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昔《尚書》記言，《春秋》記事，以日月為遠近，年世為前後，用使閱之者雁行魚貫，皎然可尋。至馬遷始錯綜成篇，區分類聚。班固踵武，仍加祖述。于其間則有統體不一，名目相違，朱紫以之混淆，冠履于焉顛倒，蓋可得而言者矣。
【譯文】
過去《尚書》記言，《春秋》記事，以日月的遠近、年代的先後為次序，因而使讀者只要依次閱讀，就會明白可尋。到了司馬遷才開始打亂次序，按類分合，綜合成篇。班固緊隨其後，仍然繼承這一方法。其間卻有一些體例不一，名目相違，因此而朱紫混淆、頭腳顛倒之處，是可以說一說的。
【原文】
尋子長之列傳也，其所編者唯人而已矣。至于龜策異物，不類肖形，而輒與黔首同科，俱謂之傳，不其怪乎？且龜策所記，全為志體，向若與八書齊列，而定以書名，庶幾物得其朋，同聲相應者矣。
【譯文】
考查司馬子長的列傳，所編入的只是人物而已。至于龜策，本是異物，與人不是一類，卻與人物編在同一類中，都稱為傳，豈不奇怪？而且《龜策傳》所記載的，全屬于志體，當時如果與八書並列，以“書”命名，或許就隸屬合理，呼應得當了。
【原文】
孟堅每一姓有傳，多附出余親。其事跡尤異者，則分入它部。故博陸、去病昆弟非復一篇，外戚、元後婦姑分為二錄。至如元王受封于楚，至孫戊而亡。案其行事，所載甚寡，而能獨載一卷者，實由向、散之助耳。但交封漢始，地啟列藩；向居劉末，職才卿士。昭穆既疏，家國又別。適使分楚王子孫于高、惠之世，與荊、代並編；析劉向父子于元、成之間，與王、京共列。方于諸傳，不亦類乎？
【譯文】
班孟堅的《漢書》常常是一人有傳，大多附出其親屬，事跡特別突出的，就分到其他傳里。所以霍去病、博陸侯，兄弟不在一篇；《外戚傳》、《元後傳》，婆媳分成二傳。至于像楚元王劉交，受封于楚國，到他的孫子劉戊，封國亡絕，考察他們的事跡，所記載
的甚少，卻能單獨列為一卷，其實是因為劉向、劉欲的幫助。然而劉交受封在漢初，而且是有封國的諸侯王；劉向時處西漢之末，職位不過卿士，輩份已遠，爵位不同。假使把楚王及其子孫分出，作為高帝、惠帝時人物，與荊王劉賈、代王劉仲編在一起；把劉向父子分出，作為元帝、成帝間人物，與王式、京房列在一道，與其他各傳相比，不是類似了嗎？
【原文】
又自古王室雖微，天命未改，故台名逃責，尚曰周王；君未系頸，且雲秦國。況神璽在握，火德猶存，而居攝建年，不編《平紀》之末；孺子主祭，咸書《莽傳》之中。遂令漢余數歲，湮沒無睹，求之正朔，不亦厚誣？
【譯文】
再有，自古王室雖然衰微，但是天命未改，所以周報王躲入“逃債台”，還稱周王；公子嬰未系頸投降，仍稱秦國。何況玉璽在握，漢代未亡，而居攝年間之事，不編入《平帝紀》之後，孺子嬰繼承帝位之事，全寫入《王莽傳》中，于是讓西僅末的數年湮沒無聞。按正朔來要求，豈不太為荒謬？
【原文】
當漢氏之中興也，更始升壇改元，寒暑三易。世祖稱臣北面，誠節不虧。既而兵敗長安，柞歸高邑，兄亡弟及，歷數相承。作者乃抑聖公于傳內，登文叔于紀首，事等躋禧，位先不窗。夫《東觀》秉筆，容或滔于當日子，後來所修，理當刊革者也。
【譯文】
漢代中興的時候，更始帝登基改元，歷三個寒暑，世祖光武帝北面稱臣，未曾欠缺為臣的禮節。以後劉玄兵敗長安，帝位歸了劉秀。哥哥失去帝位，弟弟繼承，紀元歷法相承襲，作者卻將劉聖公貶抑在列傳之內，把劉文叔編列為本紀之首，就如同祭祀時升嘻公在閡公之上，文王在不窗之前。當時史館中的執筆者或許餡媚本朝，而後來修前代史的，理當進行改革糾正。
