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蓋聞三王各異禮，五帝不同樂，故傳稱因俗，《易》貴隨時。況史書者，記事之言耳。夫事有貿遷，而言無變革，此所謂膠柱而調瑟，刻船以求劍也。
【譯文】
听說三王的禮制各異，五帝的樂制不同。所以史傳中說要根據當時當地的風俗，《易》中認為貴在隨時間的變化而改變，何況作為史書，是記載事情的，事情有了變化，而語言卻沒有變革，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膠柱鼓瑟，刻舟求劍了。
【原文】
古者諸侯曰芫，卿大夫曰卒。故《左氏傳》稱楚鄧曼曰︰“王莞于行，國之福也。”又鄭子產曰︰文、襄之伯，君莞，大夫吊。即其證也。案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實用斯義。而諸國皆卒，魯獨稱亮者，此略外別內之旨也。馬遷《史記》西伯已下，與諸列國王侯，凡有芫者，同加卒稱，此豈略外別內邪？何貶亮而書卒也？
【譯文】
古代諸侯死稱莞，卿大夫死稱卒。所以《左傳》中記載楚武王夫人鄧曼說︰“王亮于路上，是國家的福份。”還有鄭國子產說︰“晉文公、晉襄公為霸主時，君主亮，大夫吊唁。”就是例證。考察孔夫子修《春秋》，其實就用這個原則。但各國君主死都稱卒，只有魯國國君死才稱蓖，這是尊重自己國君，以與其他諸侯國相區別的意思。司馬遷《史記》中，周文王以下，以至各諸侯國的王侯，所有死都以卒稱呼，這難道也是要把其他各國國君和自己的國君相區別嗎？為什麼要貶低他們，不寫斃而寫卒呢？
【原文】
蓋著魯史者，不謂其邦為魯國；撰周書者，不呼其上曰周王。如《史記》者，事總古今，勢無主客，故言及漢祖，多為漢王，斯亦未為累也。班氏既分裂《史記》，定名《漢書》，至于述高祖為公、王之時，皆不除“沛”、“漢”之字。凡有異方降款者，以“歸漢”為文。肇自班《書》，首為此失；迄于仲豫，仍踵厥非。積習相傳，曾無先覺者矣。
【譯文】
原來編撰魯史的人，不稱自己的國為魯國；編撰周書的人，不稱自己的君主為周王。像《史記》，事件包括古今，沒有主客之分的情況，所以說到漢高祖，多稱為漢王，也就不能算是毛病。班固既然已經分出《史記》中的漢代部分，定名為《漢書》，在敘述高祖為沛公、為漢王的時候，都不去掉“沛”字、“漢”字。凡是有外國投降歸附的，都寫成“歸漢”。班固《漢書》開始首先出現這種失誤，一直到荀悅，仍在沿襲這一錯誤。真是積習難改，沒有能夠首先覺悟的人了。
【原文】
又《史記•陳涉世家》，稱其子孫至今血食。《漢書》復有《涉傳》，乃具載遷文。案遷之言“今”，實孝武之世也；固之言“今”，當孝明之世也。事出百年，語同一理。即如是，豈陳氏苗裔柞流東京者乎？斯必不然。《漢書》又雲︰嚴君平既卒，蜀人至今稱之。皇甫謐全錄斯語，載于《高士傳》。夫孟堅、士安，年代懸隔，“至今”之說，豈可同雲？夫班之習馬，其非既如彼；謐之承固，其失又如此。迷而不悟，奚其甚乎！
【譯文】
