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原文】
蓋樞機之發，榮辱之主，言之不文，行之不遠。則知飾詞專對，古之所重也。夫上古之世，人惟樸略，言語難曉，訓釋方通。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，考文則詞艱而義釋。若《尚書》載伊尹立訓，皋陶矢漠，《洛浩》、《康浩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泰誓》是也。周監二代，郁郁乎文。大夫、行人，尤重詞命。語微婉而多切，言流靡而不淫。若《春秋》載呂相絕秦，子產獻捷，減孫諫君納鼎，魏絳對戮揚干是也。戰國虎爭，弛說雲涌，人持弄丸之變，家挾飛鉗之術。劇談者以橘班為宗，利口者以寓言為主。若《史記》載甦秦合縱，張儀連衡，範唯反間以相秦，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。
【譯文】
言語一經發出，就會決定榮辱，言語沒有文采，就不會流傳久遠。可知修飾言辭以交際應答，是古人就重視的。上古的時候，人人都質樸簡略，當時的言語後人難以知曉，通過解釋才能明白。所以要探究道理，記事雖然簡單，含義卻很深刻；要考察文辭，言辭雖然艱澀，意義卻很明白。如《尚書）)i己載的伊尹的訓，皋陶的漠，以及《洛浩》、《康浩》、《牧誓》、《泰誓》等就是這樣。周代借鑒了夏、商二代，文化昌盛，大夫、行人等官，特別重視應對的詞令，語言委婉而貼切，言辭流暢華美而不過分。如《春秋》記載的呂相代表晉國和秦國斷絕關系的言辭，鄭國子產向晉國報告伐陳大捷之辭，減孫達諫勸魯君不要接納宋國賄賂的部大鼎的諫辭，晉國魏絳對晉侯解釋為什麼要殺揚干的僕人的說明等就是如此。戰國期間，龍爭虎斗，游說之風大起，人人都有舌辯之才，家家都有辯論之術。能言的把詭辯當根本，善辯的以寓言為依據。如《史記》記載的甦秦主張合縱，張儀游說連衡，範雌運用反間計成為秦國巫相，魯仲連排解糾紛而挽救了趙國等就是這樣。
【原文】
逮漢、魏已降，周、隋而往，世皆尚文，時無專對。運籌畫策，自具于章表。獻可替否，總歸于筆札。宰我、子貢之道不行，甦秦、張儀之業遂廢矣。假有忠言切諫，《答戲》、《解嘲》，其可稱者，若朱雲折檻以抗憤，張綱埋輪而獻直。秦必之酬吳客，王融之答虜使，此之小辯，曾何足雲。是以歷選載言，布諸方冊，自漢已下，無足觀焉。
【譯文】
到漢、魏以後，北周、隋代以前，舉世都崇尚文采，但卻不再需要專對的人才。運籌謀劃，出謀劃策，都寫到章表之中；提出正確主張以代替錯誤主張，全歸入文章。宰我、子貢所擅長的不再流行，甦秦、張儀的事業因此廢棄。假如有忠誠中肯的諫言，就成了如《答賓戲》、《解嘲》之類的文賦。其中有值得稱道的，如朱雲為了抗御漢成帝的憤怒，攀斷了欄桿；張綱為了奉獻自己的忠直之言，埋起了車輪。秦必酬對吳國使者，王融應答北魏使者。這一類的小小巧辯，哪里值得一說？所以歷代選取言論載入史書的，從漢代以後，就沒有值得一看的了。
【原文】
尋夫戰國已前，其言皆可諷詠。非但筆削所致，良由體質素美。何以核諸？至如“鶉責”、“鸚鴿’，，童豎之謠也。“山木”、“輔車”，時俗之諺也。“蟠腹棄甲”，城者之謳也。“原田是謀”，輿人之誦也。斯皆當詢鄙句，猶能溫潤若此，況乎束帶立朝之士，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？則知時人出言，史官入記，雖有討論潤色，終不失其梗概者也。
【譯文】
探討戰國以前，史書所記載的言語都可以吟詠朗誦，這不全是編寫時作了修改的結果，還與當時言語本身質樸優美很有關系。怎麼證明呢？至于如“鶉之責之”、“鸚之鴿之”，是兒童奴僕的歌謠；“山木”、“輔車”，是當時民間的諺語擴“蟠腹棄甲”，是築城民夫所唱；“原田是謀”，為普通眾人所誦。這些都是草野之人、低賤之人所誦所唱，尚且如此溫潤和婉，何況身著朝服立于朝堂之上的人，加上具備很廣博的古代的知識呢？因此可知，當時人說出話來，史官載入史書，雖然有所研究潤色，但沒有失去基本特色。
