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孔安國有雲︰序者，所以敘作者之意也。竊以《書》列典漠，《詩》含比興，若不先敘其意，難以曲得其情。故每篇有序，敷暢厥義。降逮《史》、《漢》，以記事為宗，至于表志雜傳，亦時復立序。文兼史體，狀若子書，然可與浩誓相參，風雅齊列矣。
【譯文】
孔安國說過︰“序，是用來敘述作者的用意的。”我認為《尚書》中列有典、漠，《詩經》里含有比、興，如果不事先敘述用意，則難以了解其中隱含的意思。所以每篇有序，說明其涵義。到了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以記事為宗旨，至于表、志、雜傳，也時常立序。文體屬于史體，樣子就像子書，但是仍然可以與浩、誓並論，同風、雅齊觀。
【原文】
迫華嬌《後漢》，多同班氏。如劉平、江革等傳，其序先言孝道，次述毛義養親。此則《前漢•王貢傳》體，其篇以四皓為始也。嬌言辭簡質，敘致溫雅，味其宗旨，亦孟堅之亞軟？
【譯文】
到了華嬌《後漢書》，大多與班固《漢書》相同。如劉平、江革等人的傳，序中先講有關孝的道理，接著記述毛義奉養父親的事。這是《前漢書•王貢傳》的體例，篇中以四皓的事情作為開始。華嬌言辭簡潔質樸，敘述表達溫和雅致，體味他的思想，也算是班孟堅第二吧？
【原文】
愛泊範嘩，始革其流，遺棄史才，矜炫文彩。後來所作，他皆若斯。于是遷、固之道忽諸，微婉之風替矣。若乃《後妃》、《列女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儒林》，凡此之流，範氏莫不列序。夫前史所有，而我書獨無，世之作者，以為恥愧。故上自《晉》、《宋》，下及《陳》、《隋》，每書必序，課成其數。蓋為史之道，以古傳今，古既有之，今何為者？濫筋肇跡，容或可觀；累屋重架，無乃太甚。譬夫方朔始為《客難》，續以《賓戲》、《解嘲》；枚乘首唱《七發》，加以《七章》、《七辯》。音辭雖異，旨趣皆同。此乃讀者所厭聞，老生之恆說也。
【譯文】
到了範嘩，開始改變這一傳統，放棄史才，炫耀文采。再後來所作的序，全都如此。于是司馬遷、班固的原則不見了，微言大意、委婉褒貶的風氣衰歇了。比如《後妃》、《列女》、《文苑》、《儒林》這一類的列傳，範嘩無不列序。把以前的史書中有而我的史書中沒有作為恥辱和羞愧，所以上自《晉書》、《宋書》，下到《陳書》、《隋書》，每一種書必定有序，按例湊成其數。編撰歷史的原則是把古代的事傳到今天，古代書中既然有了，今天為何還要作呢？如果是創始首倡，或許值得一讀；而疊床架屋，豈不過分？譬如東方朔第一個作《客難》，後來接著有《賓戲》、《解嘲》；枚乘首先作《七發》，後來又加上《七章》、《七辯》。語詞雖然不同，旨趣卻是一樣。這是讀者所厭惡的老生常談。
【原文】
夫史之有例，猶國之有法。國無法，則上下靡定；史無例，則是非莫準。昔夫子修經，始發凡例；左氏立傳，顯其區域。科條一辨，彪炳可觀。降及戰國，迄乎有晉，年逾五百，史不乏才，雖其體屢變，而斯文終絕。唯令升先覺，遠述丘明，重立凡例，勒成《晉紀》。鄧、孫已下，遂踢其蹤。史例中興，于斯為盛。若沈《宋》之《志序》，蕭《齊》之《序錄》，雖皆以序為名，其實例．也。必定其減否，微其善惡，干寶、範嘩，理切而多功，鄧架、道鶯，詞煩而寡要，子顯雖文傷賽跪皿，而義甚優長。斯一二家，皆序例之美者。
【譯文】
修史有義例，如同國家有法律。國家無法律，就會上下無法定位；著史無義例，就會是非沒有準則。當年孔夫子修《春秋經》，開始創立凡例；左丘明著《左氏傳》，表明具體範圍。義例一旦辯明，其書明白可讀。到了戰國，直至有晉一代，年代超過五百，其間不乏修史之才。雖然史書體例屢屢變更，但如《左傳》那樣清楚的義例始終絕跡。只有干令升比別人認識得早，遵循遙遠的前代的左丘明，重新訂立凡例，修撰成《晉紀》一書。鄧集、孫盛以後的人，于是追隨他的蹤跡。史例衰而復興，在這個時期最盛。如沈約《宋書》的志序，蕭子顯《齊書》的序錄，雖然都是以“序”為名，其實都是義例。如果要論定它們的長短，評價它們的好壞，那麼干寶、範嘩說理中肯而精細；鄧粟、檀道鶯語言煩瑣而缺乏重點；蕭子顯雖然文字滯澀，而義理較為優長。這幾家，都是序例中比較好的。
【原文】
夫事不師古，匪說枚聞，苟模楷囊賢，理非可諱。而魏收作例，全取蔚宗，貪天之功，以為己力，異夫範依叔駿，班習子長。攘袂公行，不陷穿箭之罪也？
【譯文】
不師從古人，卻能永遠流傳，這樣的事從來沒有听說過。假如以古代聖賢為楷模，從道理上不該隱瞞，而魏收撰寫的史例，全部取自範蔚宗，貪天之功以為己有，不同于範嘩依照華嬌，班固學習司馬遷。這是公然攘奪，豈不是犯了入室竊盜之罪嗎？
【原文】
蓋凡例既立，當與紀、傳相符。案皇朝《晉書》例雲︰“凡天子廟號，唯書于卷末。”依檢孝武崩後，竟不言廟曰烈宗。又案百藥《齊書》例雲︰“人有本字行者，今並書其名。”依檢如高慎、解律光之徒，多所仍舊，謂之仲密、明月。此並非言之難，行之難也。又《晉》、《齊》史例皆雲︰“坤道卑柔，中宮不可為紀，今編同列傳，以戒扎雞之晨。”竊惟錄皇後者既為傳體，自不可加以紀名。二史之以後為傳，雖雲允愜，而解釋非理，成其偶中。所謂畫蛇而加以足，反失杯中之酒也。至于題目失據，褒貶多違，斯並散在諸篇，此可得而略矣。
【譯文】
凡例既然已經設立，應當與紀、傳相符。考查皇朝《晉書》的義例說︰“凡是天子廟號，只寫在卷末。”依此檢查，孝武帝死後，竟然不講給他上的廟號為“烈宗”。再考查李百藥《齊書》的義例說︰“有以字行的人，今一律寫他的名。”依此檢查，如高慎、解律光等人，大多還是依舊，稱之為仲密、明月。這些都不是說起來困難，而是做起來困難。還有《晉書》、《齊書》的義例都說︰“女性卑賤柔弱，皇後不可立為‘紀’，今如同列傳編撰，以戒除女主掌權。”我認為記錄皇後既然作為傳體，自然不能加上本紀的名稱。二史書把皇後列為傳體，雖然可稱恰當，但解釋不合理，成了偶然命中。正所謂畫蛇添足，反而丟失了杯中之酒。至于立目缺乏依據，褒貶多有不當，這些都散見于各篇，這里就可以省略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