還有，《史記•陳涉世家》說陳涉的子孫至今還享有崇高的地位口《漢書》又有《陳涉傳》，就完全抄錄司馬遷的文字口考察司馬遷說這話的時候，正是漢孝武帝的時候，而班固稱“今”，卻是漢孝明帝的時候。時間過去百年之久，話卻還是同一句。即使陳氏後代在明帝時還有崇高地位，難道他們遷移到了東京洛陽了嗎？一定不是這樣。《漢書》又說︰嚴君平死後，蜀人至今稱頌他。皇甫謐完全照抄這句話，載在《高士傳》里。班孟堅和皇甫士安年代相隔久遠，“至今”的用語，怎麼能同樣使用？班固沿襲司馬遷，其錯誤已經是那樣的了，皇甫謐承襲班固，又出現如此的失誤。迷誤而不知覺悟，是何等地嚴重啊！
【原文】
何法盛《中興書•劉魄錄》，稱其議獄事具《刑法志》，依檢志內，了無其說。既而減氏《晉書》、梁朝《通史》，于大連之傳，並有斯言•，志亦無文，傳仍虛述。此又不精之咎，同于玄晏也岔。
【譯文】
何法盛的《中興書•劉魄錄》說劉魄論述刑獄的事詳載于《刑法說》，按他的話查檢《刑法說》，里邊根本沒有。其後減榮緒編《晉書》、梁朝修《通史》，在《劉魄傳》里都有這句話，《志》里也沒有所說的內容，卻在《傳》內說空話。這又是不精細的過錯，和皇甫謐一樣了。
【原文】
尋班、馬之為列傳，皆具編其人姓名，如行狀吮相似者，則共歸一稱，若《刺客》、《日者》、《儒林》、《循吏》是也。範嘩既移題目于傳首，列姓名于卷中，而猶于列傳之下，注為列女、高隱等目。苟姓名既書，題目又顯，是則鄧禹、寇詢之首，當署為公輔者矣；岑彭、吳漢之前，當標為將帥者矣。觸類而長，實繁其徒，何止《列女》、《孝子》、《高隱》、《獨行》而已。
【譯文】
考察班固、司馬遷編撰《列傳》，都列出傳主的完整姓名。如果事跡特別相似的，就共同合用一個稱呼，如《刺客》、《日者》、《儒林》、《循吏》等。範嘩已經把題目移到傳文前面，傳文中也列了姓名，卻還在列傳底下，注為《列女》、《高隱》等題目。假如又要寫出姓名，又要寫出題目，那麼鄧禹、寇詢傳的前面，應當署為之臼台《公輔》了；岑彭、吳漢傳的前面應當署為《將者》了。依此類推，實在會生出很多類來，何止《列女》、《孝子》、《高隱》、《獨行》等幾種呢？
【原文】
魏收著書，標榜南國，桓、劉諸族，咸曰“島夷”。是則自江而東，盡為卉服之地。至于劉爬、沈文秀等傳，敘其爵里，則不異諸華。劉批等傳皆雲︰丹徒縣人也。沈文秀等傳則雲︰吳興武康人。豈有君臣共國，父子同姓，闔間、季札，便致土風之殊；孫策、虞翻，乃成夷夏之隔。求諸往例，所未聞也。
【譯文】
魏收著書，為南朝國家標目，對桓溫、劉裕等政權，統統稱作“島夷”。這樣一來，大江以南就全成了蠻荒之地了。至于劉褪、沈文秀等人的傳，記敘他們的籍貫時，則和華夏人一樣（劉裕等人的傳都稱是丹徒楚人，而沈文秀等人的傳則稱是吳興武康人），哪有同屬一國的君臣，同一姓氏的父子，如同闔間、季札一樣的叔佷，就導致了國籍的差異；孫策、虞翻之類的君臣，就造成了夷夏的區別？考查歷代，從未听說過先例。
【原文】
當晉宅江、淮，實膺正朔，嫉彼群雄，稱為潛盜。故阮氏《七錄》，以田、範、裴、段諸記，劉、石、符、姚等書，別創一名，題為“偽史”。及隋氏受命，海內為家，國靡愛憎，人無彼我，而世有撰《隋書•經籍志》者，其流別群書，還依阮《錄》。案國之有偽，其來尚矣。如杜宇作帝，勾踐稱王，孫權建鼎峙之業，蕭譽為附庸之主，而揚雄撰《蜀紀》，子貢著《越絕》，虞裁《江表傳》，蔡述《後梁史》。考斯眾作，咸是偽書，自可類聚相從，合成一部，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？