【原文】
夫三傳之說，既不習于《尚書》，兩漢之詞，又多違于《戰策》。足以驗氓俗之遞改，知歲時之不同。而後來作者，通無遠識。記其當世口語，罕能從實而書。方復追效昔人，示其稽古。是以好丘明者，則偏摸《左傳》；愛子長者，則全學史公。用使周、秦言辭，見于魏晉之代；楚漢應對，行乎宋齊之日。而偽修混沌，失彼天然。今古以之不純，真偽由其相亂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，而全作夫差滅亡之詞。雖言似《春秋》，而事殊乖越者矣。
【譯文】
《春秋》三《傳》的言語已經不承襲《尚書》，前後《漢書》的言詞又大多與《戰國策》不同，足以驗證民間風俗的遞相更改，知道時代風氣的變化不一。而後來的作者，一般沒有遠見，記載當時口語，很少能據實而書。又在仿效古人，表示他們研習了古代。所以愛好左丘明的，就偏于摹仿《左傳》；愛好司馬遷的則全學《史記》，因而使周代、秦代的言詞出現于魏晉之時；楚漢時的應答之語，流行于宋齊之代。故意摹仿上古的質樸，反而失去了真實自然，今和古因此而不純，真和偽由此而淆亂。因此裴少期譏諷孫盛記載曹操平時說的話，卻全是春秋時吳王夫差將亡之時所說的。雖然言語很像《春秋》，事情卻完全不一徉。
【原文】
然自晉咸洛不守，龜鼎南遷，江左為禮樂之鄉，金陵實圖書之府。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，言喜風流，顛沛造次，不忘經籍。若《梁史》載高祖在圍中，見蕭正德而謂之曰︰“嚷其泣矣，何磋及矣。”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，謂其次子方諸曰︰“不有其廢，君何以興。”皆其類也。而史臣修飾，無所費功。其于中國則不然。何者？于斯時也，先王桑梓，剪為蠻貂，被發左社，充物神州。其中辯若駒支，學如鄭子，有時而遇，不可多得。而彥鶯修偽國諸史，收、弘撰《魏》、《周》立書。必諱彼夷音，變成華語，等楊由之听雀，如介葛之聞牛元，斯亦可矣。而于其間則有妄益文彩，虛加風物，援引《詩》、《書》，憲章《史》、《漢》，遂使沮渠、乞伏＠,儒雅比于元封；拓跋、宇文，德音同于正始。華而失實，過莫大焉。
【譯文】
自從西晉都城洛陽失守，政權南遷，江南成了講究禮樂的地方，金陵成了圖書聚集之處，所以東晉的風俗還能做到語言符合規範，喜好古代遺風。盡管顛沛流離之中，倉促不全之時，還是不忘經籍（如《梁史》記載梁高祖蕭衍在包圍中，見到蕭正德，就對他說︰“硬咽抽泣呀，又如何來得及呀。”湘東王蕭繹听說兒子蕭方等被殺，對他的二兒子蕭方諸說︰“假若不受一些損失，帝王之業如何建立。”都屬于此類）。因此史臣修飾文辭時，不需費多少氣力。對于中原地區來說就不一樣了。為什麼？在當時，古代先王的故鄉全都成了蠻貂居住之處，少數民族的服飾打扮充滿了神州大地。其中像駒支那樣的辯才，如鄭子那樣的學識，有時能夠遇到，卻不可多得。而崔彥鶯修撰十六國史，魏收、牛弘撰《魏書》、《北周書》，定要忌諱少數民族語言，把它變成華語，相當于楊由听懂鳥語，介葛盧分清牛話，這也還是可以的。但其中卻有妄自增加的文彩，憑空添上的風貌，援引《詩經》、《尚書》，仿效《史記》、《漢書》，于是使沮渠、乞伏這些政權，其儒雅可以與漢武帝相比，拓跋、宇文這些朝代，詔令完全與正始間的詔令相同，雖然華麗卻並不真實，沒有比這更錯誤的了。
【原文】
惟王、宋著書，敘元、高時事，抗詞正筆，務存直道，方言世語，由此畢彰。而今之學者，皆尤二子以言多滓穢，語傷淺俗。夫本質如此，而推過史臣，猶鑒者見蟆母多媛，而歸罪于明鏡也。
【譯文】
只有王勁、宋孝王著史書，敘述西魏元氏政權、北齊高氏政權的事，言詞正直，文筆公正，力求體現直筆的原則。地方口語，世俗言談，由此充分顯示。而今天的學者，責難這倆人，認為他們的書，語言中大多是污穢渣滓，過分淺薄世俗。其實當時本質就是這樣．卻把過失推給史臣。就好比從鏡子里看到膜母太丑，就歸罪于明鏡一樣。
【原文】
