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夫書之立約，其來尚矣。如尼父之定《虞書》也，以舜為始，而雲“粵若稽古帝堯”；丘明之傳魯史也，以隱為先，而雲“惠公元菇孟子”。此皆正其疆里，開其首端。因有沿革，遂相交互，事勢當然，非為濫軼也。過此已往，可謂狂簡不知所裁者焉。
協
【譯文】
史書定立範圍，由來已久。如孔尼父修訂《虞書》，從舜開始，卻說“考查古帝堯”；左丘明為魯史作《傳》，以魯隱公為首，卻說“惠公的元妃孟子”。這都是劃定範圍，從頭說起。因為有所沿革，就會有所交叉，是事情發展的必然，不算是越出疆界。超過這樣的疆界，就可以說是大而無當，不懂裁剪了。
【原文】
夫子曰︰“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”若《漢書》之立表志，其殆侵官離局者乎？考其濫筋所出，起于司馬氏。案馬《記》以史制名，班《書》持漢標目。《史記》者，載數干年之事，無所不容；《漢書》者，紀十二帝之時，有限斯極。固既分遷之記，判其去取，紀傳所存，唯留漢日；表志所錄，乃盡犧年，舉一反三，豈宜若是？膠住調瑟，不亦謬欽！
【譯文】
孔夫子說︰“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。”像《漢書》中所立的《表》、《志》，也許算是侵犯別人範圍，離開自己職守了吧？考查首開其端的，起源于司馬遷。司馬遷《史記》以“史”作為書名，班固《漢書》用“漢”標立題目。《史記》記載數千年的事，無所不包。《漢書》記載漢朝十二代帝王的事，就有這樣一個極限。班固把司馬遷《史記》分割開，確定取舍，《紀》、《傳》所留下的，只有漢代的事，《表》、《志》所采錄的，則直到伏羲時代。舉一反三，可見得其余。難道能夠這樣？膠柱鼓瑟，不知變通，豈不謬誤？
【原文】
但固之躊駁，既往不諫，而後之作者，咸習其迷。《宋史》則上括魏朝，《隋書》則仰包梁代。求其所書之事，得十一于千百。一成其例，莫之敢移；永言其理，可為嘆息！
【譯文】
班固的駁雜，是過去的事，無可挽回了，而後代的作者，卻都跟著他迷誤︰《宋史》上含魏代，《隋書》包含梁朝。雖說所含上代之事只佔全書的百分之一，但一成了先例，就沒有人敢改變，成了合理之舉，讓人為之嘆息。
【原文】
當魏武乘時撥亂，電掃群雄，鋒摘之所交，綱羅之所及者，蓋唯二袁、劉、呂而已。若進雞行拭，燃臍就戮，總關王室，不涉霸圖，而陳壽《國志》引居傳首。夫漢之董卓，猶秦之趙高，昔車令之誅，既不列于《漢史》，何太師之斃，遂獨刊于《魏書》乎？兼復減洪、陶謙、劉虞、孫攢生于季末，自相吞噬。其于曹氏也，非唯理異犬牙，固亦事同風馬，漢典所具＠，而魏冊仍編，豈非流宕忘歸，迷而不悟者也？
【譯文】
當魏武帝順應時局，撥亂反正，掃蕩群雄的時候，鋒芒所向、戰火所及的只有二袁、劉表、呂布而已，至于鴿殺漢帝、死後被燃臍的董卓，只與漢皇有關，而與曹操無涉，但陳壽《三國志》卻把他放在列傳之首。漢代的董卓，猶如秦代的趙高，既然秦代中車府令趙高被誅的事不列入漢史，為什麼漢代太師斃命的事就載于《魏書》之中呢？再有減洪、陶謙、劉虞、公孫攢生于漢末，自相吞並，他們對于曹氏，不但原則上毫無共通之處，就是事情也是風馬牛不相及。漢史已有詳細記載，《三國志•魏志》中仍然編入，這不是放任而不知收束、執迷而不知覺悟嗎？
【原文】
亦有一代之史，上下相交，若已見它記，則無宜重述。故子嬰降沛，其詳取驗于《秦紀》；伯符死漢，其事斷入于《吳書》。沈錄金行，上羈劉主；魏刊水運，下列高王。唯蜀與齊各有國史，越次而載，孰曰枚宜？
【譯文】