【譯文】
當東晉在江淮建立政權的時候，實際繼承了正統，嫉恨群雄，把他們稱為“潛盜”，所以阮孝緒《七錄》把田融、範亨、裴景仁、段龜龍撰寫的史書以及其它有關文悵前趙、石氏後趙、符氏前秦、姚氏後秦等十六國政權的史書，另外新創了一個名稱，叫做“偽史”。到隋代受天命而有天下，全國統一，國家沒有了愛憎之分，人民沒有了國家之別，但有人撰寫《隋書•經籍志》，為群書分類溯源，卻仍同以往的阮孝緒一樣。要說國家有“偽”的稱呼，來源已經很古了。如杜宇在蜀稱帝，勾踐在越稱王，孫權在江南建立三足鼎立的帝業，蕭誓在江陵成為附屬西魏的君王。因而揚雄撰寫《蜀紀》，子貢撰寫《越絕書》，虞溥編撰《江表傳》，蔡允恭撰述《後梁史》。考察這些書，都屬于偽國史，自然也應當按類歸在一起，合成一個部別，又何止只是東晉一朝十六家呢？
【原文】
夫王室將崩，霸圖雲構，必有忠臣義士，捐生殉節。若乃韋、耿謀誅曹武，欽、誕問罪馬文，而魏、晉史臣書之曰賊，此乃迫于當世，難以直言。至如荀濟、元瑾，蘭摧于孝靖之末，王謙、尉迥，玉折于宇文之季，而李刊齊史，顏述隋篇，時無逼畏，事須矯枉，而皆仍舊不改，謂數君為叛逆。書事如此，褒貶何施？
【譯文】
當王朝即將崩潰，割據爭霸蜂起的時候，一定會有忠臣義士，為保持節操而捐軀，至于像韋晃、耿紀圖謀起兵誅討曹操，文欽、諸葛誕興兵問罪司馬鰓，而魏晉史臣記載時稱他們為賊，這是由于受當世當權者所迫，難以直言。而如荀濟、元瑾，捐軀于北齊孝靜帝末年，王謙、尉遲迥殉節于北周末年，李延壽在《北史》的齊史部分，顏師古在《隋書》中記述這些事情的時候，不在當世，沒有逼迫，本應當矯正錯誤，而他們卻都照舊不改，稱他們幾位為叛逆。這樣記述史事，褒貶的原則體現在哪里？
【原文】
昔漢代有修奏記于其府者，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，既具錄他文，不知改易名姓，時人謂之曰︰“作奏雖工，宜去葛龔。”及邯鄲氏撰《笑林》，載之以為口實。磋乎！歷觀自古，此類尤多，其有宜去而不去者，豈直葛龔而已！何事于斯，獨致解頤之消也。凡為史者，苟能識事詳審，措辭精密，舉一隅以三隅反，告諸往而知諸來，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。
【譯文】
當年漢代有人在家里撰寫奏記，盜竊葛龔所作的奏文進奉皇帝，全部抄錄他的文字後，不知道改換成自己的姓名，當時人說他︰“作的奏文雖工，應當去掉葛龔”，到邯鄲淳編撰《笑林》，記載了這件事作為笑柄。可嘆啊，歷觀自古以來，這一類的事特別多，有應當去掉而沒有去掉的，又何止一個“葛龔”呢？為什麼只有這件事被用來作為引人發笑的譏諷呢？所有撰史的人假如都能審慎細致地分析事情，精密周到地措辭，舉一反三，告訴他這一些，就能知道另一些，這樣也許就不會犯大錯了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