【原文】
蓋逐兔爭捷，瞻烏靡定，群雄潛盜，為我驅除。是以史傳所分，真偽有別，陳勝、項籍見編毛高祖之後，魄囂、孫述不列于光武之前。而陳壽《蜀書》首標二牧，次列先主，以繼焉、璋。豈以蜀是偽朝，遂乃不遵恆例。但鵬、鸚一也，何大小之異哉？
【譯文】
當天下紛爭，鹿死誰手，鳥落誰家，政權未定之時，群雄私自稱王，排斥異己。所以史傳在處理真偽時要有所區別，陳勝、項籍被編在高祖之後，魄囂、公孫述不列于光武之前。而陳壽《三國志•蜀書》卻首先編列益州二牧，然後才列先主劉備，以他接續劉焉、劉璋。難道因為蜀國不是正統朝代，于是就不遵照常規？但鵬鳥、鵲雀都是鳥，為什麼大鳥和小鳥就要不一樣對待呢？
【原文】
《春秋》嗣子諒閻，未逾年而廢者，既不成君，故不別加篇目。是以魯公十二，惡、視不預其流。及秦之子嬰，漢之昌邑，咸亦因胡亥而得記，附孝昭而獲聞。而吳均《齊春秋》乃以郁林為紀，事不師古，何滋章之甚與！
【譯文】
《春秋》中各國繼位者守喪未滿一年而被廢的，既然不能稱為國君，所以不另外為他們增加篇目。正因如此，魯國十二公，惡、視不在其中。秦代的公子嬰因為秦二世胡亥而得到記載；漢代的昌邑王因為附在《昭帝紀》後使人得以知曉。然而吳均《齊春秋》卻以郁林王列入本紀，行事不遵從古人，是何等自作主張？
【原文】
觀梁、唐二朝，撰《齊》、《隋》兩史，東昏猶在，而速列和年；場帝未終，而已編恭紀。原其意旨，豈不以和為梁主所立，恭乃唐氏所承，所以黝永元而尊中興，顯義寧而隱大業。苟欲取悅當代，遂乃輕侮前朝。行之一時，庶葉權道；播之千載，寧為格言︰
【譯文】
看梁、唐二代撰修的《齊書》、《隋書》二史，東昏侯尚在，就以和帝年號記事；隋場帝未終，事情就已編入恭帝本紀。推測他們的用意，難道不就是因為和帝是梁主所擁立，恭帝為唐代所承襲，所以就貶默永元年號而尊崇中興年號，推崇義寧年號而貶黝大業年號嗎？想要獲得當朝的歡心，于是就輕忽前朝。通行于一時，或許符合暫時的要求，要流傳干載，豈是公正的說法？
【原文】
尋夫本紀所書，資傳乃顯；表志異體，不必相涉。舊史以表志之峽介于紀傳之間，降及蔚宗，肇加厘革，沈、魏繼作，相與因循。既而子顯《齊書》、穎達《隋史》，不依範例，重遵班法。蓋擇善而行，何有遠近；聞義不徙，是吾憂也。
【譯文】
本紀所寫的事情，藉助于列傳才能清楚。表、志和它們體例不同，不必互相牽涉。過去的史書將表志的篇幅插在紀和傳之間，到了範蔚宗，開始進行革新。接著沈約、魏收因襲了範氏。然後蕭子顯《齊書》、孔穎達《隋書》不依照範氏體例，重新遵照班固方法。擇善而從，何必區分年代遠近，知道有正確的也不跟從，這是我所憂慮的啊！
【原文】
若乃先黃、老而後《六經》，後外戚而先夷狄；老子與韓非並列，賈詡將荀或同編；孫弘傳贊，宜居武、宣《紀》末；宗廟迭毀，枉入《玄成傳》終。如斯外謬，不可勝紀。今略其尤甚者耳，故不復一二而詳之。
【譯文】
至于說重視黃、老而輕抑《六經》；外戚在後而夷狄在前；老子和韓非並列；賈詡與荀或合傳，公孫弘傳贊，應當放置于武帝、宣帝本紀之末；宗廟累次罷毀的奏令詔議，錯誤地收入《玄成傳》之末，這一類的錯亂謬誤，記不勝記。這里只略舉其特別突出的罷了，所以不再一一地詳細列舉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