又世之議者，咸以北朝眾作，《周史》為工，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于古故也。夫以枉蝕虛言，都捐實事，便號以良直，師其模楷。如周太祖實名黑獺，魏本索頭．故當時有童謠曰︰“狐非狐，貉非貉，憔梨狗子嚙斷索。”又曰︰“灌灌頭團栗，河中狗子破爾苑。”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，數其罪二十。諸如此事，難可棄遺。而《周史》以為其事非雅，略而不載。賴君憊編錄，故得權聞于後。其事不傳于《北齊》，因而埋沒者，蓋亦多矣。是則董狐、南史，舉目可求；班固、華嬌，比肩皆是者矣。
【譯文】
還有，世俗輿論都認為北朝眾多史書中，《周史》是寫得最好的，大概是賞識它的記載言語的文體大多與古代相同的原因吧。假如因為它虛假文飾的言語，完全拋棄事實，就稱它為良史直筆，把它作為楷模（如周太祖其實名叫黑獺，元魏本來叫索頭，所以當時有童謠說︰“狐不是狐，貉不是貉，憔梨狗子咬斷索。”又說︰“灌灌頭，圓團團，河中狗子破你園。”還有，西魏皇帝下詔罵北齊神武帝高歡，歷數他二十條罪狀。諸如此類的事情，不應當遺棄。而《周史》認為這些事情不雅，就略而不載。靠王君憊編撰記錄，才能使後人得以听說。這一類的事情由于沒有在《北齊書》中記載，因而被埋沒的，大概還有不少）。如此一來，就使得董狐、南史，到處都是；班固、華嬌，摩肩接踵了。
【原文】
近有敦煌張太素、中山郎余令並稱著述者，自負史才。郎著《孝傳》，張著《隋後略》。凡所撰人語，皆依仿舊辭。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，其難類者，則忽而不取。料其所棄者，可勝紀者？
【譯文】
近來有敦煌的張太素、中山的郎余令一起以著述被人稱道，以有史才自負，郎徐令著有《孝子後傳》，張太素著有《隋後略》。所編撰的人物語言，都仿照過去的言詞，如果選擇言詞可以仿效古代的才寫，那些難以仿效的，就忽略不取，可以想象，被他們所遺棄的，還能夠計算嗎？
【原文】
蓋江舉罵商臣曰︰“呼！役夫，宜君王廢汝而立職。”漢王怒郵生曰︰“豎儒幾敗乃公事。”單固謂楊康曰︰“老奴，汝死自其分。”樂廣嘆衛珍曰︰“誰家生得寧馨兒。”斯並當時侮饅之詞，流俗鄙但之說。必播以唇吻，傳諸諷誦，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，不失清雅；而下之兩句，殊為魯樸者，何哉？蓋楚漢世隔，事已成古。魏晉年近，言猶類今。已古者即謂其文，猶今者乃驚其質。夫天地長久，風俗無恆，後之視今，亦猶今之視昔。而作者皆怯書今語，勇效昔言，不其惑乎？苟記言則約附《五經》，載語則依憑《三史》，是春秋之俗，戰國之風，與兩儀而並存，經千載其如一，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？
【譯文】
大概江舉罵商臣說︰“啊！賤東西，難怪君王要廢了你而立職為太子。”漢王對郵食其發怒說；“小子幾乎壞了老子的事。”單固對楊康說︰“老奴你死得合該。”樂廣見了衛珍感嘆說︰“這是哪家生了這樣的孩兒。”這些都是當時的侮辱輕視的語言，民間通俗粗野的說法。如果流傳于口頭，形之于文字，被人誦讀，而大家都認為前面兩句不失其清雅，而後面兩句特別拙樸，這是為什麼呢？原來楚漢和今天相隔時代久遠，已成為古事；魏晉和今天年代較近，語言還和今天類似。已經成了古代的事，我們就說它文雅；和今天類似的話，我們就驚訝于它的質樸。天地是永遠的，風俗不會固定不變。後人看今天，也就像我們今天看古代。可是寫書的人都害怕寫出今天的語言，而勇于仿效古代的語言，豈不糊涂嗎？
【原文】
蓋善為政者，不擇人而理。故俗無精粗，咸被其化。工為史者，不選事而書，故言無美惡，盡傳于後。若事皆不謬，言必近真，庶幾可與古人同居，何止得其糟粕而已？
【譯文】
善于治理的人，不選擇被治理的對象而能大治，所以無論風俗精粗，都能受到教化；工于編史的人，編寫時不要選擇事情，所以不管語言美丑，都寫下來傳至後代。假如事情都不是荒謬的，語言必定接近真實，差不多可以與古人接近了，何至于只是得到他們的糟粕呢？
