左丘明的“君子日”，用意其實就在于此。司馬遷開始限定在各篇之末，寫一段論說文字，即使沒有必要的理由，也勉強產生一段文字。史論的煩雜，正是萌芽于此。仿照《春秋》而撰成的史書，議論尤其應當簡省。如果有一些本來毫無疑問的事，也要寫一段議論來裁決它，這都是曲從放縱筆頭，隨便炫耀文彩。把美妙漂亮的詞句，寄附在史書里，哪里知道史書的重要原則，以及取舍的宗旨呢？
【原文】
必尋其得失，考其異同，子長淡泊無味，承柞便緩不切，賢才間出，隔世同科。孟堅辭惟溫雅，理多愜當。其尤美者，有典浩之風，翩翩奕奕，良可詠也。仲豫義理雖長，失在繁富。自茲以降，流宕忘返，大抵皆華多于實。理少于文，鼓其雄辭，夸其儷事。必擇其善者，則干寶、範嘩、裴子野是其最也，沈約、減榮緒、蕭子顯抑其次也，孫安國都無足采，習鑿齒時有可觀。若袁彥伯之務飾玄言，謝靈運之虛張高論，玉危無當，曾何足雲！王韻志在簡直，言兼鄙野，苟得其理，遂忘其文。觀過知仁，斯之謂矣。大唐修《晉書》，作者皆當代詞人，遠棄史、班，近宗徐、灰時。夫以飾彼輕薄之句，而編為史籍之文，無異加粉黛于壯夫，服綺縱于高士者矣。
【譯文】
如果探討它們的得失，考察它們的異同，子長醇美而含義深長，承作舒緩而不浮躁，賢德之才陸續出現，不同時代類別相同。孟堅文辭溫婉雅致，道理大多中肯，其中特別美妙的，具有典浩的風格，文采翩翩，富麗堂皇，確實值得詠誦仲豫雖然義理較為突出，但缺失之處在于繁多。自他以後，放任而不知收束，大致都是繁花多于果實，義理少于文采，鼓弄雄壯的言辭，夸耀對偶的事類。如果從中選擇好的，那麼干寶、範嘩、裴子野是最好的，沈約、減榮緒、蕭子顯算是稍好的，孫安國全都不值得采取，習鑿營偶爾有值得一讀之處。如袁彥伯專用玄言裝點，謝靈運空談高論，就像貴重的玉杯卻沒有底，哪里值得一談】王劫追求簡潔坦率，語言中帶著淺陋粗野，假如他表現了一點道理，就忘了文采。“考察一個人的過失，就可以知道他的為人”，說的就是這個意思。大唐修撰《晉書》，作者都是當代的文學之士，放棄了過去的司馬遷、班固，崇奉近代的徐陵、庚信。用經過修飾的輕浮淺薄的文辭，編成史籍中的文字，就和在壯漢的臉上涂脂抹粉，讓超脫世俗之人穿花綢衣服沒什麼兩樣。
【原文】
史之有論也，蓋欲事無重出，文省可知。如太史公曰︰觀張良貌如美婦人；項羽重瞳，豈舜苗裔。此則別加他語，以補書中，所謂事無重出者也。又如班固贊曰︰石建之洗衣，君子非之；楊王孫裸葬，賢于秦始皇遠矣。此則片言如約，而諸義甚備，所謂文省可知者也。及後來贊語之作，多錄紀傳之言，其有所異，唯加文飾而已。至于甚者，則天子操行，具諸紀末，繼以“論曰”，接武前修。紀、論不殊，徒為再列。
【譯文】
史著中有論，是想讓事情不要重復出現，文字簡省而意義賅備。如太史公說︰看張良相貌像個美貌女子；項羽有雙瞳仁，難道是舜的後裔？這就是增加別的話，來補充正文里的內容，也就是所謂的“事情不要重復出現”。又如班固的“贊”說︰石建為他的父親洗衣，受到君子們的批評；楊王孫赤裸著身子下葬，比秦始皇賢德多了。這就是雖然片言只語，似乎簡約，而各個方面的意思卻都很完備，也就是所謂的“文字簡省而意義賅備”。到了後來人所作的贊語，大多是摘錄紀傳中的話，有所不同的只是加以文字上的修飾罷了。至于更過分的則有如天子的操行，已經在本紀的末尾詳細敘述，接著再來“論曰”，緊跟前面的撰述。紀和論沒有區別，徒然重復。
【原文】
馬遷《自序傳》後，歷寫諸篇，各敘其意。既而班固變為詩體，號之曰述。範嘩改彼述名，呼之以贊。尋述、贊為例，篇有一章，事多者則約之使少，理寡者則張之令大，名實多爽，詳略不同。且欲觀人之善惡，史之褒貶，蓋無假于此也。
【譯文】
司馬遷的《自序傳》的後面，一一列出各篇題目，寫出它們的大意。然後班固改變成詩體，把它稱做“述”；範嘩改掉“述”的名稱，稱之為“贊”。考查述、贊的體例，每篇各有一章，事情多的就簡省一些，使它篇幅較小；道理少的就擴大它，使它篇幅大一些，名和實大多不符，詳和略不相一致。而且想要考察人物的善惡，史書對人物的褒貶，應該是不需要借助于這樣做的。
【原文】
然固之總述合在一篇，使其條貫有序，歷然可閱。蔚宗《後書》，實同班氏，乃各附本事，書于卷末，篇目相離，斷絕失次。而後生作者不悟其非，如蕭、李南、北《齊史》，大唐新修《晉史》，皆依範《書》誤本，篇終有贊。夫每卷立論，其煩已多，而嗣論以贊，為默彌甚。亦猶文士制碑，序終而續以“銘曰’，；釋氏演法，義盡而宣以渴言。苟撰史若斯，難以議夫簡要者矣。
【譯文】
然而，班固的總述合在一篇之中，使它條理清楚，井然有序，歷歷在目，便于閱覽。範蔚宗的《後漢書》，實際同班固《漢書》一樣，卻各自附在正文的後面，寫在各卷的末尾，使各篇的贊分開，互不連接，失去次序。而後來晚出的作者不能體會到它的失誤之處，如蕭子顯、李百藥的南、北《齊史》，大唐新修《晉史》，全都依照範書的錯誤之處，每篇結束時有“贊”。每篇都立一段“論”，煩瑣已經夠多了，而在論的後面接著又是“贊”，使冗繁更加嚴重。也就像文人制作碑文，記敘到最後接上一段“銘曰”；僧人說法，佛理講完宣布一段渴語。假如像這樣地編撰史書，就難以和他們討論簡要的話題了。
【原文】
至若與奪乖宜，是非失中，如班固之深排賈誼，範嘩之虛美魄囂，陳壽謂諸葛不逮管、蕭，魏收稱爾朱可方伊、霍，或言傷其實，或擬非其倫。必備加擊難，則五車難盡。故略陳梗概，一言以蔽之。
【譯文】
至于說評價不合理，褒貶不公允，如班固的極力斥責賈誼，範嘩的虛妄夸贊魄囂，陳壽說諸葛亮不及管仲、蕭何，魏收稱爾朱榮可比伊尹、霍光，或者是言過其實，或者是類比不當。如果要全面加以指正、駁難的話，那麼用多少書也難以盡說。所以只能簡單陳說個大概，概括一下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