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昔《詩》、《書》既成，而毛、孔立《傳》。傳之時義，以訓話為主，亦猶《春秋》之傳，配經而行也。降及中古，始名傳曰注。蓋傳者轉也，轉授于無窮；注者流也，流通而靡絕。惟此二名，其歸一撰。如韓、戴、服、鄭，鑽仰《六經》，裴、李、應、晉，訓解三史，開導後學，發明先義，古今傳授，是日儒宗。
【譯文】
過去《詩》、《尚書》寫成後，毛公、孔安國分別為其作傳，傳在當時的含義，是以訓話為主。正像《春秋》的傳，是配合經文而流行于世的。到了中古，才開始為傳取名為“注”。大概“傳”的意思就是轉，輾轉不絕地傳授下去；“注”的意思就是流，沒有阻礙地流行下去。就是說，這兩個名稱，宗旨是一致的。如韓嬰、大小戴、服虔、鄭玄，鑽研注釋《六經》，裴胭、二李、應韻、晉灼，訓解《史記》、《東觀漢紀》、《漢書》三史，開導後來的學習者，闡明先人的涵義，古今遞相傳授，這就是儒家一派。
【原文】
既而史傳小書，人物雜記，若摯虞之《三輔決錄》貯，陳壽之《季漢輔臣》，周處之《陽羨風土》，常豫之《華陽士女》，文言美辭列于章句，委曲敘事存于細書。此之注釋，異夫儒士者矣。
【譯文】
接著有不入大道的歷史傳記，人物雜記的注釋，如摯虞注《三輔決錄》、陳壽注《季漢輔臣贊》、周處《陽羨風土記》自注、常瓊《華陽士女》自注，即既將文飾的語言和美麗的詞藻作為正文，又將詳細敘述事情經過的內容作為注釋。這種注釋，和儒家一派就不同了。
【原文】
次有好事之子，思廣異聞，而才短力微，不能自達，庶憑驥尾，千里絕群，遂乃掇眾史之異辭，補前書之所閩。若裴松之《三國志》，陸澄、劉昭《兩漢書》＠，劉彤《晉紀》，劉孝標《世說》之類是也。
【譯文】
後來有好事的人，想要增加新奇的學說，但才力短淺，自己無法達到這一目的，希望憑借前人的偉大，而遠遠超出眾人，于是就檢拾眾史書的不同說法，補充前人書中的缺漏。如裴松之的《三國志》注、陸澄的《漢書》注、劉昭的《後漢書》注、劉彤的《晉紀》注、劉孝標的《世說》注一類就是這樣。
【原文】
亦有躬為史臣，手自刊補，雖志存該博，而才網倫敘，除煩則意有所吝，異載則言有所妨，遂乃定彼棒楷，列為子注。若蕭大圓《淮海亂離志》，羊街之《洛陽伽藍記》，宋孝王《關東風俗傳》，王韻《齊志》之類是也。
【譯文】
也有人自己是史臣，親手刊補史書，雖然存有博學多識的志向，但缺乏條理次序的才能，要去除煩雜的部分，感情上又舍不得；要全部記載，說法上又有所矛盾，于是就把那些叢雜的東西，列為小注。如蕭大圓的《淮海亂離志》、羊街之的《洛陽伽藍記》、宋孝王的《關東風俗傳》、王韻的《齊志》一類就是這樣。
【原文】
榷其得失，求其利害，少期集注《國志》，以廣承柞所遺，而喜聚異同，不加刊定，您其擊難，坐長煩蕪。觀其書成表獻，自比蜜蜂兼采，但甘苦不分，難以味同萍實者矣。陸澄所注班史，多引司馬遷之書，若此缺一言，彼增半句，皆采摘成注，標為異說，有昏耳目，難為披覽。竊惟範嘩之刪《後漢》也，簡而且周，疏而不漏，蓋雲備矣。而劉昭采其所捐，以為補注，言盡非要，事皆不急。譬夫人有吐果之核，棄藥之滓，而愚者乃重加裙拾，潔以登薦，持此為工，多見其無識也。孝標善于攻繆，博而且精，固以察及泉魚，辨窮河永。磋乎！以峻之才識，足堪遠大，而不能探嘖彪、嬌，綱羅班、馬，方復留情于委巷小說，銳思于流俗短書。可謂勞而無功，費而無當者矣。
【譯文】
如果商討它們的得失，探究它們利弊。那麼裴少期集注《三國志》，以擴充陳承作所遺漏的東西，卻喜歡聚集各種不同的說法而不加以訂正，任其相互矛盾，繁冗蕪雜。看他書編成後獻給朝廷的表狀中，自比如蜜蜂釀蜜，兼采百花。其實是甘苦不分，難以具備萍實那種甘甜如蜜的味道。陸澄所注的班固《漢書》，大多是引用司馬遷的《史記》，至于像這本書缺一句，那本書增半句，都采集摘錄成注，標舉為不同說法。攪亂人的視听，使人難以翻閱。我認為範嘩刪編《後漢書》，大概可以說是具備了簡潔而又周詳，疏略而無遺漏的特點。而劉昭搜集他所捐棄的東西，作為補注，都是些不重要的話，不要緊的事。就像有人吐出的果核，丟棄的藥渣，而愚蠢的人重新把它們檢起來，弄干淨進獻給人，把這當做精密，其實是更表明他缺乏見識。劉孝標善于糾正謬誤，博學而且精專，己經達到可以觀察淵中之魚，辨析“三采”、“己亥”了，可嘆啊！以他的才力學識，足可以做出更大的事業，可他卻不能去探索班彪、牛嬌的隱幽，網羅班固、司馬遷的遺逸，反而鐘情于流傳在街巷里的瑣屑淺薄的言論，專心致志于流俗的叢雜小書，可稱做勞而無功，費而無當的了。
【原文】
自茲已降，其失逾甚。若蕭、楊之瑣雜，王、宋之鄙碎，言殊揀金，事比雞肋，異體同病，焉可勝言。大抵撰史加注者，或因人成事，或自我作故，記錄無限，規檢不存，難以成一家之格言，千載之楷則。凡諸作者，可不詳之？
【譯文】
自此以後，這方面的失誤愈來愈厲害。如蕭大圈、楊街之的瑣細蕪雜，王韻、宋孝王的粗鄙零碎，所用的語言，不能做到沙里淘金；所記錄的事情，就像食之無物的雞肋，他們體例雖然不同，毛病卻是一樣，哪里能說得盡。一般撰史加注的人，或是依賴他人之書而成注，或是別出心裁自立新例，記載無所限制，沒有規矩體例，難以成為堪為模式的一家之言，千載效仿的典範。所有的史書作者，能不審慎？
【原文】
至若鄭玄、王肅，述《五經》而各異，何休、馬融，論《三傳》而競爽，欲加商榷，其流實繁。斯則義涉儒家，言非史氏，今並不書于此焉。
【譯文】
至于鄭玄、王肅，闡述五經而各不相同；何休、馬融，講論《春秋》三傳而相互矛盾，要加以商討，他們的流派分支實在太多。這就涉及到儒家一派，而不是歷史學的事，今天在這里就不寫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