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夫觀乎人文，以化成天下；觀乎國風，以察興亡。是知文之為用，遠矣大矣。若乃宣、禧善政，其美載于周詩；懷、襄不道，其惡存乎楚賦。讀者不以吉甫、奚斯為餡，屈平、宋玉為謗者，何也？蓋不虛美，不隱惡故也。是則文之將史，其流一焉，固可以方駕南、董，俱稱良直者矣。
【譯文】
考察風俗文化的記載，可以據以教化天下；考察采集到的民歌，可以據以了解國家興亡的跡象。由此可知詩文的作用，夠深遠的了，夠巨大的了。至于周宣王、魯嘻公政績很好，對他們的贊美載于周詩；楚懷王、楚襄王昏庸無道，對他們的譴責載于楚賦，讀周詩的人並不認為尹吉甫、奚斯餡媚，讀楚賦的人也不認為屈原、宋玉誹謗，為什麼呢？原來是因為他們並沒有夸大君王的好處，也沒有隱藏君王的壞處。這就是說，文章和史著，它們的性質是一致的，當然他們也就可以和南史、董狐並駕齊驅，都可稱得上“良文直筆”了。
【原文】
愛泊中葉，文體大變，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，飾辭者務以淫麗為宗。譬如女工之有綺殿，音樂之有鄭、衛。蓋語曰︰不作無益害有益。至如史氏所書，固當以正為主。是以虞帝思理，夏後失御，《尚書》載其元首、禽荒之歌；鄭莊至孝，晉獻不明，《春秋》錄其大隧、狐裘之什。其理說而切，其文簡而要，足以懲惡勸善，觀風察俗者矣。若馬卿之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，揚雄之《甘泉》、《羽獵》，班固《兩都》，馬融《廣成》，喻過其體，詞沒其義，繁華而失實，流宕而忘返，無裨勸獎，有長奸詐，而前後《史》、《漢》皆書諸列傳，不其謬乎！
【譯文】
到了中期，文章體例起了很大變化，講說道理的大多以荒誕不經為依據，修飾文辭的務必以綺麗淫靡為追求。就像織物中的花樣別出的細續輕紗，音樂中的放蕩輕浮的鄭、衛之音。古人說︰“不做無益的事而妨害有益的東西。”編史者所寫下的，當然應當以雅正為主。所以虞舜渴望天下大治，夏代喪失統治地位，《尚書》中就記載了關于他們的“元首之歌”和“禽荒之歌”；鄭莊公孝順，晉獻公昏庸，《春秋》中就記錄了有關他們的“大隧之詩”和“狐裘之詩”，表現的道理正直而懇切，使用的文字簡明而扼要，足以懲戒惡人，勸勉好人，考察風俗，了解民情兀。至于如司馬相如的《子虛》、《上林》賦，揚雄的《甘泉》、《羽獵》賦，班固的《兩都賦》，馬融的《廣成賦》，比喻超過了內容，詞藻淹沒了主題，繁華而不合事實，游離而不知所歸，無益于勸勉獎掖，有助于滋長奸詐，而前、後《漢書》卻都把它們記在列傳中，不是很錯誤的嗎？
【原文】
且漢代詞賦，雖雲虛矯，自余它文，大抵猶實。至于魏、晉已下，則訛謬雷同。榷而論之，其失有五︰一曰虛設，二曰厚顏，三曰假手，四曰自決，五曰一概。
【譯文】
再說漢代的辭賦雖說空虛做作，但其他的文章大致還是實在的。而到了魏、晉以後，就錯訛謬誤，相互雷同了。概括起來，其失誤有五種︰一叫虛有其文，三叫厚顏無恥，三叫借人之手，四叫自相矛盾，五叫一概而論。•
【原文】
何者？昔大道為公，以能而授，故堯咨爾舜，舜以命禹。自曹、馬已降，其取之也則不然。若乃上出禪書，下陳讓表，其間勸進殷勤，敦諭重沓，跡實同于莽、卓，言乃類于虞、夏。且始自納陛泣，迄于登壇。彤弓盧矢值，新君膺九命之錫獲；白馬侯服，舊主蒙三烙之禮茲。徒有其文，竟無其事。此所謂虛設也。
【譯文】
為什麼這麼說呢？古時候天下為公，交給有能力的人治理，所以堯傳授給舜，舜傳授給禹。自從魏晉以後，取得帝位就不是這樣了。至于皇帝發布禪位的詔書，受禪人陳上辭讓的表章，這中間有眾臣的反復勸說登基，有皇帝的再三敦促曉諭。所做的事其實與王莽、董卓一樣，所說的話卻和虞舜、夏禹相似。而且從納陛開始，到登壇受命，新君受彤弓盧矢之類九種物件之賜，舊帝受到如夏禹、商湯的後代所受到的禮遇，空有這類的虛假文章，卻沒有相應的事實。這就叫做“虛有其文”。