也有的作為一代之史，涉及前後代交叉之事，如果已經見于其它史書，就不應重復敘述。所以秦子嬰投降沛公，詳情在《秦始皇本紀》中查驗；孫伯符死于漢代，其事于《三國志•吳書》中記載。沈約撰著《晉書》，卻上錄蜀漢之主，魏收編寫《魏書》，下列北齊之王，而蜀漢、北齊又各有自己的國史，沈、魏越過界限記載別代史事，誰能說這是恰當的呢？
【原文】
自五胡稱制，四海殊宅。江左既承正朔，斥彼魏胡，故氏、羌有錄，索虜成傳。魏本出于雜種，竊亦自號真君。其史黨附本朝，思欲凌駕前作，遂乃南籠典午，北吞諸偽，比于群盜，盡入傳中。但當有音元、明之時，中原秦、趙之代＠，元氏膜拜稽首，自同臣妾，而反列之于傳，何厚顏之甚邪！又張、李諸姓，據有涼、蜀，其于魏也，校年則前後不接，論地則參商有殊，何預魏氏而橫加編載？
【譯文】
自從五胡稱王，四海分裂。江南政權繼承了正統，排斥北魏、五胡，所以有記錄北方諸政權的《氏羌傳》、《索虜傳》。北魏本非華夏血統，也私下自稱“真君”。它的史書偏袒本朝，想要凌駕前代諸史，于是南面包容晉朝，北面籠括各個偽政權，把他們比作群盜，全部寫入潛偽類傳記之中。當晉代的元帝、明帝之時，中原的前後秦、前後趙之代，元魏正處于對他們頂禮膜拜，把自己當做臣妾的時候，卻反倒列之于正傳，何等厚顏無恥之極！再如張寵、李雄等政權，佔據涼州、蜀州，對于北魏來說，論年代則前後不相餃接，論地域如參商相隔太遠，與元魏有何相干，卻橫加編載？
【原文】
夫《尚書》者，七經之冠冕，百氏之襟袖。凡學者必先精此書，次覽群籍。譬夫行不由徑，非所聞焉。修國史者，若旁采異聞，用成博物，斯則可矣。如班書《地理志》，首全寫《禹貢》一篇。降為後書，持續前史。蓋以水濟水，床上施床，徒有其煩，竟無其用，豈非惑乎？昔春秋諸國，賦詩見意，《左氏》所載，唯錄章名。如地理為書，論自古風俗，至于夏世，宜雲《禹貢》已詳，何必重述古文，益其辭費也？
【譯文】
《尚書》，是七經之首要，百家之領袖，凡是為學的人必定先精通此書，然後才遍覽群籍。否則就像走路不從正路，這樣的事沒有听說過。修撰國史的人，如果旁采不同見聞，用以編撰博物志，這還是可以的。班固《漢書•地理志》開頭全抄《禹貢》一篇。作為後來的史書，是用來接續前代史書的，如果水里加水，床上加床，只會增加繁瑣，卻沒有什麼用處，這不是糊涂嗎？過去春秋各國，用賦詩來表達意思，《左傳）》己載這些事時，只錄下篇名。像作為記載地理的書志，論及自古以來的風俗，說到夏代時，應當說《禹貢》中已詳細記載即可，又何必重新復述古文，增加書中的累贅呢？
【原文】
若夷狄本系，種落所興，北貂起自淳維，南蠻出于梁瓤，高句麗以鱉橋獲濟，吐谷渾因馬斗徙居。諸如此說，求之歷代，何書不有們雨作之者曾不知前撰已著，後修宜輟，遂乃百世相傳，一字無改。蓋驕指在手，不加力于千鈞；附贅居身，非廣形于七尺。為史之體，有若于斯，苟濫引它事，豐其部峽，以此稱博，異乎吾黨所聞。
【譯文】
至于夷狄的起源，種族部落的興起，如北貂源于淳維，南蠻出自架狐，高句麗因鱉橋得以渡水，土谷渾為馬相斗而遷居。諸如此類的傳說，查考歷代，哪代史書沒有？而作史書的人不知道前人已寫，後人應該放棄。于是百世傳抄，一字不改。多長了一個指頭，不會使手上的力氣增加；多生了一個瘤子，不能讓人的形體變胖。修史的體例與此相似，如果濫引別的事情，以增加書的篇幅，因而號稱廣博，是我們所沒有听說過的。
【原文】
陸士衡有雲︰“雖有愛而必捐。”善哉斯言，可謂達作者之致矣。夫能明彼斷限，定其折中，歷選自古，唯蕭子顯近諸。然必謂都無其累，則吾未之許也。
【譯文】
陸士衡說過︰“雖有可愛之處也一定舍棄。”此話說得好啊，可說是說出寫書人的根本之點了。能夠懂得斷限，確定標準的，歷選自古以來史書，只有蕭子顯的《南齊書》比較接近。但如果說這方面的毛病一點都沒有了，則是我不完全贊同的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