【原文】
古者兩軍為敵，二國爭雄，自相稱述，言無所隱。何者？國之得喪，如日月之蝕焉，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。逮于近古則不然。曹公嘆蜀主之英略，曰“劉備吾侍”；周帝美齊宣之強盛，雲“高歡不死”；或移都以避其鋒，或靳冰以防其渡。及其申浩誓，降移檄，便稱其智昏寂麥，識昧玄黃，列宅建都，若鶴鶉之巢葦；臨戎賈勇，猶蝗螂之拒轍。此所謂厚顏也。
【譯文】
古代兩軍對敵，兩國爭雄，自己對自己的稱述，毫無隱瞞。為什麼？因為一國的得失如同日月蝕那樣有目共睹，不是虛假掩飾的言詞所能遮掩得了的。到了近古就不是這樣了。以至于像曹操感嘆蜀主劉備的英明才略，說“劉備是我同類。”周文帝宇文泰贊齊文宣帝高洋，說︰“高歡還沒有死。”前者商量著要遷都以躲避對方的鋒芒，後者要鑿破黃河的冰以阻止對方的襲擊。等到下達告示，發布檄文的時候，就稱對方頭腦昏饋，分不清豆子和麥子；見識淺陋，辨不明黃色和黑色。人家立國建都，說人家如同鵝鶉把巢穴建在蘆葦苔草之上；人家臨敵奮勇，說人家就像蝗螂怒而舉起手臂阻擋大車。這就叫做“厚顏無恥”。
【原文】
古者國有詔命，皆人主所為，故漢光武時，第五倫為督鑄錢椽，見詔書而嘆曰︰“此聖主也，一見決矣。”至于近古則不然。凡有詔救，皆責成群下，但使朝多文士，國富辭人，肆其筆端，何事不錄。是以每發璽浩，下綸言，申惻隱之握恩，敘憂勤之至意。其君雖有反道敗德，唯頑與暴。觀其政令，則辛、癸不如；讀其詔浩，則勛、華再出。此所謂假手也。
【譯文】
古代國家發布詔浩命令，都是君主親手所作。所以漢光武帝時，第五倫當督鑄錢椽沉到皇帝的詔書就感嘆說︰“這是聖主啊！一見這詔書就知道了。”到了近古就不是這樣了，凡是需要發布詔書救令的時候，都是責成下面的群臣起草。只要朝廷之上，國家之內，文人墨客多多，放開筆墨，什麼寫不出來？所以皇帝只要下詔書，發浩令，申說王朝表示同情憐憫的恩澤，敘述帝王為國憂慮操勞的心意，雖然這個君主悖離常道，德行敗壞，凶頑殘暴，看他所行的政令，連商封、夏梁都不如。但讀他的詔書浩令卻仿佛是堯、舜再世。這就叫做“借人之手”。
【原文】
蓋天子無戲言，苟言之有失，則取尤天下。故漢光武謂龐萌“可以托六尺之孤”，及聞其叛也，乃謝百官曰︰諸君得無笑聯乎？是知褒貶之言，哲王所慎。至于近古則不然。凡百具寮，王公卿士，始有褒崇，則謂其 璋特達，善無可加；旋有貶黝，則比諸斗臂下才，罪不容責。夫同為一士之行，同取一君之言，愚智生于倏忽，是非變于俄頃，帝心不一，皇鑒無恆。此所謂自決也。
【譯文】
天子沒有開玩笑的話，假如說的話有失誤，就要受到天下人的指責。所以漢光武帝說過︰“龐萌，可以將幼小的孤兒托付給他。”等到听說他叛變了，就向百官認錯說︰“各位是不是會笑我呢？”可知有關褒揚和貶斥的話，是聰明的君主慎之又慎的。到了近古就不是這樣了。各級官吏，王公大臣，起初有所褒獎尊崇的時候，就說他像圭璋那樣品德出眾，好得不能再好。如果緊接著又受到貶黝，又當他是小人一樣卑瑣下賤，壞得不能再壞。同是一個人的行為，同是一個君主的話，上智下愚，是非好壞，在一瞬間就變了。皇帝的心思不一致，評價不確定。這就叫做“自相矛盾”。
【原文】
夫國有否泰，世有污隆，作者形言，本無定準。故觀椅與之頌，而驗有殷方興；睹《魚藻》之刺，而知宗周將隕。至于近代則不然。夫談主上之聖明，則君盡三、五；述宰相之英偉，則人皆二八。國止方隅，而言並吞六合；福不盈毗，而稱感致百靈。雖人事屢改，而文理無易，故善之與惡，其說不殊，欲令觀者，疇為準的？此所謂一概也。
【譯文】
國運有逆順，世道有興衰，寫作的人在語言上表現出來，隨時而變，本來沒有一定之規。所以讀“猜軟”的頌詩，就可證實殷商當時正處于興盛時期；看諷刺之詩《魚藻》，就知道周代即將滅亡。到了近古就不是這樣了。談到主上神聖英明，那麼就所有的帝王都是三皇、五帝；說起宰相才智杰出，就所有的大臣都是八元、八愷。國家只是角落里的小國，卻說“並吞了整個宇宙”；福份只有那麼一丁點，卻號稱感動了千百神靈。雖然人事時代屢屢變更，而文章中的說法沒有變化，所以好壞善惡，說法一樣，要讓讀者以誰作為依歸？這就叫做“一概而論”。
【原文】
于是考茲五失，以尋文義，雖事皆形似，而言必憑虛。夫鏤冰為璧，不可得而用也；畫地為餅，不可得而食也。是以行之于世，則上下相蒙；傳之于後，則示人不信。而世之作者，恆不之察，聚彼虛說，編而次之，創自起居，成于國史，連章疏錄，一字無廢，非復史書，更成文集。
【譯文】
這里考察這五種失誤，以之衡量文章，雖然事情外表看起來相似，所用言辭卻不符合事實。以冰雕鏤的玉璧，不能使用；在地上畫出來的餅，不能充饑。所以它們在世上流傳，就會使上下相互蒙騙；流傳到後代，就會給人留下不誠實的範例。但世上的撰史者，長期不能察覺這一點，把這些虛假的文詞收集起來，加以編排，從起居注開始，直到編成國史，整章整篇地錄入，一個字也不刪，簡直不是史書，而是文集。
【原文】
若乃歷選眾作，求其穢累，王沈、魚豢，是其甚焉；裴子野、何之元，抑其次也。陳壽、干寶，頗從簡約，猶時載浮訛，未盡機要。唯王韻撰《齊》、《隋》二史，其所取也，文皆諳實，理多可信，至于悠悠飾詞，皆不之取。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，捐華扳實之義也。
【譯文】
如果在眾多的史書中選取污雜累贅的，王沈、魚豢是其中最為特出的，裴子野、何之元大概是其次，陳壽、干寶頗為簡約，但仍常常載有浮泛訛謬的文章，未能完全做到精要。只有王助所撰《齊志》、《隋書》二種史書，所取的文章，文字符合實際，道理大多可信。至于無根游談、文飾之辭，全都不取，這確實符合去掉邪僻，遵從正道，捐棄浮華，只取真實的原則。
【原文】
蓋山有木，工則度之。況舉世文章，豈無其選，但苦作者書之不讀耳。
至如詩有韋孟《諷諫》，賦有趙壹《嫉邪》，篇則賈誼《過秦》，論則班彪《王命》，張華述篇于女史，張載題銘于劍閣，諸葛表主以出師真，王爬書字以誡子以，劉向、谷永之上疏元，晃錯、李固之對策，荀伯子之彈文時，山巨源之啟事犯，此皆言成軌則，為世龜鏡。求諸歷代，往往而有。苟書之竹帛，持以不刊，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，其事可與《五經》齊列。古猶今也，何遠近之有哉？
【譯文】
山里只要有木材，工匠就來丈量它，何況滿世界文章無數，難道沒有可選的？只是遺憾作者不去讀書罷了。比如詩有韋孟的《諷諫》，賦有趙壹的《疾邪》，文章有賈誼的《過秦論》，論有班彪的《王命論》，哉有張華的《女史篇》，銘有張載的《劍閣銘》，表有諸葛亮的《出師表》，書信有王狽的《誡子書》，劉向、谷永的奏疏，晃錯、李固的策對，荀伯子的彈勸奏章，山巨源的薦舉啟事等等，這些都是能成為準則的言論，可為世人借鑒。這一類的文章，歷代比比皆是，假如把它們載入史書，作為規範，那麼文字可以和三代相似，事跡可以和《五經》並列。古代的事和今天的事一樣，又有什麼遠近之分呢？
【原文】
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別是非，申黝陸，而賊臣逆子懼。凡今之為史而載文也，苟能撥浮華，采貞實，亦可使夫雕蟲小技者，聞義而知徙矣。此乃禁淫之堤防，持雅之管轄，凡為載削者，可不務乎？
【譯文】
當年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分辨是非，申張褒貶，而使賊臣、逆子恐懼。凡是今天編著史書而在書中記載當時人文章的，假如能撥開浮華的東西而采錄真實，也就可以使那些從事文章辭賦之類雕蟲小技的人，听到了大道理就能追隨了。這是禁阻淫麗之風的堤防，堅持雅正之道的關鍵，凡是從事史書編撰的人，能不注意嗎？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